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弗洛伊德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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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夏末，弗洛伊德与费伦齐一起到巴黎和南意大利度假。他们从巴黎到佛洛伦斯、罗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
一九一零年整个一年，弗洛伊德是在异常忙碌的气氛中度过的。这一年，他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但也遇到了许多麻烦的事情。
第十四章 阿德勒与斯泰克尔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
在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三年间，欧洲的精神分析学运动发生了两起大分裂。这两起分裂是在原先居于此新兴科学要津的阿德勒和容格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两起分裂运动声势都很浩大，很快就有许多人追随他们。但他们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他们自己的理论上的新创造，而是借助于他们所提出的一种诱惑手段——他们说可以不必排斥精神分析学的实际内涵，而可以把其中一些令人可厌的成分驱逐出去。容格想给精神分析作一种抽象的、非人格性的和非历史性的解释，以便借此避免婴儿性征、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以及对幼儿时期进行心理分析等重要观点和重要方法。阿德勒似乎离精神分析更远，他完全否认性的重要性，把人格和神经病的形成，统统归结为人类的权力欲及弥补人体体质缺陷的欲望上。他把精神分析学所发现的心理学原则，弃之不顾；然而，他所抛弃的东西又被他以别的名义进行改头换面，然后又强行挤进他所设计的密闭系统中，比如说，他的所谓“男性的抗议”，其实就是不正当的、带有性的色彩的压抑作用。……
弗洛伊德的这一段话，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从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三年间所发生的重要分裂。
很明显，这次分裂的发生并非偶然。早在“精神分析运动”兴起之时，便已埋下了分裂和对立的种子。在纽伦堡大会上，阿德勒与斯泰克尔就已经对弗洛伊德把大会领导权交给“外国人”——瑞士人容格——而不满。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这次分裂不仅起于组织上的分歧和领导权的争夺，而且，主要是起于学术观点上的根本性分歧；由此看来，这次分裂是不可避兔的。
同阿德勒的分裂是在一九—一年发生的。这件事对弗洛伊德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因为这一分歧不仅意味着组织上的分裂，而且，更重要的，它意味着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弗洛伊德的性的理论在他的精神分析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通过与阿德勒等人的分裂，我们将再次看到弗洛伊德的性的理论的重要内容，及其明显的片面性。一方面，他的性的理论同他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一样是从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因而，它包含了某些重要的科学价值，对于治疗精神病人和分析人的心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片面地夸大了性的心理在整个人类心理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走向把“性”的问题看作一切心理问题的“决定性根源”的极端中去。显然，弗洛伊德忽视了人的其他活动对人类心理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理论的这一弱点，从一开始就隐藏着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
第一种发展前途，就是实事求是地克服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这一弱点，来纠正、改正弗洛伊德的性理论，使精神分析学这门科学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第二种前途就是抓住弗洛伊德的性理论的弱点，全部否定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另起炉灶，建立一个与弗洛伊德的整个理论体系根本对立的新理论，其结果，就是把弗洛伊德的性理论连同他的其他理论一起全部抛弃掉。
事实证明，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上述两种发展可能性一直存在着，并直接关系到精神分析学这门科学的命运。换句话说，两种命运同时存在，相互交错，使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过程呈现出许多矛盾的现象。现简略地介绍有关人物及其观点。
