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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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对捷尔任斯基的地位却毫无影响，因为他本来就是内务人民委员。作为
“格帕乌”　的首领，他要服从的上级就是他自己。
　　可是其他的“契卡”人员，、特别是那些在远离莫斯科的边远地区工作的“契
卡”人员，对此大为不满。最后，整个部门的不满情绪占了上风，在1923年的11月，
“格帕乌”又被改建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简称“格帕乌”总局），其地位是一个
独立的人民委员部。
　　1922年，新的刑法法典生效。“格帕乌”不再有权判处死刑和判处政治犯行政
流放。但是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如下权力：可以将那些被控告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
以及非法政党的成员判处流放。
　　1923年。捷尔任斯基不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而只领导“格帕乌”总局。
据此职务，他参加人民委员会，但只有发言权。在每个加盟共和国中都有自己的
“格帕乌”，但它不从属于地方政府，而直接听命于莫斯科。
　　这是一条带有原则性的路线——安全机关不从属于地方权力机关。对此，地方
权力机关一直心怀不满。党的书记们知道，在自己身旁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它
只执行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而不向自己禀报它的活动，它甚至还要监视自己。对这
种情况党的书记们甚感不快。
　　地方权力机构想要争得领导“契卡”人员的企图未能得逞，因为中央从一开始
就了解，国家安全机关的价值在于它是控制全国的最重要的工具。
　　1918年10月16日，扬·彼得斯在临时代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时曾向全
国各省的党委会签发了一份指示信，其中说：
　　“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传说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各地展开大规模恐怖行动，庸
俗的小市民群众、大小资产阶级一起真正地高声叫喊起来。在列宁同志遭枪击和乌
里茨基同志遇害以后开始的反资产阶级恐怖行动，可以说是惟一的一个无产阶级行
使恐怖手段的阶段，此时它才从决议转而真正实施这样一些手段。
　　“在遭到打击的资产阶级产生恐惧心理和它大喊大叫的影响下，在许多苏维埃
机关里，在个别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当中，更可悲的是，在个别的我党成员中，开始
了反对‘契卡’的运动。
　　“他们于是只服从地方管理机关，改选并重新任命肃反委员会的主席，在报刊
上掀起反‘契卡’浪潮，等等。
　　“我并不否认，在个别的肃反委员会中，主要是在县一级委员会中，有违法乱
纪的事，但这不等于因为这个或那个委员会的错误就要砍掉这个无产阶级战斗机构
的翅膀。
　　“我党中央支持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观点，今年10月2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说：‘肃
反委员会是中央的权力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隶属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
会，各地的‘契卡’服从全俄肃反委员会，而对各地执行委员会有禀报工作的义务。”
　　当时的副司法人民委员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谁也不会说此人是
个大大的人道主义者）写道：“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进行镇压时
的残忍，以及它那种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完完全全的神秘性。”
　　克雷连科建议把安全部门交给司法人民委员部，以便地方上的“契卡”　人员处
于省一级司法人员的监督之下。
　　对此，捷尔任斯基当然表示了断然反对，他说：“如果把全俄肃反委员会交给
司法人民委员部去监督，我们就会丧失威望，使我们在与犯罪活动的斗争中没有了
威信，从而使白卫军散布的所谓我们‘违法乱纪’的说法得到确认……这种做法不
是监督，而是在破坏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各种机构的声誉。‘契卡’是处于党的监
督之下的。设置省一级的司法政委，实际上就意味着改变方针，反对‘契卡’，因
为省一级司法机构只是形式上公正的机构，而‘契卡’才是纪律严明的党的战斗机
构。”
　　克雷连科仍然认为“契卡”人员破坏法治。1925年他上书政治局，指出“格帕
乌”总局超越了赋予它的职权，建议严格而强烈地限制“格帕乌”不经过法庭而只
经过特殊会议的方式审理案件的权力。克雷连科认为检察机关应该注意“格帕乌”
　总局机构侦缉案件的过程。
　　捷尔任斯基再一次迎头拒绝了克雷连科的建议。他有另外一种逻辑：“在目前
的政治情况下，不允许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和间谍的斗争中削减‘格帕乌’总局的权
力。”
　　在这一类的冲突中，捷尔任斯基总是胜利者。他的部门比司法人民委员部和检
察院加在一起都重要。甚至连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人所表示的不满，对他也不构成什
么危险，虽然他总得对批评作出某种反应。
　　1924年底，政治局委员、《真理报》总编和列宁称之为“党的宠儿”的尼古拉
