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9-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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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hebung的特点，就在它一词包含两个相反的意义，即“发生”和“消失”，或“保持”和“终结”；而其奥妙之处在两个相反的意义“融于一体”（钱钟书先生语），这恰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变”（Werden）的思想内涵辩证否定一致。辩证的否定不是单一的抽象否定，是消失和发生、取消和保持的对立统一的积极否定。马克思主义继承并发展了德国古典哲学这个思想，Aufhebung因此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运用的一个独特的术语。要通晓这个词的内涵不仅要从这个德语词的文字意义上了解它的特殊的，亦即非普通的涵义，而且要懂得“变”的辩证法。“变”的文字意义，包括变迁、变革、变态、变质、变换、革命等等。
万物永远在“变”中存在。最早揭示这个真理的是古希腊早期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公元前480，后孔子11年生），他传流至今的名言“一切皆流，无物常住”，“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提出的，也是人类哲学产生初期，在当时的朴素纯真的观察中，由哲学家思辨出来的原始辩证法思想，在揭示万物在“变”中存在时，事实上也提出了“变”是万物生存发展的实现。两千多年后，由吸收了古希腊直至康德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的黑格尔，进一步深刻、透彻地指出，“变的真理既不是有（Sein）也不是无（Nichts），而是走进了（不是走向）无中之有和已走进了（不是走向）有中之无”。紧接着黑格尔又补充道：“但是，这里的真理，同样不是两者无区别，而是两者的不统一，两者绝对有区别，但同样绝对不曾分离，不可分离，并且每一方消失于它的对方之中的运动”。（6）总之，变就是运动，就是得与失、有与无、生与死的既对立同时又统一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自然、社会、各种各样的事物延续存在状况。这个状况最简要的文字概括是Aufhebung（扬弃）。只要地球不毁灭，人类社会总是在扬弃中存在，延续或发展。
在《逻辑学》“变的扬弃”一节关于扬弃这个名词的“注释”中，黑格尔一开头就指出“扬弃和被扬弃的东西（观念的东西）是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到处决然反复出现的基本规定，其意义须确定把握，尤其要与‘无’区别开来。扬弃自身的东西并不因扬弃而就是无”（7）（“无”原文是“Nichts”不是“Nicht”。Nichts表示“一无所有、虚无、消灭、毁灭〃等义；Nicht表示“非”或“非存在”）。从以上黑格尔的话语里，人们可以明白看出这位集辩证法大成的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多么重视“扬弃”这个概念。他着重指出了“扬弃”是理论上最重要概念之一，万物变化中必定常常出现的很少例外的规定。必须准确把握它的意义，而准确把握它的意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与“虚无、消灭、毁灭”等概念区别开来。在历史长河中，人们可清楚地看到事物并不因变化而被消灭而成为虚无。否则就不会有人类自身的产生存在和发展。
唯恐人们不明确，紧接下段黑格尔又从语义上解释：“扬弃在语言中，有双重意义，它既意谓保存、保持，又意谓停止、终结。保持自身已包括否定，因为要保持某物，就须去掉它的直接性……被扬弃的东西同时又是被保持的东西，只是失去了直接性而已，但他并不因此而化为无。”
“扬弃”不但不使事物化为无（虽然它包含“消失”＇Vergehen＇），而且只有“扬弃”的否定，事物才可更新，历史才得发展才有意义。“扬弃”这种否定方式，在社会生活的变革中是完全积极的，创造性的，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人们要求世界延续生存和发展的价值观。“消灭”不能创造任何积极的有益的需要，《宣言》中用“消灭”翻译（或者说解释）Aufhebung看来与原意相距甚远。当作日常用语，这个词主要表示“废除”、“消失”等，译“消灭”也不妥（请参阅上文）。
在《小逻辑》中，黑格尔也特别谈到“这个字（Aufhebung）的两种用法实不可视为偶然之事，不能因此便指责语言产生出混乱。反之……它超出了单纯理智的非此即彼的抽象方式”（8）。所谓“单纯理智的非此即彼的抽象方式”，即肯定与否定，是与非的绝对分离、完全对立、孤立片面的形而上学方式。如果要肯定的东西就是永远不变的完整而完美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要否定的东西就是一切皆坏，非消灭不足以实现其否定的目的。