阿弗勒德·阿德勒（187O—1973）是维也纳人，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的早期追随者之一。早在一九零八年，当阿德勒作为为数不多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周三讨论会”的成员而参加学术讨论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明显的分歧性意见。有一次，在弗洛伊德的寓所召开的“周三讨论会”上，阿德勒坚决反对奥多·兰克宣读的一篇论文的观点。阿德勒认为在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中，“性起着较小的作用”。阿德勒在批评兰克的论文时，还明确地说，兰克的观点无非是重复了弗洛伊德教授的观点。这就表明，阿德勒所反对的，不只是兰克的观点，而是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
弗洛伊德也早就发现阿德勒在理论上同自己的分歧。弗洛伊德看到，阿德勒特别重视社会环境对人类心理的影响，很重视环境、教育方面的条件的作用。阿德勒是在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中最早研究教育问题的人。此外，与弗洛伊德的那种不太关心政治的态度相反，阿德勒很积极地参与政治运动，据说他是一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希望通过教育方面的改革和精神治疗法的作用来改造整个社会。钟斯说，阿德勒的妻子是一位俄国妇女；当时流亡于维也纳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之一托洛茨基经常与阿德勒的妻子拉伊莎交往。
简单地说，阿德勒同弗洛伊德在理论上的分歧，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如果说弗洛伊德在追寻精神病根源和分析人类心理活动时很重视心理内部的因素的话，那么，阿德勒就强调社会的和实际生活过程的作用。他尤其强调儿童所受的教育与成年人所受的再教育对改造心理所起的作用。例如，阿德勒认为，环境对儿童心理所起的重要影响可以从独生子、孤儿与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儿童在心理方面的差异中辨别出来。同样，在治疗精神病症时，弗洛伊德很重视那些已经积压成“潜意识”的“以往经验”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只要找出导致精神病的以往经验，就可以很自然地找出治好疾病的关键。阿德勒则认为以往的经验仅仅是产生精神病的一个根源，要治好疾病主要取决于外界环境条件的改变及病人的适应能力的培养。
第二，弗洛伊德很重视“性”的因素，而阿德勒认为促使人们行动的是“追求权力”的欲望、胜过他人的野心等等。
第三，阿德勒的心理学以“卑劣感”为中心概念，提出了“补偿论”。在阿德勒看来，人人都有“卑劣感”；只是有人能克服或超越它，有的人则只能作卑劣感的奴隶。人从小孩的时候起，就有卑劣感。例如，儿童在不会站立时，就想站起来，在不会走路时，就想要走路。其结果，屡次的失败就会使他们产生一种“自卑感”，觉得自己事事无能。但是，在外界和环境的不断刺激下，小孩子往往或多或少地产生一种克服“卑劣感”的心理，这就是“权力欲”的萌芽。在阿德勒看来，权力欲就是对于“卑劣感”的“补偿”。在日常失活中，有很多“补偿”的例子。如失去右手的人，就善于使用左手。补偿的努力人人都有，但其程度和效果并不一样。有的人的补偿努力不能持久，会中途退缩，因而达不到补偿的目的；有的人则努力地达到补偿与“卑劣地位”的平衡；还有的人则会使补偿超出原来的“卑劣性”，被称为“超度补偿”，结果，原来的卑劣地位转化成为”优越地位”。例如，口吃的德漠斯特纳斯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克服了口吃，成为古希腊雅典的最著名的雄辩家。他在马其顿入侵希腊时，发表动人演说，谴责马其顿王腓力二世的野心。所以，在阿德勒那里，德漠斯特纳斯成了“超度补偿”的典型。卑劣感表现在性的方面，就出现了女性的卑劣感，其结果使女性产生“男性的抗议”，意即女性拒绝当女性角色，争取成为男性角色。
弗洛伊德对于阿德勒的这些观点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弗洛伊德认为，阿德勒的这些观点必然走向对潜意识理论的否定。在给费伦齐的信中，弗洛伊德轻蔑地称阿德勒为“小弗莱斯”。弗洛伊德还认为，阿德勒的理论同尼采的“追求权力的意志论”毫无差别。
阿德勒也不愿向弗洛伊德妥协，他强调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独创性，并自称他的心理学是一种“个人心理学”。但他解释说，他所说的“个人”是“不可分割的”。他声明，他用“个人”这个词仅仅强调“人格”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当然，阿德勒的观点并不是一下子全部暴露出来。它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但是，他的所有这些观点，从萌芽的时候起，就显示出与弗洛伊德基本理论的格格不入。所以，在一九—一春天，阿德勒便与弗洛伊德公开决裂。
同阿德勒一起与弗洛伊德发生决裂的，还有另一位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威廉·斯泰克尔（1868－1940）。
斯泰克尔，也和阿德勒一样，很早就积极参加在弗洛伊德家中举行的“周三讨论会”。但严格说来，他并不是一个科学研究人员，更谈不上是一个理论家。他和阿德勒不同，对于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并不感兴趣。他所注重的是实际问题。此外，他和阿德勒的另一个不同点是对潜意识的态度。阿德勒似乎否认潜意识的存在，斯泰克尔则承认潜意识的存在及其作用。
由于注重经验与实际问题，斯泰克尔在“象征学”方面有一定的贡献。一九—一年，斯泰克尔发表了关于梦的著作，就在这部著作中，斯泰克尔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象征学”。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也私下承认斯泰克尔的贡献。
