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弗洛伊德传-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欲”的爆发，“死亡本能”的体现。　
　　四十年代末，法国导演们在时装家克里斯蒂安·迪奥的启示下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创立所谓“新潮派”。接着，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又发展成为“新浪漫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名导演弗兰斯·德鲁浮德、艾利克·罗末尔、珍勒克·哥达、克劳德·沙伯乐和雅克·李维德等人。　
　　目前，许多美国电影都更深入地接触到社会与人性的冲突问题。如表现越南战争的电影《猎鹿者》和《荣归》、反对核污染的《中国并发症》、接触人权问题的《午夜快车》等，都被看成是战争后遗症与人性冲突的结果。但正是这些影片，也同样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的投影的影响。《午夜快车》中的男主角终于抑制不住潜意识的爆发，疯狂地亲口咬下他所切齿痛恨的土耳其狱吏的喉咙；同时，影片还表现了牢狱中犯人的同性恋等性变态的情景。　
　　这些影片经三千多名“美国影艺学院”会员的投票而获得一九七九年奥斯卡金像奖。虽不能完全反映美国人的心理状况，但也反映一部分人对战争创伤、现代科学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及人权问题的关注。美国的电影导演们巧妙地用心理分析方法表现出一般美国人的心理动向，使影片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发生了广泛的感染力。　
　　由于精神分析学在医学以外的广阔领域的进展和渗透，弗洛伊德的确已成为了当代社会的富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精神分析学在文学艺术领域所引起的波动，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停息过，一直在发展着。　






　







　第二十章　对下颚癌进行顽强搏斗




　　由于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理论建设中取得的成果，及这些理论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扩散和渗透，弗洛伊德在国际上的名声越来越大。这十年间的胜利，奠定了弗洛伊德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地位。　
　　一九二一年七月，艾丁根请维也纳雕刻家保罗·柯尼斯贝格为弗洛伊德塑半身像。“委员会”的成员为庆祝弗洛伊德六十五寿辰，决定把塑像原型买来，送给弗洛伊德作纪念。　
　　弗洛伊德半身塑像的出现，意味着“弗洛伊德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后，一直到弗洛伊德死后，弗洛伊德成了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崇拜对象之一。　
　　一九二四年五月，英国外交大臣巴尔佛在耶路撒冷市希伯来大学建校典礼上说：“对人类现代思想起着重大影响的，有三个人：柏格森、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而这三个人都是犹太人。”巴尔佛的这段评论显然并不全面。但是，不管巴尔佛怎样说，他对弗洛伊德的评价倒是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弗洛伊德在近代和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当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在六十五岁之后享有越来越高的盛誉时，我们还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在六十五岁以后，弗洛伊德本人的遭遇并非平坦和舒适。他除了受到社会危机的压力和理论上反对派的攻击以外，身体越来越衰老，而更严重的是，从一九二三年起，潜伏多年的下颚癌开始恶化，使他忍受了肉体上的巨大痛苦。所以，他必须在克服内外困难的斗争中发展自己的事业。　
　　一九二三年，当弗洛伊德六十七岁的时候，他发现右颚显著地膨胀起来。但他并没有把疾病告诉任何人。他自己并没想到这是致命的下颚癌的前兆，所以，他自己不声不响地去医院看病，并动了第一次手术。动手术后，晚上经常出血，但他仍然对自己的疾病不介意。他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治疗自己的病，以致下颚迅速地萎缩，难以开口。四个月后，他的下颚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只有靠止痛药才能制止痛苦。　
　　疾病的迅速恶化对弗洛伊德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他立志要在战后完成的事业和目标是很宏伟的，他希望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而站住了脚跟的精神分析学能迅速地传播到全世界各个有关的科学领域。因此，他计划在理论上、实践上和组织上进一步推动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在理论上，他的建设重点是论证潜意识的“本能”性和把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应用到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社会学、文化史、人类学等广阔领域；在实践上，他则着重革新精神治疗法，使精神治疗法更牢固地建立在现代医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和遗传学等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而在组织上，他计划进一步扩大原有“委员会”的范围，并使已经活动多年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获得发展。　
　　一九二三年，当弗洛伊德发现了自己的严重疾病的时候，又有一件使他万分悲伤的事情发生：他的小外孙、苏菲的第二个儿子海纳勒突然因患肺结核而死去。这个孩子是弗洛伊德所见到的孩子之中最聪明的一个。　
