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弗洛伊德传-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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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午一点到九点，他都不吃东西。这两餐饭的间隔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过弗洛伊德已成习惯，一直到六十五岁后，才在下午五点时喝一杯咖啡。
弗洛伊德在用晚餐时，和中午心无二用的情形不同。这时他会很自在地和家人谈笑风生。吃过晚饭后，他还要散步一次，不过这一次散步通常是和他的太太、姨子或是他的女儿。有时候他们在这个时间内会到咖啡店坐一阵；夏天到兰德曼咖啡店，冬天则去中央饭店。有时候他的女儿们去看戏，弗洛伊德就和她们约好，让她们看完戏后在一个特定的路灯下会齐，然后护送她们回家。
弗洛伊德的大女儿，曾谈及一则有关他父亲对家人礼貌的故事。她说当他十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弗洛伊德请她走在他右边，一起出去散步，她的同学看到了，就告诉她说，这种走法不对。那位同学说儿女永远该走在父亲的左边。她就很骄傲的回答说：“我的父亲可不是这样，和他在一起，我永远是一位女士。”
散步回来后，他马上就回到他的书房去专心工作。首先是写回信，然后是写他的论文。此外，他还得为他主编的期刊下功夫，以及校对他自己的手稿，通常在一点以后才去睡觉。
星期日是休息日，这一天他没有病人。早晨，弗洛伊德总是和他家的一、两个人去看望他的母亲，去时若正巧碰到他的姐妹也在那里，他们就会谈个不停。弗洛伊德一向都是一个很看重家庭的男人，所以家里有什么困难问题，他都要参与处理，而且都会提出他的建议。在看望母亲时，弗洛伊德听多于说。不过每次听到严重的问题时（如钱财方面的问题），他就会和他的弟弟亚力山大静静地讨论商量。有时候他从母亲那里回来后会去拜访朋友，或是在家接待来访的客人，不过这种情形，一年中也难得有几次。后来，星期日成为弗洛伊德最喜欢的日子，他用这一天去看那些来自海外的精神分析界的朋友，因为只有在这样休息日才能花大量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弗洛伊德的亲密朋友钟斯就有好几次和他畅谈到凌晨三点。虽然这影响了他的睡眠时间，但他也觉得要结束一次津津有味的畅谈，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通常，星期日晚上，他的母亲和姐妹们都会过来一起聚餐，不过弗洛伊德从不耽搁时间。晚饭一过，他就溜到自己的房间去。如果有什么话要私下和他谈，就得到他的房间里去找他。对弗洛伊德来说，星期日固然是难得的休息日，但同时也是难得的写作时间。弗洛伊德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星期日写出来的。
在弗洛伊德的爱情生活中，玛莎确实是他唯一的对象，他视玛莎如珍宝，其重要性永在他人之上。虽然有种种迹象表明他的婚姻生活中比较热情的部分，比一般男人结束得早，不过他对玛莎始终都是很忠诚和挚爱的。有一位作家曾说：“玛莎简直成了洗烫刷扫的管家婆，她从来就没有休息过，也没想到过要休息，因为即使打扫干净了，也还有工作要做。”其实不尽然。玛莎虽然是一个很能干的主妇，但是对她而言，与其说家务第一，还不如说家庭第一来得确切。而且她也绝不是那种“保姆型”的人，实际上她是一个很重生活情趣的高级知识分子。她晚上的时间都用于念书，所以直到她死为止，她始终都能赶上最新的学术潮流。那时候许多当代有名的文人都曾到弗洛伊德家做客，其中德国大文豪托玛斯·曼的到访，更使玛莎欣喜若狂，因为托玛斯·曼是她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玛莎很少有机会（也许是没有兴趣）去探求纯学术性的研究，而且对她丈夫的研究工作也很少有什么特别认识。不过在弗洛伊德的信件中，偶尔会提到有关格拉底瓦、达芬奇、摩西等人的著作，其中有些知识是从她那里获知的。
有一位美国作家写过一本书，里面有关弗洛伊德和他的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两则是不够确切的。弗氏的儿子们念了这一段文字，都震惊得不得了。令他们惊奇的第一件事，是说弗洛伊德对孩子们的亲热，并不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事实恰恰相反，钟斯有一次就说，他亲眼看到他女儿趴在他的大腿上撒娇，那种情景，他那自然流露的感情真是表露无遗。对弗洛伊德而言，能和孩子们在一起，分享他们的快乐，是他的最大兴趣。假日，大家在一起时，他也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他的孩子们身上。更奇怪的一件事，是那位美国作家说弗洛伊德是一个严酷的父亲，说他的孩子是在敬畏、服从的严肃气氛之中长大的。其实正好相反，如果要找弗洛伊德教育孩子方法的毛病，唯一的一点也就是他那不寻常的宽大放任。在那个时代，让孩子们的性格自由发展，很少加以限制或惩处，是少有的现象。弗洛伊德显然已走在前面，而其效果也非常好，不管是他的儿子或女儿，他们后来的发展，都令人满意。
在弗洛伊德的家里，最不寻常的一点，就是那种出奇的和谐气氛，孩子们都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具有高度的幽默感。所以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欢笑，彼此之间偶尔也有挪揄，但是绝对没有恶意的玩笑或者无端的发脾气。这一家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想起他们之间曾有过争吵的事。