斯泰克尔的性格，还是比较热情、乐观。弗洛伊德有一次对赫依兹曼谈到斯泰克尔，说：“他不过是一个吹鼓手而已，但我仍然还是很喜欢他。”弗洛伊德的这个评价虽然有点过分，但毕竟点出了他的个性中的弱点——不踏实。他的性格只适于交际，而不利于科学研究。他的浮夸作风，使他的科学论文缺乏扎扎实实的论据和论证。有一次，弗洛伊德问斯泰克尔，在他的文章中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么多的病人。斯泰克尔毫不在乎地说：“他们都是我假设出来的”。弗洛伊德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深感不满，因此，弗洛伊德建议《精神分析中心杂志》不要刊载斯泰克尔的不牢靠的文章。
弗洛伊德认为，斯泰克尔没有主见，随风倒，人云亦云。弗洛伊德曾说，斯泰克尔只是阿德勒的“附属品”。
弗洛伊德同斯泰克尔的决裂是在一九一二年五月。分裂的导火线是斯泰克尔同塔乌斯克的争吵。弗洛德伊很讨厌他们之间的争吵。但弗洛伊德觉得塔乌斯克毕竟有独特的才能，所以，弗洛伊德准备从一九一二年起让塔乌斯克主办《精神分析中心杂志》。斯泰克尔则表示，他绝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这个组织上的安排，他“绝不允许塔乌斯克的文章发表在师心杂志》上”。显然，斯泰克尔已经表现出目中无人的态度，他以为他在“象征学”方面的成就已经可以使他取得与弗洛伊德平起平坐的“领导人”的地位。斯泰克尔经常说，“站在巨人肩上的一个侏儒可以看到远比巨人广阔得多的视野。”当弗洛伊德听到斯泰克尔喜欢说的这句话时，很严肃地说：“可能是这样，但呆在天文学家头上的虱子并不这样。”
最后，斯泰克尔的狂妄自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他竟写信通知出版商停止出版《中心杂志》。这样，弗洛伊德同他的决裂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事情。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六日，斯泰克尔宣布退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弗洛伊德为此写信给阿伯拉罕说：“我很高兴，斯泰克尔终于自己走自己的路。……他是一个很不可靠的人。”
同阿德勒与斯泰克尔的决裂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理论本身的内在矛盾的表面化，暴露了这一理论的弱点。虽然很难简单地评论双方的对错，但它毕竟说明精神分析这一新理论还有待从多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和论证。
第十五章 揭示迷信的心理根源
弗洛伊德所出身的家庭以及他所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都是充斥着宗教迷信的烟雾和气氛的。他在那样的客观条件下长大、受教育，但却没有沾染上宗教迷信的污迹。他从懂事的时候起，他的保姆就带他去教堂，给他讲圣经故事，他爸爸妈妈又给他系统的宗教教育。他听着、思考着这一切。但随着知识的增长，经验的积累，他终于怀疑这一切，并坚决地鄙视它们，抛弃它们。他把目光转向自然界，转向现实生活，转向人体及其活动本身，发现客观事物的奥秘就在它们自身。他象达尔文那样，认为不需要从超自然中寻找事物的本质。所以，当他研究心理的时候，他也只在人体内部，在人心内部，在人所生活的现实环境中，寻找和探索规律。他在著作中多次批判超自然的力量，批判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更重要的是，他还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生活行为和实际体验表示他同宗教迷信势力的决裂。
更可贵的是，弗洛伊德并不是对宗教归结为简单的“谩骂”，他在指出宗教迷信的谬误之后，还认真地、科学地分析产生迷信的心理根源。
事情还是从《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的第十二章——命定论、机遇和迷信——谈起。在那一章中，弗洛伊德从日常生活现象探索迷信心理的产生根源。
弗洛伊德举例说，一九零四年初，他度假归来。照例，每天要去探望一个九十岁高龄的女病人。“工作是那样单调无聊，在去看病的路上和看病当中，潜意识一不小心便要透露出来。她已超过九十高龄，所以，每过一年，我便要自问，她到底还能活多久。”这就是说，在给这位老病人看病前，早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弗洛伊德的内心中隐藏着一种想法：认为她已过九旬，实在无根治的希望，因而每天两次着她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治疗。实在没有多大必要。这种思想循环往复地出现，又被压抑下去，强迫自己去给她看病，因而，在弗洛伊德的心中已经逐渐形成关于不愿给她看病的潜意识。
有一天，弗洛伊德匆匆搭了一辆车去。停车站上每位马车夫原都熟知她的家址，因为弗洛伊德常雇他们的车去。可是，那天车过其门而不停，车夫把车驾到另一条外观相似的街道，停在同样的号码前。
弗洛伊德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意外的差错。但是，它同任何一种“偶发行为”（见《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及本书第十章）一样，是潜意识的表现——是弗洛伊德心中不太愿意给这位老病人看病的心理的表现。
弗洛伊德说：“但是，如果我迷信，我会把它当作预兆，认为是在暗示着老妇人的大限已近，活不过今年了。历史上无数有名的预兆，大多数也不过是玩弄这种象征的手法而已。”
弗洛伊德很坚定地说：“我不相信与我的心理活动无关的事情能泄露天机、预卜未来的真相；但我相信，我自己心理活动的无意中的表露，一定是包含着隐瞒于其内的某些因素。也就是说，我相信外在的（实在的）事可以是偶然的，但不相信内在的（精神的）现象会是意外的。迷信的人正好相反，他们对偶发的错误行为的动机一无所悉，他相信精神生活里有所谓偶然或意外；所以他不免就常在外在的偶然事件中寻找其‘意义’，在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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