　　弗洛伊德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告诉钟斯说，他遭受到了有生以来最严重的打击，而且，“这种无尽的悲伤已经深深地潜入内心深处，分秒不离地伴随着我的工作。”弗洛伊德说，由于这一打击，“在我的思想中已经激不起智慧的火花，我已经很久没写一行字。”在这之后不久，弗洛伊德又说，海纳勒之死“给我一次不可言状的打击。”“在这之后，我再也不对任何新鲜的事物感兴趣。”但是，他又说，海纳勒之死给他的沉重打击转化成为巨大的动力，促使他除了发展科学的雄心以外再也不对其他事物感兴趣——他说自己已对其他的一切都麻木了，心中唯有一个信念：努力啊，努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非要达到自己的目标不可。　
　　为了更有力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他很重视组织上的建设。　
　　在组织上，他一方面扩大“委员会”的名额，另一方面扩大国际分析学会的规模。　
　　他首先建议由钟斯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代理会长，同时建议艾丁根加入“委员会”。接着，弗洛伊德又让他的女儿安娜加入”委员会”。象安娜那样，获得这样高的荣誉而加入“委员会”的妇女，还有洛·沙洛姆、玛丽·波拿巴特和钟斯的妻子卡德林。　
　　与此同时，在维也纳正式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建立对于推动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自从该出版社建立以后，二十多年中，共出版了几百本书，并在一九二四年出版了第一版的《弗洛伊德全集》，发行了五种关于精神分析学的杂志。这个出版社得到了冯·佛伦德的财政上的大力支持——他共支付了五十万美元的捐款。　
　　自从一九二二年以后，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继续按例行规定每隔一、二年召开一次大会。　
　　一九二二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柏林召开第七次大会。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因在学术上成绩卓著被推选为学会会员。　
　　在这段时间内，国际精神分析运动又面临着新的分裂。兰克和费伦齐，背着“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撰写了一本论述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的巨著——《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这本书在一九二三年年底出版，震动了国际学术界，特别震动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使弗洛伊德及“委员会”其他成员感到不满的是，这本书在出版前未征求过他们的意见，而且全书的观点明显地背离了弗洛伊德的“正统”观点，其最突出的是非常轻视儿童时期的生活经历对形成潜意识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把重点放在“此时此地”的经验上。　
　　一九二四年四月，在萨尔斯堡召开了第八次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大会，阿伯拉罕被选为会长。本来，弗洛伊德希望在这次大会上进行一次开诚布公的讨论，以便在内部解决矛盾和分歧，加强团结。但弗洛伊德因患感冒未能参加大会，兰克和费伦齐根本拒绝在会上讨论他们的问题。兰克自己在大会召开后的第二天便离开大会前往美国。　
　　在这一年，精神分析学会继续在欧美各国获得发展。“精神分析训练研究中心”纷纷在柏林、维也纳、伦敦和纽约建立起来。　
　　一九二五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洪堡召开第九次大会。安娜代表她父亲宣读论文——《论两性解剖学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心理后果》。　
　　在这一年年底，阿伯拉罕患肺癌而死。虽然在最后几年内，阿伯拉罕曾同弗洛伊德发生争执，但弗洛伊德仍然很尊重他，弗洛伊德很珍惜他同阿伯拉罕的友谊。他在为阿伯拉罕所写的悼文中引用了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句诗文：“一位终生昂然挺立而又纯洁的人”。这是对阿伯拉罕的最高的评价。弗洛伊德写信给钟斯说：“夸大一个人的死，是我所不肯做的事，我尽力避免这样做。但我认为上述引文对阿伯拉罕来说是很切实的。”　
　　阿伯拉罕死后，艾丁根继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长，安娜担任学会秘书。　
　　一九二五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自传》。这本书系统地、概括地总结了精神分析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突出了精神分析理论体系的中心问题，在学术上和理论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弗洛伊德在同一年还为法国的《犹太人评论》杂志写了一篇论文《对精神分析学的抵制》。同时，弗洛伊德还发表了两篇医疗方面的论文——《否定》和《两性在解剖学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心理后果》；后一篇文章是由安娜在洪堡大会上宣读的。　
　　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的下颚癌恶化，而且他还得了心绞痛。经医生诊断，病因很可能是精神上的过度忧虑和过量的抽烟。为了治疗疾病，弗洛伊德每天早晨坚持到郊外散步。　
　　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七十寿辰的时候，很多人来祝贺他。维也纳各报和德国著名报刊都写专文庆祝弗洛伊德的成就。在这些专文中，最好的两篇是由布洛伊勒和史蒂凡·茨威格写的文章。　
　　与此相反，维也纳的官方学术和研究机关——维也纳大学、奥地利科学院和奥地利医学会却对弗洛伊德的七十岁寿辰保持沉默。弗洛伊德不但不懊丧，反而感到光荣。他说：“我不认为他们的任何祝贺是真诚的。”因此，他们如此坦诚地表示冷淡反倒使弗洛伊德感到高兴。这件事集中地表现了奥地利和德国境内排犹势力的猖獗。　
