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弗洛伊德传-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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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遗忘现象，马上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弗洛伊德说：“辛诺雷里这个名字之所以被遗忘，既不是由于它在字面结构方面有什么奇特之处，也不是因为这个字所出现的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心理学上的特征。对我来说，这个被遗忘的名字（即辛诺雷里）是和波提切里一样熟悉，而且，它甚至比第二个代之而起的名字波查菲奥更熟悉。对于波查菲奥，我顶多只知道他是一个属于米兰学派的艺术家。”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在此时此地所发生的遗忘现象，似乎是很不合乎情理的。为什么一个很熟悉的名字会突然忘记呢？为什么在绞尽脑汁回想被突然遗忘的熟悉名字时，反而冒出另一个不太熟悉的名字呢？
为了探索这个奇怪的心理活动的出现根源，弗洛伊德冷静地进行自我分析，细致地追忆了当时谈话的背景，详细地搜索自己在谈话前后的心理活动踪迹。
为便于读者了解弗洛伊德对此一现象的分析过程，我先把与此有关的德文原文排列如下：
Signorelli Botticelli Boltraffio
（辛诺雷里） （波提切里） （波查菲奥）
Herzegovina Bosnia Trafoi
（黑尔兹哥维那） （波希尼亚） （特拉伏伊）
Herr
（德文“先生”）
发生这次遗忘现象的时候，弗洛伊德正坐在一辆马车上，和一位陌生人从拉古沙（Ragusa）经达尔马希亚（Dalmatin）到黑尔兹哥维那（Herzegovina）去。他们一边坐车，一边谈话，话题转到意大利的旅游生活。这时弗洛伊德问自己的旅伴有否看过《最后的审判》那幅名画？
经分析，发现遗忘的机制确实遵循一条客观的规律。在转到这个话题以前，弗洛伊德还同他的旅伴谈论波希尼亚（Bosnia）和黑尔兹哥维那的土耳其人的风俗习惯。这些土耳其人都信天命。弗洛伊德对那位旅伴说道，他在那里认识的一位医生曾经告诉他，当地的土耳其人对医生的诊断绝对服从，并把这些诊断看作是一种无可违抗、难以逃脱的命运。所以，每当医生诊断完了以后，土耳其人都会说：“先生（德文是Herr），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听天由命吧！”
弗洛伊德发现，在Bosnia，Herzegovina和Herr这几个字之间有一种偶然的字面联系。但如果仅仅有这些联系，还不能使弗洛伊德只想起Botticelli和Boltraffio，而想不起Signorel li这个字。
弗洛伊德还回想起，在他谈论土耳其人的习惯时，当他的话还没说完以前，就已在脑中迫不及待地想说另一件事，但由于这件事与“性”有关，弗洛伊德不好意思露骨地同一个陌生人谈论“性”的问题，所以，他不由得暂时地缩回这个念头。弗洛伊德内心深处的这一潜伏的思路变化，又使他内心不由自主地勾引出数周前在特拉伏伊（Trafoi）遇到的一件事，即他听到自己所诊治的一位病人因“性不调”症而死亡。弗洛伊德在分析中认为，在这次旅途谈话中，他的思路只联想到波希尼亚土耳其人有关“性”的习俗，并没有有意地联想特拉伏伊（Trafoi）所遇到的事，但由于冒出的Boltraffio同tr afoi有相似的字面结构（指前一个字的字尾结构——traffio 和Trafoi之间的近似），所以，弗洛伊德断定：在他同那位旅伴谈话时，当他内心想说土耳其人“性”习俗而又没敢说出时，他的潜意识中储藏着的、数周前在Trafoi遇到的“性”病病例又暗自活跃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他要说《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冒出了一位在平时并不很熟悉的Boltraffio这个名字来。
弗洛伊德认为，这里不仅反映了潜意识的存在，而且也表明“潜抑”的存在。
上面所提到的那件发生于Trafoi的“性”病例，是弗洛伊德数周来一直不愿提起的事情。因为他自己曾费尽心力为那位患“性不调”的病人作过治疗，但结果那位病人还是不治而亡。这在弗洛伊德的心中引起了很不愉快的感情，所以，在这次赴黑尔兹哥维那的途中，弗洛伊德一点也不想回忆Traf oi遇到的事。问题恰恰就在于他有意要加以遗忘的事（在traf oi听到的那件不愉快的“性不调”病例）突然冒出来了，而他不想忘掉的事（《最后的审判》的作者出Signorelli）却偏偏遗忘了。
弗洛伊德认为，Signorelli这个名字的遗忘是一种“偶发的事件”。这一偶发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在这次谈话中，弗洛伊德心中的一种动机（即不愿与陌生人谈“性”事）切断了他的思路（即谈论土耳其人的风俗）中各个观念的联系，接着，他又有意地想把与“性”有关的观念统统赶出“意识界”。他的这些思路变化使潜意识中一向受到潜抑的东西承受更大的压力，因而也使它们暗自活跃起来。因此，当弗洛伊德要谈论Signorelli的时候，这些早已暗自活动的潜意识就借着意识界中出现过的Bosnia、Herzegovina、Herr、Trafoi等字眼，化装成Botticelli和Boltraffio的字面形式而强行表现出来了。