·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格帕乌”总局的工作。当时捷尔任
斯基没有在场，布哈林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给“格帕乌”总局的主席写了一封亲
笔信。其中说：
　　“……为了不使您有什么怀疑，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我请您理解
我的想法。我认为，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应该过渡到比较‘自由化’的形式：少来点
镇压，多来点法治，多来点讨论，自治……
　　“因此我有时反对有关扩大‘格帕乌’权力的建议。请您理解，亲爱的费利克
斯·埃德蒙多维奇（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您的），您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对您个人以
及对‘格帕乌’这个机构有什么不好的情感。这是个原则问题，就是如此……
　　“由于您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人，同时您又能成为一个非常公正的人，
所以您是可以理解我的。紧紧地拥抱您，紧紧地握您的手，希望您早日康复。
　　您的尼·布哈林
　　捷尔任斯基把这封信转寄给了自己的副手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
基，并在信后加写了下面一段话：
　　“中央领导圈子里的这一类情绪，我们必须加以考虑，并仔细地想一想……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一般做法和我们的工作方法，排除一切可以引起上述情
绪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格帕乌）可能应该安静些，谦逊些，进行搜查和逮捕时
要更谨慎些，要有足够的证据；对某类型的逮捕（如对耐普曼（指工商业者——译
者注）和犯读职罪的人的逮捕）应加以限制，只有在压力之下或是在保证有社会和
党的舆论支持的条件下才进行；要更多地向莫斯科市委汇报所有案件的情况，让党
组织更密切地参与这些案件。”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三年以后您会死去……
　　　　1919年8月18日，中央组织部又决定任命捷尔任斯基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一个特别
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是要监督军队的。1919年10月起，他还成了内卫部队的军
事委员会主席。
　　　　捷尔任斯基认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应该有自己的战斗部队。陆海军人民委员、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夫·托洛茨基则表示反对：他不认为应该建立某种不
属于他本人领导的特殊部队。
　　　　尽管捷尔任斯基最终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契卡”　的部队还是处于共和国革命
军事委员会主席，即托洛茨基的监督之下。1920年秋天，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使
“契卡”人员的地位与红军官兵相同，而在此之前“契卡”人员的薪金要比军人的
少。
　　　　1921年，捷尔任斯基建立了特种部队，负责保卫列宁，其后则是保卫列宁的陵
墓，以及一些最重要的机关，例如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等。后来这支部队改
建为以捷尔任斯基命名的特种师，一直存在至今日，当然，名称是改变了。
　　　　全俄肃反委员会是作为一个捍卫革命、并与最危险的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的机构
建立起来的，但是演变成了全面监视与镇压的工。
　　　　1920年12月，全俄肃反委员会保密处的负责人萨姆索诺夫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
“至今为止‘契卡’只是瓦解了东正教的教会，因为它是最大、最有力的。然而这
还不够，因为在共和国的领土上还有一些同样强大的宗教，比如伊斯兰教等。我们
还应该逐步地瓦解它们，就像对待东正教那样。”
　　　　1922年，在去哥尔克村探视了列宁之后，捷尔任斯基下令系统地收集所有著名
的知识分子代表的材料，其中包括作家、医生、工程师、农艺师等。所有的情报都
集中在“知识分子处”里。他指示：
　　　　“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建立专门的卷宗。每一组和每一分组的材料都应由在
行的同志们加以全面的研究阐述……材料应经过各方面的核实，以使我们得出的结
论是准确无误和不可更改的。这一点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做到，原因是办事的匆忙和
阐述的片面性……
　　　　“应该记住，我们处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把一些人驱逐出境，而且在于修正对待
专家们的路线，也就是说要分解他们的队伍，把那些准备无条件支持苏维埃政权的
人提拔起来……”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已经出现了到处寻找敌人，特别是外国敌人的习惯。
　　　　在喀琅施塔得叛乱期间，报刊上刊登了题为“新的白卫军阴谋”的政府通告，
其中说喀琅施塔得事件“无疑是由法国反间谍机关搞的”。然而这是谎言，是为了
镇压而找的借口。
　　　　当时的命令是这样的：“要无情地镇压叛乱者，无需任何怜悯之心，枪杀他们，
俘虏也包括在内。”未来的元帅留哈切夫斯基发出命令：“不迟于明天要用窒息性