弗洛伊德常说，人生有三件事不能过多的打经济算盘，那就是：健康、教育和旅行。他还认为让孩子们穿着好的衣服，对于他们的自重、自爱也是很重要的。
弗洛伊德特别注意孩子们的假期和旅游，认为绝不能因为没有钱而扫他们的兴。所以在这方面，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而他们从来也不辜负他的好意，足以表明他的孩子有很好的性格。另一方面，由于他能设身处地和公平待人，使他常常为朋友的经济情况着想，而他的这个良好的品格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孩子们。他的大儿子的最知心的朋友是一个很穷的年轻人，但每当他们两人要一道去爬山旅行时，弗洛伊德一定先问清楚这位朋友带多少钱，然后他就按照那个数目给他的儿子，他认为这样做才不至于使那位朋友处于尴尬地位。
弗洛伊德的最主要的收入，是从诊治病人中获得。在当时，他的医疗费，每次是四十奥地利克朗，这在当时的维也纳算是较高的。他把每次看病所零星收集的钱尽可能节省下来，一部分积存起来，一部分用于满足他收集古董的嗜好。至于著作的收入，起先都是小数目，他就当做礼物分发给孩于们。送礼物是他最乐意做的事，而且，往往急于马上送出去，并且不耐烦等到适当的时机，所以每当碰到孩子的生日，虽然有他太太的阻止，但总是在前一天晚上，他就把礼物送到孩子的手上。这只不过是弗洛伊德热情的个性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已。每天早晨邮差来送信，也是他所热心等待的一件事。他不但很喜欢接信，假如他的朋友，不能象他那样很快回他的信的话，他往往很容易不耐烦起来。
弗洛伊德对于金钱上的往来交易，从来都是毫无兴趣，他把一切节省下来的钱都投资到保险和政府的债券上去，绝不搞证券交换的活动。不过他的这些积蓄都因奥国经济形势恶化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而赔得一干二净。后来他接受教训，等到又有了积蓄时，虽然还是投资到政府公债上去，但把大部分送到国外去，存在比较安全的银行里。
假日旅行对弗洛伊德有特别的意义。每次当他一搭上驶离维也纳的列车时，他就会大大地松一口气。在每次出外旅行之前好几个月，甚至早在半年多之前，他就和家人、亲友反复地讨论未来的旅游目的地，计划找一个迷人的消暑胜地。他常常会在复活节时去作一次试验性旅行，同时向家人写一份有趣的书面报告。他们全家对这都很感兴趣，他们提出的条件也很特别：一幢舒适的房子，里面要有一间弗洛伊德能写作的房间；要位于一定的海拔高度上，有充足的阳光，有清新的空气，附近要有可供散步的松林，要有充分的蘑菇可采撷，要有美丽的景色，最重要的是要宁静，要远离任何为游人响往的名胜。
弗洛伊德的假日消遣最突出的活动就是找蘑菇。在这方面他有出奇敏锐的眼光，他可以说出哪些地方有蘑菇，甚至在火车疾驰而过时，也能指出那些地方来。有时当他和孩子们一起出去找蘑菇时，会突然离开他们。这时，他的孩子们马上就意识到父亲在近处找到了蘑菇，果然，他们马上就听到他找到蘑菇的那股欢笑声。在找到蘑菇时，他常常静静地爬过去，然后，突然用帽子把那堆蘑菇盖住，仿佛它是一只鸟或蝴蝶，深怕它会飞去似的。此外，他们还会去找一些少见的野花；然后，等空闲时，再仔细地辨认分类。他的一个女儿曾经说，父亲喜欢教给他们三件事：野花的知识、找蘑菇的艺术、玩牌的技巧。而他本人在这三方面，确实都很内行。
在假期旅行中，弗洛伊德有两种偏向女性化的表现：（一）弗洛伊德没有方向的观念，一到乡村，老是找不到路回去。他的儿子说，当他们走一段比较长的路时，他会出人意料地向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走回去。但他也深知自己的这一弱点，能听从别人指点的路走。（二）他对旅行的详尽知识很不在意，例如他根本就不会看火车时刻表。所以比较复杂一些的旅行，都由他弟弟亚历山大，后来则由他儿子奥立沃安排，而他们两人在旅行方面都是专家。弗洛伊德常常为了赶一班火车，老早就到火车站等车，虽然用这样长的时间准备，但他的行李和其他东西，还是常常带错或漏掉。
弗洛伊德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但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利用工作之余继续写作。他有一种令人敬佩的责任感，不断地催促自己把经验所得、研究成果写成书面材料。当时，他在研究精神分析学方面的成果尽管不受重视，但他仍然专心致志地从事精神分析学的著述工作，也从不感到疲倦和气馁。晚上回家后，吃完晚饭就开始思索、动笔，一直到午夜。他经常熬夜到凌晨一、两点钟。他在十九世纪末写出的著作都是用连续几十个晚上写出来的。
弗洛伊德有动笔的喜好。他在工作和休息之后，坐在写字台前，就要拿起笔写东西——不是写信，就是写临床报告或写作。他的信和稿都是亲自写的，他很喜欢写字，一直到七十多岁以后，他才让女儿帮他抄写。
他在长期的写作中，练就了一手好文笔。他的文风优美、自然。他最讨厌作文方面的种种形式上的限制和规定。在他看来，文章应该成为表达思想的最好工具；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要矫揉造作，不要过于追求形式。他认为文字的优美和修词是必要的，但那也是为了更通顺、自然、流畅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如果因为追求形式的优美而妨碍了内容的表达，他宁愿停笔不写。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弗洛伊德除了工作和写作以外，很少有时间去进行社交活动。就连到戏院进行娱乐活动的时间都很少。有时很难得到戏院或音乐厅去欣赏莫札特的音乐或歌剧。