在这里，Signorelli这个字被分割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与德文Herr的英译字Sir（因为在同他的旅伴谈话时，弗洛伊德是把自己的思维中的德语译成英语后表达出来的）有关，后一部分和Botticelli的后半部结构相近。
弗洛伊德说：“我认为关于波希尼亚土耳其人风俗等这条思路，阻挠了紧接而来的思路，因为我的注意力在那后来的思绪尚未结束之前，就已经溜了出来，想要联想到我记忆中的另一件逸闻上去：此地的土耳其人，把性的欢乐视为最宝贵的事情，因此，每遇性不调时……往往会对医生说：‘你知道，先生（Herr），性那个东西停止了，生命就没有什么意义的了。’我当时忍住了，没能把这个特色说出来，因为我不愿意和陌生人谈论这样露骨的话题……我把注意力引离了那个可能和‘死亡与性’的问题发生关联的思维。”
弗洛伊德认为，在谈话中，一直被潜抑的主题——死亡与性可以联带地控制住我们所要说的名字，因而把它一起潜抑下去。而被潜抑的因素又“在不断地努力着找出口”，因而它可能会借助意识界中曾经活跃的因素而“转移”出去，冒了出来。弗洛伊德把这类遗忘现象简单地称为“新的话题为先前的话题所阻”。
当然，弗洛伊德说，在谈话中，那些被潜抑的因素不一定都会成功地借助意识中的某些有关联的因素而冒现出来。这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潜抑往往是成功的。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否有借着意识中的代用名字而表现出来，似乎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注意力；第二，附着于心理上的内在决定因素。
在分析了专有名词的遗忘之后，弗洛伊德又分析了外国字的遗忘。这对大多数正在学习外文的青年学生来说，显然是有指导意义的。
有一年夏天，弗洛伊德在出发旅游途中遇到一位老朋友。这两位犹太人很自然地谈论起犹太人的遭遇，这位朋友深感怀才不遇。他以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著名诗句来结束这席颇有感触的谈话：“Exoriare……”。这是维吉尔的著名史诗《伊尼特》中的一句话。
维吉尔生于农民家庭，很善于仿希腊忒俄克里托斯诗体作《牧歌集》，描写田园生活。后来，他又写《农事诗集》，继继以农业生产为题材，论述节令对农业生产的关系，介绍了相当多的农业知识。但他的代表作，是弗洛伊德经常提到的《伊尼特》史诗。这首诗歌颂了罗马历史，赞扬帝国制度，企图以此鼓舞人民，巩固奥古斯都大帝的统治。这首史诗描述了特洛伊城王子阿伊尼阿斯的故事。阿伊尼阿斯是维纳斯的儿子，于特洛伊城沦陷后漂泊海上，后来在意大利建国，遂成罗马人的祖先。在阿伊尼阿斯漂落到迦太基的时候，他同迦太基女王黛朵相恋。黛朵保护了他，但他却驾船而去，抛弃黛朵。黛朵含忿自焚，临死前就说了上面那句话：“Exoriare……”
但是，弗洛伊德的那位老朋友没有准确地记起黛朵说的整个句子，他说：“Exoriar （e） ex nostris ossibus ultor！”（必有复仇者来自朕之骨肉！）弗洛伊德加以矫正说：“Exori ar （e） aliquis nostris ex ossibus ultor！”（必有人来自朕之骨肉而成为复仇者！）
显然，弗洛伊德的那位朋友漏掉了“aliquis”（“有人”）这个词，这是不是因为那位朋友不熟悉这句话呢？经弗洛伊德了解，并不是这样。他的遗忘是有心理上的原因的。
弗洛伊德抓住了这个难得的例子进行分析。他请这位朋友毫无顾忌地把自己在说出上面那句话以前的全部思路讲出来。他发现，他所以遗忘“aliquis”这个词是同他在最近的一些经历有密切联系。
在这以前，这位朋友曾到意大利旅行，在意大利旅游时，他与陪同他游那不勒斯的意大利女郎发生了性关系。因此，他最近以来一直焦急地等待着关于那位女郎的月经情况的消息。所以，一切与妇女月经有关的词都可能会引起他的神经过敏。根据弗洛伊德以往建立的潜意识理论，一切“痛苦的”、“不幸的”经验，往往是被人们“潜抑”着，压在心里底层。但它越是被压抑，越要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表现出来。
这些潜意识冲破“潜抑”的普遍途径，是乘意识不备时，借助意识中出现的有关联的因素，把自己“化装”成类似的因素，然后把自己的“潜能”转移出去，从而达到潜意识自我表现的目的和愿望。
