当代-2006年第4期-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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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汉会战的战报，中日双方出入较大。根据战后日方公布的资料，日军阵亡约九千五百人，伤二万六千人，共计三万五千五百人。（见《简明日本战史》（日）桑田悦、前原透编著，军事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中国方面统计，毙、伤日军约二十万人，缴获甚丰。而第九战区司令陈诚将军发表战报称：我军取得重大胜利，敌军伤、病、死亡人数当在三十五万左右。（见《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日军侵华势头受到遏制，中国抗战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第二十六章东方黎明
１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七月的一天，也就是黄河大水在中原大地泛滥一个多月之后，肖老大最早带走的那支船队意外地出现在武昌码头上。原来肖老大得知武汉形势危急，当机立断把机器卸在中途的宜昌码头，然后星夜兼程赶回武汉来救援。
八月初，我父亲一家遂得以撤离武汉。
当萧瑟秋风吹落遍地梧桐树叶的时候，日本侵略军的铁蹄终于踏上空荡荡的武汉大街，而此时满载裕华纱厂机器的庞大船队已经抵达上游数百公里外的宜昌码头。
宜昌为古往今来长江上最重要和繁忙的水运码头之一，也是长江航道的一个分界线。宜昌以下水面宽阔水势平缓，可通航千吨巨轮直达长江口，但是往上则是以滩多流急和航道险峻闻名天下的长江三峡，只能航行吃水浅吨位小的船只，人称“川江鬼门关”。由于大量内迁政府机关、学校工厂、人员家属以及撤退物资一齐涌来，狭窄的川江航道如同患上“肠梗阻”，每天限量放行船只，所以多数难民只好滞留在宜昌、沙市，沿江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日本人侦察出国民政府的撤退行动，他们从地面追击无望，于是天天派出飞机轰炸扫射，企图把转移入川的中国船只统统炸沉。
张松樵船队多次险遭没顶之灾。
最大一次灾难发生在万县。
敌机三十架轰炸万县，烧毁半座县城，码头船只亦不能幸免。裕华纱厂近半数机器设备被炸沉，人员多有伤亡，令张松樵百折不挠的建厂计划险些功亏一篑。直到次年元月，这支历尽千难万险伤痕累累的船队终于陆续抵达目的地重庆，据不完全统计，裕华纱厂在西迁途中损失惨重，幸存的机器设备只有不到迁厂前的五分之一。
史载：裕华纺织公司，厂址设在武胜门外中（下）新河，民国十年创设，资本额三百万元（银元），机器马力一千七百六十匹，员工二千四百余人，纱锭四万枚，布机五百台。每日出产粗、细棉纱一百二十余件，粗、细布一千余匹……武汉转进时因交通工具缺乏，仅纱锭布机拆迁重庆，其余机件均告损失。房屋亦拆毁过半。（武汉市档案馆、武汉市图书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合编《武汉抗战史料》５６２页）
史载：武汉入川的裕华纱厂……使四川从此有了机械化纺织业。（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抗战史略》３８０页）
２
公元２００３年，我为写作本书到黄泛区采访，行前父亲忽然讲起老家的事来。如今父亲已是将近八十岁的老人，他说很想知道那个地名叫做“邓氏宗祠”的老家究竟还有没有，是个什么模样？我理解老父亲的心愿，我们家族五代以内，唯一回过河南老家的人只有我爷爷张松樵，而且还是在上个世纪初叶，但是他老人家已于１９６０年去世，因此连我父亲也搞不清老家的确切位置和来龙去脉，所以我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念头踏上开往北方的火车。
一连几个月，我奔走在千里黄河故道上，虽经多方寻访，但是无论在今天的郑州还是开封、周口等地，要找到一座大半个世纪以前消失在黄水里的小村庄如同大海捞针。《黄河水利志》载：１９３８年花园口决堤，泛水淹没的各省、市、县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村庄遭到泛水直接席卷而去，民众伤亡惨重无法统计。仅以郑州郊区的郑县（现已划为郑州市）为例，泛水卷走大小村庄达二十三座，这些曾经人丁兴盛的村庄如今已经了无踪迹。另有遭到泛水严重冲毁的大小村庄七十二座，遭泛水浸泡受灾的大小村庄四十五座，共计一百四十余座，约占当时该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我寻根无果。
根据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发布的统计称，据不完全统计，泛水淹没冲毁村庄三千余座，房屋数百万间，死亡民众达八十九万人，逃离家园达三百九十一万人，受灾人数超过一千二百万……
《郑州文史资料》第二辑（黄河花园口掘堵专辑）载：黄泛区淹没豫、皖、苏三省总耕地面积的将近百分之三十；逃亡人口占三省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死亡人数为三省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七；损失财产总数为四万七千八百零七亿元（均按抗战前币值计算），农业收入减少四万七千四百七十四亿元，仅此两项相加即为九万五千二百八十一亿元……
……