弗洛伊德从九十年代起参加了在维也纳的犹太人组织“伯奈伯利兹社”，平均每隔一周参加一次该社团的集会。在这个社团的集会上，他作了有关梦的学术报告，也听了许多举世闻名的犹太学者们的报告。
最使他难忘和激动的，是听到了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1835—1910）的有趣而深刻的报告。弗洛伊德早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就很欣赏马克·吐温的作品。他特别喜欢马克·吐温的那本《汤姆·莎耶历险记》。这本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弗洛伊德读了很多遍。当他同玛莎恋爱的时候，他就曾同玛莎一起反复鉴赏《汤姆·莎耶历险记》。弗洛伊德也很爱读马克·吐温和华尔纳合著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马克·吐温对当时社会的尖刻揭露和他那诙谐、幽默的文笔给弗洛伊德很深的印象。
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同外界的联系，最集中地反映在他同他的朋友弗莱斯的通讯来往中。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来往信件，成为后人研究弗洛伊德学说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文献。
威廉·弗莱斯（1858—1928），同弗洛伊德一样，是布洛伊尔教授的学生。一八八七年，当弗莱斯在维也纳读书的时候，布洛伊尔教授把弗莱斯介绍给弗洛伊德，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十五年的亲密友谊。
弗莱斯是耳鼻喉科医生，在柏林开业。他有火一般的热情，能言善辩。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具有迷人的吸引力。他很喜欢跟朋友谈论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他具备了德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思辨性”，喜欢对他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冥思苦索，非要追根究底不可。哲学思维和逻辑推理的习惯，往往会把他和他的朋友引入极其抽象和极其深刻的“本质”中去。但他也兼备了主观武断的作风，不喜欢听取反对意见，不肯接受别人的批评。这种狭隘的品格很快就成了导致他同弗洛伊德的友谊走向彻底破裂的隐患。
由于弗莱斯有很广泛的爱好和兴趣，所以，他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内也是多面手。正是由于他的这一特点，使他成为博学的弗洛伊德的合适对手和笔友。
一八八七年，当弗莱斯作为布洛伊尔的研究生来到维也纳的时候，他刚刚二十九岁。布洛伊尔当时很器重弗洛伊德，所以，布洛伊尔建议弗莱斯去听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系统解剖学和功能形态的讲演。
接着，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弗洛伊德和弗莱斯为双方的卓越见解而互相钦佩。
弗洛伊德说，在那段时期内，弗莱斯始终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和他的科学研究活动的最热情的支持者。
当时，弗洛伊德正进入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时期。近二十年的医学研究和实践已经把弗洛伊德从一般医学研究转向神经系统的研究，又从一般神经系统生理和病理的研究转入精神病机制和治疗的探讨和实践，最后，又从歇斯底里疾病的研究中得出了关于人类一般心理活动规律的普遍性结论。众所周知，他在这一时期，已经下定决心从歇斯底里研究转而集中探索那导致神经病的一般心理性根源，把注意力指向了人类意识生活背后的神秘精神力量——潜意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已把理论上的探索同自我分析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转折时期，弗洛伊德把弗莱斯看作最亲密的朋友。因此，很自然地，弗莱斯成为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重大科学成果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位听众，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每一个重大发现、每一个思维成果都迅速地、直率地在信中告诉给弗莱斯。
当时，弗洛伊德也正处于受排斥的时候。他在科学上的发现被医学界视为“异端”；平时热情地支持他的布洛伊尔教授也开始与他疏远。在《精神分析学的起源》一书中，弗洛伊德对弗莱斯直截了当地说：“我需要你作我的听众。”
对弗洛伊德来说，弗莱斯是一位难能可贵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弗洛伊德对弗莱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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