由于借助“转移”、“化装”的手法，所以，潜意识因素的“溜”出，必然会连带阻止意识界中其他有关因素，致使那些熟悉的，甚至到了舌尖上的事情被挡了回去——也就是说，迫使意识反而把不该被压抑的因素压制下去。这种心理机制同上面说的Signorelli的遗忘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同这位旧友的谈话中，由于他有一段不愿想起的不愉快事情——与意大利女人的来往，使他也时时把这段丑闻和自己的顾虑压抑着。但是，当他谈到这一代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时，由于他想起维吉尔的那首《伊尼特》史诗，使他触及到了他的上述“心病”。他要说出的那句话：“Exoriare……］，很明白地表示那位黛朵女王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她的下一代——“必‘有人’来自朕之骨肉而成为复仇者！”“有人”（原文为aliquis）二字直接与那位朋友多日来思虑的“孩子”问题有关——他最怕那位意大利女郎不来月经而怀孕。此外，“aliq uis”这个字，从字面上可以分割成“a”（无）和“liquis”（液体）两部分，而“液体”一词与“月经”的“血”有关。上面“复仇”一事又与那位朋友记忆中的特连特（Trent）教堂上摆设的圣者西蒙的遗物相关。他说：由圣者遗物，使他“想到往昔的迫害如今复施于犹太人身上……”。但是，“圣者”又使这位朋友想起最近一本意大利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圣奥古斯丁论女人》以及另一位圣者——圣詹努阿里斯的“血液”的事迹。在这里，有几个因素已经与这位朋友的性丑闻发生了关联：①圣詹努阿里斯和圣奥古斯丁的名字与“一月”和“八月”有关，即与“月份”有关，因而也与“月经”有关。②圣詹努阿里斯的血放在一个小瓶子里，每到一个节日，神迹显灵，血就会“液化”，这又与“月经”有关。弗洛伊德在分析中指出，这位朋友在谈论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时，由于在他的潜意识中潜抑着自己的性丑闻，很怕提到与此有关的“月经”、“孩子”、“月份”、“液化”，也怕与此间接有关的“圣者”等字眼，才使他遗忘掉“a—liquis”（无——液体）这个字。
那位朋友在听了弗洛伊德的分析后，一方面佩服弗洛伊德在分析过程中的认真作风，另一方面则说一切联系不过是“巧合”而已。他的这种看法恰恰很典型地反映了一般人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观点。一般人往往认为，弗洛伊德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巧合”，甚至带有相当严重的“牵强附会”。
弗洛伊德怎样回答这类怀疑和反驳呢？弗洛伊德说：“究竟你能不能用巧合来解释所有这些关联，只有留待你自己决定了。然而我却可以告诉你，每一个类似的例于，只要你着手去分析它，都会得到这样一些奇特的‘巧合’！”
这就是说，这些“巧合”恰恰证明每一个心理现象都有它的客观规律可循。弗洛伊德是这样来描述这一客观规律的具体内容的：“经由潜抑作用，放散出来的内在矛盾，导致思想的干扰。”
弗洛伊德所总结的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上述场合，也适用于本国文字的遗忘。
弗洛伊德想起他的同事布里尔谈到的一件事情。
有一天，布里尔同一位才气横溢的女郎谈天，她不时引用英国诗人济慈（1795—1821）的诗句，这首诗的题目是《阿波罗颂》。她背诵道：
在你家乡所居的西厢金殿里，诗人们曾高雅地讲述那些过迟来临的平凡真理。
这首诗的英语原文是：
In thy western house of gold
Where thou lives in thy state；
Bards；that once sublimely told
Prosaic truths that came too late。
这位女郎在朗诵这首诗时，踌躇再三，总觉得最后一行诗句有问题。当她查书的时候，令她惊奇的是，不仅最后一行有差错，而且其他地方也错了很多。
正确的原文应该是：
当你闲坐在家乡的
西厢金殿里，
诗人开始高雅地谈论着
英雄的事迹和命运的颂歌。
在英语里，这段诗的原文是：
In thy western halls of gold
When thou sittest in thy state；
Bards；that erst sublimely told
Heroic deeds and song of fate．
文中画了黑线的词，都是背错了的地方。错误有这么多，究竟从何而来？那位女郎归咎于自己记忆不好。但布里尔说她的记忆力是比较强的，平时背诵诗句很少出差错。
布里尔和弗洛伊德一样，不把这些差错孤立起来看。
布里尔记起在背诵这首诗以前，他们一起讨论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问题。她记得雨果（1802”1885）说过这样一句话：爱情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它可以使一位女店员成为天使或仙女。她又说：“只有在恋爱中的人，才会对人性投予盲目的信心。在恋爱中，什么都是完整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美丽的，而且……每一样东西都象诗一样虚幻。但是那毕竟是一种奇妙的经验－－－尽管随之而来经常是一种可怕的失望，但也值得去体验，爱可以把我们提升到与诸神等同的地位，引导我们走向各种艺术活动，使我们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我们不但可以记诵诗歌，引用其中的诗句，甚至都可以变为诗神阿波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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