　　五月六日，弗洛伊德的几个学生捐献给他四千二百马克的基金。弗洛伊德把其中的五分之四献给“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五分之一献给维也纳精神分析诊疗所。在感谢词中，弗洛伊德表示了从国际精神分析运动引退的愿望。他说：“从今以后，必须全靠年轻一代来发展精神分析的科学事业。”他还警告说：“未来的道路不会是平坦的；精神分析学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在克眼重重障碍（包括人为的困难在内）之后取得的。”　
　　一九二六年圣诞节，弗洛伊德夫妇访问柏林。这是自一九二三年动手术后的第一次旅行，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柏林的愉快旅行。弗洛伊德到那里探望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同时也见到了爱因斯坦。　
　　这是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之间的第一次会面，他们在一起谈了两小时。谈话之后，弗洛伊德对别人说：“他很乐观、自信，他很了解心理学，就象我了解物理学那样，因此我们的谈天是很愉快称心的。”　
　　由于疾病的干扰，弗洛伊德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从这一年起，他在诊疗所治疗病人的人数大大减少。按照他的身体的实际状况，加上年迈力衰，他应该停止一切工作，治病休养。但是，他的经济状况还是不够充裕。他不得不坚持给别人看病；因为看病的患者人数减少，弗洛伊德相应地将诊疗费抬高五分之一。　
　　一九二七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召开第十届大会后，原“委员会”人员同时成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领导核心小组成员。显然，由于兰克、费伦齐等人相继脱离，“委员会”已经减少了人数，因此，“委员会”没有必要再作为一个组织继续存在下去。　
　　到了一九二七年，弗洛伊德本人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与此同时，社会危机也笼罩着整个西方国家。经济萧条发展成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又投入了军备竞赛的旋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弗洛伊德又一次遭受内外困难的夹攻，陷入难于克服的困境之中。　
　　玛丽·波拿巴特劝弗洛伊德加紧治疗自己的疾病。她向弗洛伊德推荐维也纳名医马克斯·舒尔，建议弗洛伊德定期到舒尔教授那里检查身体。从此之后，直到一九三九年为止，舒尔一直负责治疗弗洛伊德的疾病，他和安娜·弗洛伊德一起，成了弗洛伊德晚年健康的保护人。他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无疑地延长了弗洛伊德的寿命。　
　　疾病的折磨看来已经夺去了弗洛伊德的许多精力。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弗洛伊德仍然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如《陀思妥也夫斯基及弑父者》等。　
　　当一九二九年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弗洛伊德已经以坚强毅力度过了四分之三世纪。他以既沉重而又充满信心的语调说：“在过去十年内，精神分析学本身的发展历程，已雄辩地证明了精神分析学具有不可动摇的力量；但同时，它又遭到、并将继续遭到严重的阻力。”　
　　一九三零年，弗洛伊德写出了《文明及其不满》等著作，得了歌德文学奖，但他又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心爱的母亲在这一年死去了，弗洛伊德本人的病情迅速恶化。　
　　弗洛伊德对他的母亲始终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母亲的崇高形象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力量。每当他在灯下思索着人类精神的奥秘时，他同母亲之间的无形的、然而是强大的感情联系，使他产生神奇般的灵感，使他的想象力插上了天使般的翅膀，自由地翱翔在精神王国的广阔天地中。　
　　母亲的死，虽然使他沉痛的无可比拟，但同以往所经受过的一切打击一样，给了他新的推动力量。　
　　三零年十月，弗洛伊德又一次动手术。同往常一样，这次手术从他的手臂上割了一块皮，移植到下颚部。手术刚完不久，他又得了支气管肺炎。　
　　一九三一年，英国伦敦大学赫胥黎讲座邀请弗洛伊德去讲学。赫胥黎（1825—1895）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科学家，弗洛伊德从大学学习时期起就已经很敬仰赫胥黎。自赫胥黎于一八九五年逝世后，伦敦大学每年举办一次“赫胥黎讲座”。一八九八年，德国著名的病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魏尔啸（1821一1902）曾应邀参加该年度的赫胥黎讲座。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三十三年间，由于英德关系恶化，再也没有一个德国学者应邀参加赫胥黎讲座。这次邀请弗洛伊德讲学，是给予弗洛伊德的荣誉。弗洛伊德本人是愿意去的，但无奈病魔缠身，弗洛伊德只好谢绝。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开始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向科学和文明宣战。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纷纷离开德国和奥地利。弗洛伊德面对迫害狂潮，表现得很镇定。他写信给当时在巴黎的玛丽·波拿巴特：“人们担心德国的种族主义狂热会波及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已经有人劝我逃往瑞士，但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危险。如果他们把我杀了，那也好。这不过是和平凡的死去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很可能这仅仅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一九三三年五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书是“禁书”，并焚烧了所有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怒不可遏，他大声疾呼：“这是人做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