毒气弹向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攻击。”
　　　　不要以为，党的最高层领导不知道事件的真实情况。当时负责调查喀琅施塔得
形势的是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特派全权代表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
这是一个著名的“契卡”人员，列宁对他十分信任。
　　　　阿格拉诺夫曾写了一份秘密报告，其中说：“喀琅施塔得的运动是自发产生的，
这是水手和工人群众无组织的暴动。侦查的结果是没有发现任何指挥人员中的反革
命组织或者协约国的间谍在叛乱发生前进行了什么工作。事件的整个过程说明没有
此种可能性……”
　　　　作为镇压部门的领导人，捷尔任斯基是残酷无情的。为什么呢？
　　　　在青年时代，一位医生曾对他说，他的肺病严重，3年以后会死去。于是，捷尔
任斯基对他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很珍视。他从流放地逃跑出来以后曾在波兰的塔特
拉山区和扎考潘等地居住过。这些地方的有疗效的山地空气帮助他恢复了健康。然
而他对生活的态度依然未变。　　　　　　　　　曾写过许多有关捷尔任斯基的书籍和文章的经济学博士奥托·鲁道福维奇·拉
齐斯认为：
　　　　“当人们叫他‘铁腕人物费利克斯’的时候，指的是他以铁的手腕打击敌人。
而当朋友们称他为‘铁腕人物’的时候，指的是他对自己以及对亲近的人那种出奇
的严格态度。”
　　　　捷尔任斯基的外甥女曾以赞许的口吻讲述过一件小事，而此事却令奥托·拉齐
斯感到惊讶不已。那是1919年闹饥荒的时候，有一次捷尔任斯基跑到他姐姐家去做
客，当时他瘦得皮包着骨头，疲惫不堪……姐姐知道他爱吃什么，就给他烤了软饼。
他脱下大衣，坐下要吃时突然问道：
　　　　“你在哪儿弄到的面粉？”
　　　　“在哪儿？面粉只能到投机倒把商那儿去买！”姐姐回答说。
　　　　他勃然大怒地吼叫起来：
　　　　“什么？我没日没夜地同他们斗，你可倒好……”
　　　　他抓起了软饼就扔到窗外去了。
　　　　奥托·拉齐斯说：
　　　　“这事不值得赞许。他应该把面饼留给姐姐。然而作为一个人，他是很真诚的……”
　　　　捷尔任斯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无与伦比的，以此可以解释一切。自从他17岁
投身革命事业以后，几乎从未享受过自由。6年服苦役，5年流放。如果不是革命解
放了他，可能他要终生蹲在牢狱里。他的同志们遭鞭打，上绞架，难道他能忘掉这
一切吗？
　　　　曾在劳改营中受苦而绝对不会喜欢安全部门的著名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
·拉兹贡，曾向我提起一件已被许多人遗忘的事实：
　　　　“1934年12月1日通过的有关死刑判决立即执行的斯大林法律，其实是从沙皇首
相斯托雷平所制定的法律那儿抄袭而来的。正是斯托雷平首相发布了有关建立战地
法庭的法律。战地法庭均由军官们主持。逮捕人犯以后立即审判，没有检察官，没
有辩护律师，也不听取证人的证词。判决了就立即执行。被送上绞刑架的不仅有暗
杀省长和部长的恐怖分子（这种人一共只有20来个），而且还有数百个农民，原因
只是他们放火烧了地主的庄园
　　　　对那些曾让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服苦役的家伙，捷尔任斯基在国内战争时期当
然不会心慈手软，因此他才如此残酷无情。
　　　　他被称为“神圣的杀手”。是的，真是如此。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而绝
非有些人所想像的那种单一性格的人。在他的身上，善良与凶狠非常奇怪地结合在
一起。
　　　　他为革命服务。然而用奥托·拉齐斯的话来说，比起全俄肃反委员会来，他更
愿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4年他曾领导过这个部门。
　　　　捷尔任斯基并没有领导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的行动，虽然按其
职务这正是他应做的事。他并未参与这些最可耻的血腥镇压行动，那都是别人替他
干的。
　　　　前往坦波夫省镇压安东诺夫叛乱的全俄中央执委会全权委员会在　　1921年6月1
1日签署的一份命令一直保存至今。其中说：
　　　　1．拒不道出本人姓名者，格杀勿论，无需经过法庭审理；
　　　　2．在藏有武器的村庄里，由县一级或地区一级的政治委员会宣布拘捕人质，如
不交出武器，立即处决人质；
　　　　3．在发现隐藏武器的地方，当即枪决其家长，无需法庭审理；
　　　　4．对藏匿匪徒的家庭，立即予以逮捕并逐出本省，家产充公，并枪决其家长，
无需法庭审理；
　　　　5．隐藏匪徒家庭成员及其财产者，一律视为匪徒，并枪决为此负责的家长，无
需法庭审理；
　　　　6．如发现匪徒全家逃跑，将其家产分给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农民，其留下的房屋
可以焚烧，亦可处理；
　　　　7．本命令要严格而毫不留情地加以执行。
　　　　　　　　　　　　　　　　　　　　　　　　　　　　全俄中央执委会全权委员会主席
　　　　　　　　　　　　　　　　　　　　　　　　　　　　　　　　　　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
　　　　　　　　　　　　　　　　　　　　　　　　　　　　　　　　　　　　　　　　部队指挥官
　　　　　　　　　　　　　　　　　　　　　　　　　　　　　　　　　　　　　　　　　　图哈切夫斯基
　　　　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不仅以自己曾在政治局工作
的经验，而且还因曾领导为政治迫害受难者恢复名誉的委员会的工作而能更好地体
会这些人的思想意识。他对作者说：
　　　　“要想理解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领导人，就应知道关键性的字眼权
力。对某些人来讲，权力就是一切。在争取权力的道路上，这些人对自己的人格以
及他人的痛苦都不屑一顾。他们抓住了建设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