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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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完全不能被无条件接受。他要让所有人都产生恐惧感。如没有恐惧感，他的
制度就发挥不了作用。一旦让大门稍稍露出一条缝，这一制度便会开始崩溃。”
　　　　斯大林想甩掉那些与列宁一起工作过，并且曾帮助他战胜反对派的人。这个独
裁者不喜欢帮助过他的人站在身旁。
　　　　在斯大林周围已经出现了一批把他当作半个上帝的年轻干部，因此他进行了干
部的更新换代，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内，直到农村区委一级。
　　　　在基洛夫遇害前，党的领导人可以自由交往，在来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时可以
讨论些事情。在基洛夫遇害后作出了新的规定：州委第一书记只有在得到斯大林允
许的情况下才可以来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或出差。
　　　　党委书记之间的各种交往全部中断了，因为这些交往会使人怀疑是否忠于斯大
林。只有得到斯大林的批准，才可以互相见面和交谈。甚至当斯大林在南方的时候，
也要把去莫斯科或别的城市的申请用密码电报发过去，而且要说明去干什么。
　　　　谁到哪里休假要由政治局决定。例如，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叶罗尼姆·彼得罗维
奇·乌博列维奇被强迫派往国外休假。他不愿意去，但是强迫他去了，可后来却硬
说他为到过的那些国家的情报机关工作。
　　　　在德国治过病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也被指控为德国情报机关工作。
斯大林事事都考虑得很周密。
　　　　斯大林确实具有行政首长的天赋。列宁恰恰让他当总书记绝非偶然。列宁喜欢
他坚毅、果断、始终如一的性格。但是当斯大林转过身去反对他的时候，列宁不喜
欢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时劝告列宁说：“他还年轻，我们会把一切都
安排好
　　　　如果基洛夫确实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杀的，难道他们干这种事情的时
候不害怕吗？
　　　　瑙莫夫教授说：“据我判断，没人对尼古拉耶夫说，他应该杀死基洛夫。他只
需要开一枪，假装蓄谋行刺。致死的结局本来不该发生。我是这样解释尼古拉耶夫
陷入瘟病症状的。他本想吓唬一下，可是打中了基洛夫的后脑勺。不是基洛夫，而
是尼古拉耶夫当时需要医生。他全身抽搐，谁也没法让他恢复正常状态。可能组织
者自己也害怕了，但是为时已晚……”
　　　　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的那些可能的确了解事情真相的工作人员命运如何？
　　　　“几乎所有了解情况的人都被消灭了。他们当然没有想到会这样对待他们。起
初处罚相当轻微：没有细查他们工作上的过失。但是后来在劳改营把他们都折磨死
了，遇难者中有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中著名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局长菲利普·杰米亚诺维奇·梅德韦季及其副手伊万·
瓦西里耶维奇·扎波罗热茨。
　　　　“梅德韦季与捷尔任斯基关系密切。经捷尔任斯基介绍，梅德韦季于1917年加
入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梅德韦季自1919年起成为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当年他在彼得格勒
领导肃反委员会4个月。后来他历任莫斯科肃反委员会主席、白俄罗斯国家政治保安
局局长兼西部战线特别处处长、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西部边疆区全权代表，自1926
年起任驻远东边疆区代表。1930年1月他被再次调到列宁格勒工作。
　　　　“基洛夫也很赏识梅德韦季。据说，他是个讨人喜欢和热爱生活的人。他经常
设晚宴待客，还专门从莫斯科请来列昂尼德·乌乔索夫在晚宴上唱歌助兴。
　　　　“根据基洛夫的提议，于1932年在铸造大街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列宁格勒全
权代表处建起了一座9层大楼。当时这是市内最高的建筑，因此人们称它为‘大楼’。
它的正式名称是‘政治保安总局行政楼’。建筑师是当时在坐牢的诺伊·特罗茨基。
大楼是个封闭式的正方形建筑，里面有个外人看不到的院子。30年代在大楼的地下
室里枪决了许多被判死刑的人。
　　　　“1932年从莫斯科派来的伊万·扎波罗热茨带来了自己的人。他表现出了不寻
常的独立性，在各种问题上都会讲出自己的观点，并且使相形见绌的梅德韦季有些
黯然失色。扎波罗热茨毕业于农业学校，曾加入斗争派（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的政党。后来该党自行解散，大多数斗争派成员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扎波罗热茨1885年生于梅利托波尔州，20年代在国外
工作，后来就职于中央国家安全机关，领导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经济局4处（负责对外
贸易），之后改任情报和政治监察处处长。他的处在1931年3月与机密政情处合并，
处长是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扎波罗热茨成了他的副手，然后扎波罗热