启蒙运动初期，世界近代史开始的时代，荷兰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提出了“一切规定都是否定”的著名命题。百余年后，黑格尔（1770—1831）在《小逻辑》中阐释说：“一切规定的基础都是否定，……缺乏思想的人总以为特定的事物只是肯定的”，但是“单纯的存在是纯全的空虚”（9）。只要人们仔细观察、深入思考，就可发现，世界上既没有单纯肯定的事物存在（肯定的东西必定包含否定的东西），也没有单纯否定的事物存在（否定总是肯定的否定）。辩证的否定就不是“抽象的虚无”，不是简单的“消灭”，“是事物自身的异在（Andersscin此词甚难翻译，有译“他在”或“定在”），是定在（Dasein）或某物的扩展”10。在历史的转变或变革中，旧事物必定要被“否定”，但决不是“消灭”式的“否定”。恩格斯与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教训若干年后（1876—1878），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篇中指出：“同形而上学思维的狭隘性”不同，“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将它消灭”（请注意，此处之“消灭”原文不是aufheben即，而是zerstren；汉译完全正确）。“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发展过程”（11）。
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对待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原文，从来没有提出过“消灭”的手段。在上引《反杜林论》这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更明确的指出，不能统笼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不能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已经存在的事物简单“消灭”。那么，《宣言》汉译本中那许多“消灭”字眼，在《宣言》诞生一百五十多年的今天，是不是该澄清了呢？
四、结束语
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作中，只有当革命形势发生特殊变化时，提出过一些适应具体条件的特殊手段，如“暴力推翻（stürzen；不是vernichten＇消灭＇）资产阶级……”（12）等等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始终坚持理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摒弃“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简单地说不”或各种“消灭”手段（请参阅上文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著作）。在他们所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著述中，使用最多的词语是“扬弃资本主义”、“扬弃私有制”等等。可是在后来的汉译本中，绝大多数却被误译为“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
近二十年来，我国在党的领导下，纠正过去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发展，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金和科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消灭私有制”、“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话语，毫无疑问，与我国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经验、改革开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要求相距甚远。为了消除误解，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观点和方法，我建议恢复Aufhebung的原意，据不同上下文，改译为“扬弃”或“废除”。
以上所说的是否妥当，尚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央编译局专家不吝指教。
注：
（1）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265页，德文见外文出版局德文本《宣言》 51页。
（2）黑格尔《逻辑学》二版序言。
（3）钱钟书《管锥篇》1－2，878页。
（4）同1266—273页和52—60页。
（5）对外翻译公司出版《文体与翻译》100页。
（6）同2上册70页。
（7）同2上册98页。
（8）黑格尔《小逻辑》213页。
（9）同8203页。
（10） 同8203页。
（11） 同1一卷263页。
（12） 同1三卷181页。
齐人物论（续一）
？ 庄 周
山野水沼之人，实话实说。前曾品题文雄八十，空费旦夕之功，枉抛无端心力，倦极怠极，本以为自此将视天下文士为隔世，再也懒提话头。未料黎明揉眼，惺忪间受一蝴蝶诱引，不知不觉，竟又重操秃笔，再续前缘。适足证野叟之言当不得真，当不得真。惟余一事，还请看官牢记：天下衮衮文雄，不佞有缘识荆者，百里不过二三，万中难凑一打。故下文（含上回）所论，悉自尔曹锦绣文章中求来。若有唐突，权当隔墙放箭，误伤足下；偶见揄扬，亦如临窗泼酒，错醉同行。呜呼，大梦谁先觉，文坛我不知。丁 玲《三八节有感》（原载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剥离掉这篇文章的种种历史尘垢，单就文章本身来看，应该说它太稀松平常了，几乎不配称为一篇文章，也就是说若非出自名家之手，今天哪个编辑都会看过三行后就扔进字纸篓里去，或摁“Delete”键删去。大家当然都有体会，今天之所以还能经常在报上读到大量昏天黑地的文字，都是拜各类文坛过气英雄之赐。当然，若把它当历史文献来读，其中自然又有种种可供玩味咀嚼之处，语言上的忽刚忽柔，意态上的时阴时阳，表达上的乍高乍低，都不妨视为“文章政治学”的极佳教材——至少，我可不敢用什么“……有感”作文章标题，原因有二：一是危险，一是不配。三 毛《哭泣的骆驼》（湖南文艺版）
