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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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组统计数字：36名旅政委中有34人被镇压，397名旅长中有221人被镇
压，199名师长中有136人被镇压，28名军政委中有25人被镇压，67名军长中有60人
被镇压，15名二级集团军政委全部遇难，2名一级舰队司令全部遇难，12名二级集团
军司令全部遇难，4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2人被镇压，2名一级集团军政委全部遇难，
5名苏联元帅中有3人被镇压。
1938年11月29日，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在国防人民委员会下
属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总结了1937…1938年在红军中开展的镇压运动：“在这段时
间里我们清除了4万多人，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这是个可观的数字。不过，正因为
我们如此无情地进行了镇压，我们现在才能够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队伍是强有力
的，工农红军现在有了自己最忠实的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
实际上军队中的镇压仍在继续进行。最后一批高级指挥员于1941年秋天被枪决，
当时德国军队已经兵临莫斯科。斯大林宁愿消灭前线极缺的军官……他害怕自己人
甚于害怕德国人？
历史学博士瓦季姆·扎哈罗维奇·罗戈温写道，起初伏罗希洛夫怜惜那些他了
解的人，不同意逮捕他们。然而在审判图哈切夫斯基之后人民委员就开始不加反对
地在名单上签字，并下令逮捕某位军官。
伏罗希洛夫在笔记中写道，如果反对将某些指挥员开除军职或逮捕，“可能会
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你在这里替他说话，可他真是个敌人，是个法西斯分子”。
红军的指挥员们首先向伏罗希洛夫求助。被捕的指挥员的亲属给他写信。有时
候指挥员们本人从监狱和劳改营给他写信。其中一些人报告说受到刑讯，他们还提
到一起共事的时光，请求帮助，请求把他们从灾难中救出来。
在自己的全部副手和许多高级指挥员被捕后，伏罗希洛夫意识到军队遭受了什
么样的损失。他在笔记中写道：“军队在国内的威望动摇了……这意味着，我们的
工作方法、军队的整个指挥系统和我这个人民委员的工作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曾回忆说：“在芬兰战争期间斯大林把所有
的失利都归罪于伏罗希洛夫。有一天我们去了斯大林离城很近的一处别墅，斯大林
在气头上严厉批评了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当时火气也很大，听了斯大林的批评
后面红耳赤地对他说：‘这是你的过错。你把军事干部都消灭了’。”
后来伏罗希洛夫好像忘记了自己曾参与镇压。在1957年的中央全会上，卡冈诺
维奇试图提醒大家，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关于采取刑讯办法的决定上签过字。伏
罗希洛夫恼火地对他说：“我不仅从来没有在这种文件上签过字，而且我要说，假
如有人建议我做这种事，我会鄙视他。我在沙皇监狱里挨过打，被逼过供，我怎么
会在这种文件上签字？”
他忘了，因为他太想忘记此事了。过了许多年以后，他自己都不相信会参与这
种事情。
赫鲁晓夫的女婿、著名记者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回忆道：“1958
年或者是1959年的夏天，伏罗希洛夫来到了赫鲁晓夫正在那里休假的克里米亚别墅。
他把手搭在赫鲁晓夫的肩上，把头凑过去，用一种忧伤的和请求的口气说：‘尼基
塔，再也不要流血了……’。”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永久的志愿者
每一次国外行动都是件艰难和代价不菲的事情，但是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吝惜过
钱财。女诗人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及其丈夫谢尔盖·埃夫龙的名字就与人民委员叶
着夫下令进行的这样一次谋杀联系在一起。
马林娜·茨韦塔耶娃非常爱自己的丈夫。她在1922年追随丈夫离开了列宁当政
的俄国，为了共度移民生活的苦日子。她在1939年又追随丈夫回到斯大林当政的俄
国，为了去监狱给丈夫送东西。
谢尔盖和马林娜是少年时代相识并且马上相爱的。谢尔盖·埃夫龙是一个著名
的左派女恐怖分子的儿子。他很小就感觉到了人们的疏远和社会的歧视，而且他再
也没能摆脱这种感觉。他对周围的人来说永远是“外人”。他身边的“自己人”很
少。
埃夫龙曾经回忆说：“早在7岁的时候他就曾把炸弹藏在裤子里。”他的母亲1
910年在巴黎与自己的小儿子谢尔盖的弟弟一起上吊自杀了。他能否料到31年以
后自己钟爱的妻子马林娜·茨韦塔耶娃也以这种方式结束了生命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夫龙离开大学，随救护列车上了前线，后来进了军