茨又离开这个要职去给梅德韦季当副手了。
　　　　“所有的人都明白，一他在积累经验并且很快将取代梅德韦季当州局局长。
　　　　“基洛夫遇害时扎波罗热茨不在列宁格勒。8月底他被送进军医院，他打着石膏
在那里躺到11月，然后去索契疗养了。
　　　　“总而言之，无论在基洛夫遇害那天，还是在这之前，扎波罗热茨都不在列宁
格勒，他完全在另一个地方。
　　　　“起初没有逮捕梅德韦季，只是解除了他的职务，于是他来到了莫斯科。他被
软禁在家里，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裁决。他的一个熟人打来电话，说了些同情的话，
并表示愿意帮助他。
　　　　“梅德韦季说：‘谢谢，小伙子，非常感谢。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也帮不了
我。不过，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忘不了你的这个电话。’
　　　　“1935年1月，根据刑法典第193条第17款第1项（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犯有玩忽
职守罪），判处梅德韦季劳改3年。
　　　　“把梅德韦季安置在一个单独的车厢里遣送到了科雷马。以前他在这里担任国
家建设局远东边疆区分局南方采矿工业局局长，他期待着很快让他干过去的工作。
这是一种很舒适的生活。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行们都很同情他。可是，当亚戈达被捕后，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地方领导人也换了。来了一批新人，对他们来说，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与
其他所有囚犯一样都是人民的敌人。
　　　　“一个新的案件于1937年9月落在了梅德韦季的头上：他被指控曾被国家政治保
安总局前副局长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招募进‘波兰军事组织’，
并且积极参加了它的活动，在1934年以前从事了有利于波兰利益的破坏活动和恐怖
活动。还指控他从温施利希特那里了解到准备行刺基洛夫一事，但是未采取防止谋
杀行动的适当措施。
　　　　“在1937年11月枪决了梅德韦季。扎波罗热茨于1937年8月被判处死刑，并在作
出判决那天被枪决。他们在科雷马无处陈述自己的功绩和给自己的那些承诺。即使
他们想说些什么，又有谁会听呢？命令一到，就把他们干掉了。梅德韦季和扎波罗
热茨把基洛夫遇害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这么说，看来我们将永远无法得知这一切是如何策划的了？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消莫夫带着他那种绝对不意味着好心情的笑容看了
我一眼，然后简短地答道：“不，不会的。”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好战的年轻人
　　　　亚戈达对情报工作感兴趣的程度不如缅任斯基。与自己的几位前任不同，亚戈
达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也不懂外语。但是，他没有动过情报人员，给他们提供了工
作机会，因此苏联情报机关在亚戈达领导下工作得非常有成效。当叶若夫开始清洗
情报机关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
　　　　在那个年代，俄国白俄侨民仍然被看作永久性危险的根源。莫斯科认为，白俄
军官仍在准备对苏维埃政权发动武装进攻。其实，在30年代，分散在欧洲各地的
“志愿军”残余分子只能勉勉强强地被看作对国家的直接威胁。可是莫斯科照旧认
为，一旦欧洲发生战争，苏联的敌人必然会把过去的“志愿军”成团地召至自己的
旗下。况且，“志愿军”在流亡中还保持着建制，白俄军官认为自己是现役军人，
进行了重新训练，研究了红军的作战能力。除此之外，流亡军人还企图在苏联领土
上搞恐怖活动。
　　　　正因为如此，苏联情报机关驻欧洲各情报站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与流亡的军事
组织作斗争上面。
　　　　在30年代初，苏联情报机关驻欧洲各情报站注意到了俄国侨民中的新生力量…
…在苏维埃俄国境外已经长大成人的青年。侨民的子女们对父辈无所事事感到极为
不满。长辈们在国内战争中输给了布尔什维克，让人家把自己赶出了俄国，而且还
不采取任何收复国土的行动。于是两代人之间发生了政治冲突。
　　　　青年侨民准备拿起武器。这使苏联情报机关警觉起来，于是开始着手在新组织
的积极分子中安插代理人。
　　　　保加利亚的俄国青年全国联盟和南斯拉夫的俄国全国青年联盟早在1928年就建
议年轻一代侨民联合起来。俄国青年全国联盟于1929年在国外成立。在一些侨民集
中的城市里出现了该联盟的分支机构。
　　　　这些分支机构于1930年7月1日至5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代表会议。来自南斯拉
夫、法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的年轻侨民在会上正式成立了俄国青年
全国联盟，通过了联盟章程。前军官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拜达拉科夫成为执委
会领导人。
　　　　1931年5月，《俄国与斯拉夫民族报》编辑彼得·伯恩加尔多维奇·司徒卢威同
意在该报上为新组织的领导人提供讲坛。司徒卢威在革命前与列宁的党进行过斗争，
在革命后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
　　　　1941年，德国人在占领南斯拉夫后逮捕了他，后来考虑到他的反共功绩又把他