三毛是极少数以散文名世的当代作家。尽管有好事者揭秘，认为颇有小说成份，但一种作品以什么文体被读者接受，它就对什么文体产生实质性影响。所以依然把三毛归入散文作家。这是一种“行者散文”，武侠是武行者，一如孙行者悟空，因为违法，所以取小说形式。旅行是文行者，一如取经者玄奘，由于合法，所以取散文形式。传统的行者散文是苦的，所以每每苦吟着“不如归去”，现代的行者散文是乐的，所以津津乐道着〃不如离去〃。只要中国的天依然是传统的魂归离恨天，这样的行者散文就会行下去，不行也行。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方舟在线》）
网上盛产信息分子，而独缺知识分子。有之，则方舟子无疑为此中巨擘。这位分子生物学博士，中文网络的先行者，首份中文网刊《新语丝》的创办者，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宣传进化论，批判神创论，如同中国的赫胥黎，第二头“达尔文的斗犬”。而他一旦涉足文史领域，竟比许多浪得虚名的当世名家更为当行出色。这篇史传体散文，寄哀痛于史识，寓深情于通脱，对一代英杰袁崇焕的悲剧深致感慨，如泣如诉，感人肺腑。王安忆《屋顶上的童话》（《新时代的忍耐》）
写小说的王安忆越来越大师样十足，写散文的王安忆，借助这股大师气的余势，即使无甚心得，好像也不难把文章写得像模像样，滂滂沛沛。这是她令人称奇之处，也未尝不是偶尔让人困惑之处。她像一名文字的八级钳工，手艺精熟，仅仅把文字在纸上堆来码去，乍看之下也能叫人目瞪口呆。这篇《屋顶上的童话》即是现成例子：大手笔随处可见，读完之后却不明白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在感受缺席的地方，技能登场了。她老练地依靠警句维持着思维，可以一边嗑瓜子一边写出这样的句子：“土地是个有意思的家伙”，“我还知道有一种飞行的植物，它的名字叫柳絮”。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口述历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在目前它几乎就是全部。感谢冯骥才做了这项工作。此书或可与安顿《绝对隐私》合读，尽管后者我没读过。相比而言，《绝对隐私》只是相对的隐私，虽然被夸张为“绝对”，实际上却仅仅涉及一个人的羞耻神经。而《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的叙述者虽然没有“绝对隐私”的自觉意识，实际上却触及了一个民族的羞耻神经。一个人张扬自己的隐私、兜售自己的劣迹，是无耻的。而一个民族隐瞒自己的隐私、掩盖自己的劣迹，就不仅仅是无耻了。许纪霖《走出阁楼以后》（《读书》1997年第9期）
学人许纪霖，字里行间跃动着一颗文士的心，这使他的学理阐述较之那些呆板的同行多了一个可贵的出发点。他的书斋治学似乎更愿听命于情感导向，文章的逻辑也以不违背情感真实为前提。情动于中，理则更多地成了追随者。遗憾的是，我怀疑许先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学者的“另类”特征和异样价值，他对自己约束太过，结果反而使文章不够充沛饱满——要知道“充沛饱满”对于他的同行固属多此一举，对于许纪霖“这一个”，恰巧是多多而益善的。本非矫情诞夸之士，自不妨道任自然。李书磊《余秋雨评点》（《三联生活周刊》）
文章有学院派的家底，却性好野战，发为文字，自然与芸芸“酷评家”有着不同的底色。议论中有风云之气，由于“云从龙，风从虎”的缘由，故也兼具龙虎之象。当然，“龙虎”之象是否一定即大家之象，我的“本生谱”里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倒也不敢贸然肯定。稍觉泄气的只是，他的“班头味”实在过于刺鼻：年纪轻轻，诸业待成，我们却一边不断读到哥们对他的肉麻歌颂，一边不断读到他对哥们的文字报答，遂把不少“文艺副刊”演变成了自家的“酬唱集”。两相对照，竟使我想不做小人都难。李泽厚《美的历程》
犹忆八十年代初，我辈学子于古典学养之维生素，从A至Z无一不缺。先生之书适时而至，实有开辟鸿蒙之功。尤以自铸伟词之“积淀”一说，至今嘉惠学林。此词所寓之悲喜，因历史之久暂而有天壤之别。五千年积淀，体内垃圾毒如鹤顶红。先生近来力主“告别革命”，海内议论蜂起。窃以为，既然“革命”一词已被反革命所僭擅，那么真正的革命者自然要反“革命”。儒门喜循名责实，即便实早已不再合于名，尤刺刺不休，似乎变质之实还能再合于名。吾宗则彻悟“名可名，非常名”之道旨，故曰：革命不死，大盗不止。李洪岩《质邵燕祥同志》（《书屋》2000年第1期）
青年钱学家李洪岩，除对钱氏宏文熟如乘法口诀表外，还学得一手快刀文字。钱锺书驾鹤远游之后，自觉无枝可依，转思以辣手立万。遂血口贲张，行文全不识温良恭俭。一证在手，放言无羁。文章常与所谓“范君旭仑”联署，呈黑风双煞之势，即各自谋篇，亦此呼彼应，现犄角互动之形。喋血文字，鞭笞章句，冀希以鹰扬之势，慕刚直之名。其见既偏，其心尤险。责人以苛而至于酷，责己以宽而至于无，文中捋袖干架类句子，填坑盈谷。戏改《西厢记》语，或可谓“颠不喇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憎汉的嘴儿罕曾见”。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三联书店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