校。1917年11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他加入了白俄军队，并在1920年被迫逃离俄
国。
马林娜和谢尔盖在国内战争中失去了联系。茨韦塔耶娃一点也不知道丈夫的音
讯。周围的人向她隐瞒了这样一个传闻：红军在克里米亚枪毙了白俄军官埃夫龙。
1920年在食品匾乏的莫斯科，马林娜的孩子们因身体虚弱面临死亡的威胁。不
仅如此，大女儿阿里阿德娜还病得很重。马林娜把两个女儿送进了红军照管的孤儿
院。为此她不得不写了一份说明，证明这两个孩子不是她的，而是难民的，她是在
自己家发现她们的。
大女儿被护理好了，3岁的小女儿伊琳娜饿死了。马林娜后来对姐姐说：“我救
不了两个孩子，因为没有东西给她们吃。我选择了身体比较强壮的大女儿，这样能
帮她活下来。”
马林娜在1922年得知，谢尔盖·埃夫龙还活着。他在捷克斯洛伐克上大学。她
立刻决定去找他，费了很大劲儿才得到离境许可。在1922年的时候还允许离开苏维
埃俄国。
1925年她们全家搬到了巴黎。她的诗作在法国大获成功。与此相反的是，埃夫
龙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事情做。像他这样的一些移民开始觉得，反对俄国新政权是
他们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为祖国服务毕竟高于一切。
谢尔盖·埃夫龙加入了欧亚人的行列。欧亚人反对盲目模仿西方，主张俄国走
一条特殊道路，即可以汇集能够从欧洲和亚洲得到的一切优秀东西的道路。
欧亚人分裂成了三派。由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姆公爵领导的其中一派承
认布尔什维克革命，渴望返回俄国。公爵在伦敦大学教授俄国文学，加入了英国共
产党，于1932年回到了俄国。1937年他被判定为“外国间谍”，后来死于斯大林的
一个劳改营。
谢尔盖·埃夫龙在巴黎加入了返回祖国联盟。受苏联大使馆控制的这个联盟成
立于1924年，1937年更名为苏维埃祖国之友联盟。有人认为，埃夫龙是在这里与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搭上了关系。此外，还有人认为他参与了杀害企图在西方躲藏
起来的苏联情报人员伊格纳季·波列茨基的行动。波列茨基用赖斯这个姓的时候更
为著名。
伊格纳季·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波列茨基又叫纳坦·马尔科维奇·波列茨基，
还叫伊格纳季·赖斯，绰号是路德维希。他是最著名的叛逃者之一。
他从1920年起在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工作。在叨年代初期成为瓦尔特·克里维茨
基（其真名是萨穆伊尔·格尔舍维奇·京茨贝格）的副手。克里维茨基30年代中期
领导了苏联军事情报机关设在西欧的一个大型秘密活动站。
伊格纳季·波列茨基在1937年夏天宣布前往西方。他与苏联常驻巴黎代表处的
一名女工作人员见了面，并交给她一包东西。纸包里面有一枚红旗勋章和一封给斯
大林的信。奇怪的是，波列茨基竟然随身带着勋章，因为情报人员不应该把正本文
件和奖励随身带往国外。 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道：“我把自由还给了自己。我回过头来追随列宁，追
随他的学说和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够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
来，把苏联从斯大林主义下解放出来。前进，去迎接争取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
的新战斗！去迎接争取组建第四国际的新战斗！”
这封信现在让人觉得既可笑，又荒谬。在情报机关供职15年竟然未能使波列茨
基丢掉革命浪漫主义。像瓦尔特·克里维茨基那样，波列茨基终生都是世界革命的
战士，并且离开斯大林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认为托洛茨基才是列宁事业的真正继
承者。
对于斯大林来说，伊格纳季·波列茨基的信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因为被驱逐出
俄国并失去任何影响的列夫·托洛茨基仍然是斯大林的头号敌人。
波列茨基于1937年9月4日被杀害。虽然瑞士警方公布了自己认真调查的结果，
但是关于他死亡的真实情况至今未能令人信服地查明。
波列茨基的遗孀埃尔扎写了一本回忆录。该回忆录1969年在伦敦出版，不久前
在莫斯科出版，书名是《捷尔任斯基的秘密间谍》。
于1938年夏天逃往西方的前苏联政治情报机关驻西班牙间谍亚历山大·奥尔洛
夫（列夫·费尔德宾）讲了杀害赖斯的这件事。他肯定地说，派出了内务人民委员
部国外处机动小组的工作人员去追杀伊格纳季·赖斯。
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自己的副手被杀后一个月也决定逃往西方。他在自己那
本名为《我曾是斯大林的间谍》的书中写道，肃反委员会的要员谢尔盖·米哈伊洛
维奇·施皮格尔格拉斯紧急抵达巴黎。他指挥了除掉赖斯的行动。
所有这些书的缺点在于，它们的作者在描写杀害波列斯基一事时用的都是别人
的话，或者是进行推测，把推测当成不容争辩的真相。
瑞士警方在调查杀害波列茨基一案时查明了以下情况。
1937年9月4日凌晨，在洛桑至尚布兰德的公路旁发现一具40岁左右的无名男尸。
5发子弹射入其头部，7发子弹打中身体。
警方迅速找到了驾驶室里有血迹的被丢弃的汽车，逮捕了租用这辆汽车的妇女。