黄河泛滥面积之大，淹死人畜之多，危害之烈，决口时间之长，以及损失之巨大，实为千古未有世所罕见。在中牟县，人们告诉我，这里许多村子都是抗战结束后由外地移民新建的，除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漫漫黄沙什么也没有，一年四季大风起兮尘飞扬，恍如来到西北戈壁滩。在周口，一位姓宋的农业技术员说，历史上黄河泛滥大都当年决口当年封堵，所以未留下严重后患。但是抗战时期的黄河改道达九年之久，不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空前损失，而且导致生态严重恶化，土地大面积沙化和盐碱化。在黄泛区，许多地方黄沙深达数米，已经不适宜耕种，这是致使该地区长期贫困落后的主要历史原因。而要改造这片面积几乎相当于台湾省的黄泛区，变沙滩为良田，至少需要好几代人的跨世纪努力。
在国家发改委，官员告诉我，黄河故道为中、东部贫困带走廊。由于历史原因，该地区多数县和县级市均为国家级贫困县。
在许多贫困乡村，我看见那里正在发生一些令人欣慰的变化，村民开始建起小楼，有的外墙还贴上闪亮的瓷砖。老人有活动中心，孩子们在村小教室里朗读课文，尽管一张张可爱的小脸蛋在寒风中冻得通红，他们清脆的声音还是像小鸟一样在初冬的阳光下张开翅膀高高飞翔……
……
我返回成都，把中原见闻如实禀告老父亲。
次日我看见客厅里多了几件东西，那是父亲把我从黄泛区拍回来的照片和一捧黄沙摆放在爷爷遗像前，相信爷爷的在天之灵也在注视着人世间的沧桑巨变，为中国和他故乡人民的幸福祈祷……
３
汪精卫下决心脱离重庆政府。
史载：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国民议会议长汪精卫邀蒋介石单独会谈，双方究竟谈些什么语焉不详，但是“语气激烈，不欢而散”。（《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蒋、汪最后一次会面的准确日期。两天之后的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等人悄然出逃越南河内，并于二十九日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正式走上投靠日本人的不归路。
据说蒋介石得知汪不辞而别的消息，连连冷笑，全无惊讶表情，令许多人深感意外不寒而栗。
汪精卫在越南河内一呆就是五个多月。
据２０００年台湾出版的史料称，汪精卫出走其实是上了日本人的当，掉进日本人设置的谈判陷阱中。惯于玩弄阴谋诡计的日本人从来不是正人君子，他们根本不打算兑现“重光堂会谈”的和平诺言，即“停战”和“撤军”两条，他们向汪精卫开出的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当汪精卫明白上当受骗为时已晚，据说他脸色惨白仰天长叹，对他的追随者表示，这辈子就是流亡国外也决不去日本，不同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日本人打交道。
这就是汪精卫长时间徘徊河内进退两难的原因。
但是此时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汪精卫一旦出走决无退路，他就像一条上钩的鱼儿只能无望地挣扎蹦跶。而已经达到目的的日本人则稳坐钓鱼台，他们清楚这个公开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的国民党第二号人物迟早必将就范，所以索性把他晾在河内暂不理睬。
一个意外事件的介入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僵持。
戴笠派特工潜入河内实施暗杀，不料阴差阳错地杀死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侥幸逃过一劫的汪精卫明白蒋介石决不会放过他，除了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人别无选择。
丧家之犬的汪精卫终于全面妥协，接受日本人的苛刻条件，这个自称“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反清志士终于完成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最后演出，沦为日本侵略者手下的一条乏走狗。日本人对这个傀儡头子唯一作出的安抚性让步就是，允许其在协议书中保留一项所谓“爱国条款”：“南京政府（即汪伪政府）军队不与国民政府军队直接作战”。
汪精卫至此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４
１９３８年岁末，蒋介石夫妇在随从幕僚簇拥下登上重庆黄山别墅观景台，凭栏远眺，蜿蜒长江和山城风景尽收眼底。
纵观即将过去的一年，抗日战场发生许多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惊涛骇浪乱石排空，但是中国抗战的航船毕竟还是渡过重重危机驶入安全的大后方港湾。尽管中日战局仍然波澜起伏错综复杂，但是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国民政府或者说蒋介石都成为这场对外战争的最大赢家。
来势汹汹的日本人虽然占领武汉，但是他们的攻势已经得到遏制，战力已达极限，尤其在北方战场，黄泛区已经变成一道天然屏障，令精疲力竭的日军短期内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势。空间和时间是蒋介石对付日本人的制胜武器，“以中国之广大，令日本人顾此失彼；以中国之四万万人口，陷日本人于长期抗战的泥淖之中”，说明蒋介石彻底完成对日作战的战略思想转变，决心以抗图存，以抗求变，等待国际局势变化。