放了。然而，司徒卢威与欧洲任何一个自由主义者一样，痛恨国家社会主义比痛恨
共产主义强烈得多。在战争期间他站在俄国一边反对纳粹德国。
　　　　年轻侨民在1931年12月举行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新的组织名称新一代全国
联盟。到1936年它又改称新一代全国劳动联盟（新劳盟）。这个一直存在到今天的
侨民组织以这个名称载人了史册。
　　　　新劳盟成员（侨民当时称他们为利益一致论者）于1932年创办了《为了俄国》
报。
　　　　加人联盟的是表示要与共产主义制度作斗争的年轻人。从1935年起，新劳盟开
始积极出版宣传材料，并试图把它们弄到苏联去。
　　　　但是，要想进人苏联，联盟的成员们需要钱、身份证和越境帮助。波兰情报机
关表示愿意向他们提供这种帮助。关于俄罗斯爱国者是否有权与外国情报机关合作
和在什么条件下合作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新劳盟正式宣布，联盟成员从未搞过
间谍活动。
　　　　我曾向一位侨民的儿子、前新劳盟领导成员鲍里斯·格奥尔基耶维奇·米勒详
细询问过这方面的情况。
　　　　“新劳盟的成员潜入过苏联，”米勒对我说，“但不是为了搞恐怖活动，而是
为了弄清楚国内发生的事情，为地下工作创建立脚点”。
　　　　“谁把他们弄到了苏联？”　　　　　　　　　“波兰总参谋部俄罗斯处处长雷沙尔德·弗拉加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波兰情报机关要求拿什么做交换？”
　　　　“波兰军人当然对反对莫斯科共产党政府的任何工作都感兴趣。我们没向他们
提供侦察情报或军事情报，只提供了政治情报。”
　　　　　　“苏联一向为自己的边防工作感到自豪。难道您的人找到了　　通道？”
　　　　“有几组人牺牲在了边界上。另外一些小组越境后在国内被抓住了。但还是有
人胜过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俄国逗留后又顺利返回……”
　　　　一些历史学家写道，没有关于新劳盟战前从事反对苏联的地下活动的可靠信息。
有些人确实被派到苏联来了，但是很难得到他们在苏联做了些什么的令人信服的证
据。苏联反间谍机关是不是从他们越境时起就在监视他们呢？
　　　　苏联情报机关驻欧洲各情报站密切注视新劳盟积极分子的行动，研究该联盟的
纲领，把联盟领导人的所有重要讲话送往莫斯科。
　　　　新劳盟不参加侨民当时经常举行的把俄国改造成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辩论，认
为这种争论为时过早，首先应该推翻共产党人。
　　　　年轻的侨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联邦制和各民族脱离俄国的权利。他们也不喜欢
存在各种政党和民主。新劳盟宣布寻找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把联盟带上了国家
社会主义之路。
　　　　历史学家罗伯特·约翰逊在《新麦加，新巴比伦，巴黎和俄国侨民，1920…19
45》一书中写道：
　　　　“利益一致论者运动是弗兰格尔军队中长着一副大力士身材的哥萨克军官拜达
拉科夫在30年代初于贝尔格莱德创立的。他对纳粹分子在德国掌权作出了热情的反
应。希特勒的反斯拉夫意向并未使他感到不安，他还赞同纳粹分子的反犹太人运动。
　　　　“利益一致论者决定在爆发战争时从内部打击苏联……对阿道夫·希特勒显而
易见的赞赏态度表明，利益一致论者有亲法西斯倾向。”
　　　　与在哈尔滨定居的那些直截了当称自己为法西斯分子的俄国侨民不同，新劳盟
成员不是百分之百的纳粹分子。不过他们看到，在共产主义和在意大利、德国、西
班牙、葡萄牙、拉脱维亚获胜的法西斯运动的猛攻下，民主制度退缩了。
　　　　新劳盟执委会秘书长米哈伊尔·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写道：“提出为国家利益服
务思想的国家社会主义可以拯救因事故而倾覆的航船。我们在接近劳动利益一致论
思想的法西斯主义中看到了这场奋斗的可行性和成功性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历史学家凯瑟琳·安德烈耶娃写道：
　　　　“法西斯主义的某些特征，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
形态的斗争，无疑使新劳盟产生了强烈印象。30年代的经验使新劳盟成员确信，民
主国家是软弱的，它没有能力维护人们的经济和政治需求。
　　　　“民主国家对侨民社区更加不客气。作为外国人，侨民会首先遭遇政治或经济
问题，为了给本国公民一份工作往往会解雇侨民。
　　　　“法西斯主义在其存在的初期好像是恢复民族自豪感和顺利解决欧洲国家许多
问题的一种强有力手段。”
　　　　欧洲青年在20…3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的现象已经得到很好的研究。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个年代另一部分青年同样痴迷于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
主义”这个词许多人当时听起来像是美妙的音乐。
　　　　新劳盟机关报《为了祖国》1939年的一期刊登了在满洲国俄国侨民中开展活动
的俄国法西斯联盟的致敬信：
　　　　战友们：
　　　　俄国法西斯第4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了。它汇集了来自满洲帝国各地、日本、
中国和故乡的代表，它代表着俄国法西斯联盟在世界各国的组织。代表大会责成我
向《为了祖国》这份优秀的和观点鲜明的新俄罗斯民族主义机关报致敬。
　　　　除俄国法西斯主义者外，新一代全国劳动联盟的代表新劳盟驻俄国法西斯
联盟特命全权代表K·M·阿列克谢耶夫也参加了我们的代表大会。本届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