令警方惊讶的是，她在发生凶杀后并未企图躲藏起来。
这名妇女叫雷纳塔·施泰纳。她把这辆汽车交给了自己的朋友，可是她弄不明
白朋友们躲到哪里去了。警方认为施泰纳与“朋友们”是一伙的，并复原了杀害波
列茨基的假想图。可是，除了雷纳塔·施泰纳外，警方未能抓到任何人。
有人认为，在纳粹分子掌权后逃离德国的德共党员格尔特鲁达·希尔德巴赫帮
助了莫斯科的行动小组。希尔德巴赫是波列茨基的朋友。
警方得出的结论是，希尔德巴赫与波列茨基约定见面。他们去了郊外的一家饭
店。用餐后出来散步，这时在荒凉的路上出现一辆汽车，从汽车中跳出来几个人。
他们把波列茨基塞进汽车，在车里开枪打死了他，然后把尸体抛到路旁。
雷纳塔·施泰纳在审讯中还说出了谢尔盖·埃夫龙的名字。据她讲，他是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多年来一直在调查波列茨基谋杀案的瑞士历史学家彼得·胡贝尔在改革年代来
到莫斯科寻找档案材料，并到我当时所在的《新时代》周刊编辑部找我。
他说，雷纳塔·施泰纳1934年在莫斯科呆过6个星期。她可能被内务人民委员部
招募了。
施泰纳在审讯中说，埃夫龙参与了跟踪波列茨基。瑞士警方向法国同行求助，
但此时谢尔盖·埃夫龙已经离开法国，因此未能审讯他。
不过，警方审讯了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她说，埃夫龙在波列茨基被杀后5个星
期（而不像罪犯那样马上）去了西班牙，而准备行刺的那几周和行刺当天，他们一
起呆在大西洋岸边。这是在提供丈夫当时不在现场的证词？
茨韦塔耶娃对警方说：“我个人不过问政治，但是我觉得，我丈夫与俄国现政
权有关系。”
这表明，茨韦塔耶娃认为没必要隐瞒她的丈夫与苏联官方代表保持着公开的关
系。如果埃夫龙是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有可能作这样的表白吗？
茨韦塔耶娃在审讯中说：“我和丈夫在赖斯案这件事上除了表示气愤外没说过
别的什么话，我们谴责任何暴力行为，不管它是什么人干的。”
很难想象，伟大诗人马林娜·茨韦塔耶娃这个倘佯在崇高情感世界里的人会应
付自如，撒谎，按事先制定的计划袒护丈夫。也许马林娜根本不知道她丈夫在干什
么事？这也很难想象。情报机关的历史表明，妻子总是知道丈夫在从事秘密工作。
一些历史学家用了半个世纪的关于杀害伊格纳季·波列茨基的说法其实令人非
常怀疑。这不是第一起，也不是最后一起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外搞的政治谋杀案。
不惜人力和物力的做法使莫斯科能够精心策划和组织这种事情。
需要做复杂准备工作的此类行动由国家安全机关的干部这些行家来干。他们不
是谢尔盖·施皮格尔格拉斯这样的情报机关军官，而完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另一个
局的军官。前面提到的1940年在墨西哥组织杀害列夫·托洛茨基的艾廷贡就在这个
局供职。
埃夫龙在苏维埃俄国只活了两年。他于1939年10月10日在莫斯科与一批返回祖
国的前移民一起被捕。根据刑法典第58条向他提出了公式化的指控。这个条款给劳
改营管理总局的大部分犯人定了罪：叛国，搞恐怖活动，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
起诉书中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得到的材料说，一批白俄侨民根据法国情
报机关下达的任务从巴黎来到了莫斯科，他们的任务是进行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
“本案被告埃夫龙于1920年逃往国外，并在那里积极参加了白匪组织的反苏活
动。
“埃夫龙在巴黎所谓的亲苏组织‘返回祖国联盟’中担任领导职务，得到以前
持敌对态度的内务人民委员部5处领导人对自己的格外信任，于是按照法国情报机关
下达的任务把间谍、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秘密派往苏联。”
这样，在斯大林法庭的判决中也提到了埃夫龙与情报机关的合作！这么说是真
的了？
这个见解的正确性多半与整个起诉书的正确性相当，而起诉书中只有被告人的
姓名和出生日期与事实相符。
审讯过埃夫龙的人也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过，根据大量其他此类审判过程的
经验可以推测，是埃夫龙本人对侦查人员讲了自己与苏联驻巴黎的官员有联系，天
真地尝试让侦查人员相信对他提出的指控没有根据。可是侦查人员却满心欢喜地利
用了这些话。
我在克格勃档案馆查阅了苏联情报机关招募的间谍、同样是前白俄军官的彼得
·科瓦利斯基的卷宗。他在不同的欧洲国家里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几年。
在1937年苏联大规模镇压的高潮中，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乌克兰一城市的地方
局逮捕。他在这座城市里一方面执行莫斯科情报机关的任务，同时又被指控为波兰
从事间谍活动。
科瓦利斯基当然说了自己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但是
文化水平很低的侦查员根本没想到向情报机关的同行核对一下，于是就在起诉书中
写道：“显然，科瓦利斯基有一些涉嫌为波兰从事情报工作的行为。”
在斯大林时期缺少罪证根本不会妨碍作出死刑判决……
科瓦利斯基被枪毙了，可是中央情报机关在全苏联还找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