与此同时，蒋介石借抗战之名一举完成梦寐以求的两件大事，即实现对南方各省的控制和排除党内异己。此前国民政府只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实际控制范围只及江苏、浙江和华中地区，不到全国五分之一，而东北、华北、西南、西北还有华南各省军阀拥兵自重，听管不听调，令蒋介石无计可施。但是日本入侵打破这种占山为王的封建割据局面。民族危亡之际，从前那些戒备森严的疆界壁垒一夜之间统统被打破，一盘散沙的各省军队不仅在抗战名义下归于中央政府统一指挥，而且中央军还能名正言顺地进驻华南、西南、西北诸省布防。“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抗战结束，已被牢牢控制的各省军阀还能独立得起来吗？他们还能逃出蒋委员长的手板心吗？所以从任何意义上说，尽管日本入侵是件坏事，但是蒋介石却把坏事变成好事，中央政府的实际管辖地盘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好几倍，成功地实现又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军“北伐”。
另一个胜利就是挤走党内最大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实现真正的权力统一。自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多次遭遇危机被迫下野，虽然大难不死化险为夷，但是每每处心积虑欲将他置于死地的危险敌人就是这位笑里藏刀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政治本身就是一场赌博，只不过这一次精明过人的汪精卫押错宝，他把赌注押在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人身上。
根据多年后披露的文件，汪精卫出走疑点多多，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蒋介石究竟知情还是不知情？据说蒋介石明知道汪精卫私下与日本人谈判却未加制止，对高宗武秘密访日以及此后“重光堂会谈”洞若观火，甚至还有史料称，蒋介石“本来完全可以阻止汪精卫外逃却佯作不知”，如此等等。这些学者据此推断，戴笠情报机构不仅完全掌握汪的动向，而且设下种种陷阱逼汪外逃，甚至派特工追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姑不论这些说法最终是否成立，现在汪精卫终于跳进火坑，蒋介石岂能不笑？
委员长终于笑出声来，笑得踌躇满志气象万千。
这一天蒋介石在黄山别墅接见多批客人，其中有一位衣着朴素神采奕奕的来宾，他代表一支来自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红色队伍来同蒋介石会面，协商国共合作抗日事宜。历史的端倪已经显现，来宾和他所代表的新生力量日后注定要取代国民党统治，造就一个跨世纪的红色共和国。来宾获准在重庆曾家岩开设八路军办事处，后人称其为“红岩村”。
来宾名字叫周恩来。
５
公元１９３９年的新年钟声在飞机空袭警报和大后方民众的和平祈祷中敲响，新的一年伴随着更加深重的苦难和同样更加顽强的希望悄悄来临。
我爷爷张松樵的裕华纱厂终于在重庆江北窍角沱开工，当年边建设边投入生产。在此后艰难困苦的抗战岁月里，工厂同后方人民一道经历了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恐怖的“重庆大轰炸”，厂房机器几乎毁于大火。更为悲惨的是，我爷爷的妹妹也就是我父亲的姑母全家五口不幸被敌人炸弹夺去生命，只有一个小名叫做“咪咪”的未满周岁的表妹奇迹般获救，她是被我父亲从火场里奋力抢救出来的。咪咪姑姑虽然捡回一条性命，但是智力受损，从此成了孤儿。张松樵也在轰炸中受伤，大腿盆骨多处粉碎性骨折，但是他老人家以惊人毅力重新站立起来，伤愈以后就再也离不开拐杖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松樵开办的另外两座新厂，成都裕华纱厂和广元大华纱厂也相继建成投产，加上原有的西安大华纱厂，至抗战结束，裕（大）华纺织集团垄断大后方一半以上的纺织品市场份额，并为大多数中国军队生产和提供军品，远远超越其他同行，一跃成为中国四十年代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集团。
我父亲在重庆继续念完初中，他的学生时代是伴随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不屈反抗一起度过的。他亲眼目睹１９４０年震惊中外的“较场口大轰炸惨案”，那次惨案共有万余平民妇孺在敌机空袭中窒息身亡，那种尸体成山的惨烈场面如同燃烧的弹片一样嵌进少年的幼小心灵，令他常常在睡梦中被疼痛和心中迸发的怒吼所惊醒。少年积蓄的民族仇恨终于在１９４３年的深秋像火山一样爆发，这个只有十七岁的高中生背着自己的父母投笔从戎，经过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空运来到南亚古国印度，成为中国驻印军一名普通士兵并从此投入波澜壮阔的中印缅盟军大反攻。
１９３９年，苦难深重的四万万中国民众在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中默默坚持，黄泛区人民在饥寒交迫和流离失所的泥泞道路上坚持，我爷爷张松樵和他的工厂也在敌机轰炸和死亡威胁下坚持。他们决不向敌人低头屈服。
这一年，他们终于迎来一个足以改变欧洲和中国命运的重大转折，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两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
命案高悬
胡学文
胡学文男，１９６７年生，现任职河北省张家口市文联。著有长篇小说《燃烧的苍白》，在《当代》、《十月》、《人民文学》等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