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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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的一篇访谈录中叙述了1983年剧院去巴黎演出《尤诺娜与阿沃西》一剧的经历。
在巴黎必须按5个人一组行动，每个五人小组都有一个领导。大约在距回国还有一周
时间时，一个来自捷尔任斯基广场的人找到他。这个人不愿在宾馆里谈话，说敌人
的特工机关可能会窃听。他们在布洛涅树林走了很久，那名肃反工作人员向总导演
出示了一份可能会留在巴黎的演员的名单。扎哈罗夫让他相信，没有任何人打算留
下。结果他是对的……
同当初的谢米恰斯内一样，安德罗波夫是不会忽略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格
拉祖诺夫的。但这一次安德罗波夫主张采用的手段不是压制，而是糖衣炮弹，这已
远远地超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以下是他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画家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格拉祖诺夫自1957年以来一直在莫斯科工作，
文艺界人士对他的看法莫衷一是。一方面是格拉祖诺夫身边形成的那个圈子支持他，
认为他是一个有天赋的画家，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十分平庸，是一个通过绘画
反映小市民口味的人。
“此外，多年来格拉祖诺夫不断受到西方著名的社会和国务活动家的邀请，这
些人请他为自己画像。格拉祖诺夫作为一个肖像画家的声誉是相当高的。他画过的
人物有芬兰总统吉科宁、瑞典和老挝的国王、英迪拉·甘地、阿连德、科尔巴兰及
其他许多人。一些国家举办过他的画展，外国媒体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曾受苏联
一些组织的委托去越南和智利，所创作的组画曾在专门的展览会上展出。
“一方面是外国人心甘情愿地支持，另一方面是苏联画家对他心怀戒备，格拉
祖诺夫所处的这种境地对其作为一个美术家的成长历程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对其世
界观的形成尤其不利。
“格拉祖诺夫是一个没有相当明确的政治立场，而创作中无疑又存在着缺陷的
人。他最常见的表现是一个亲俄分子，时常公开表示一种反犹太主义情绪。他的政
治观点的混乱有时不仅使人紧张，而且还令人反感。他的张扬的性格和他的自高自
大也不利于在文艺界建立正常的关系。
“但因此厌弃格拉祖诺夫未必合适。美术家协会故意拒不承认格拉祖诺夫，这
会使他不良的一面进一步发展。如果考虑到西方一些人士不仅推崇他，而且还企图
影响他，甚至引诱他离开苏联，那么这样做就有可能导致不良后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必须认真对待有关这位画家的问题。也许可以适当地吸
收他参与某种社会工作，比如参与在莫斯科筹建俄罗斯木器博物馆，这是他及其密
友所一直希望的。请予以研究。”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些积极分子聚集在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位于共青
团大街的那幢小楼里，第五局的一位上校在讲述文艺界个别人卖身投靠西方的情况。
作家们对上校表示感谢并热烈地要求他与作家们保持最紧密的合作与协作。这都是
些规规矩矩的作家。
依据刑法典中的两项条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投入了监狱。比较严厉的第70
条的罪名是《反苏鼓动和宣传》，这是赫鲁晓夫当政时通过的。这一条规定了严酷
的惩罚：剥夺6个月至7年的自由，还可能外加2…5年的流放。在幸运的情况下，法
院可能只判流放。
1966年，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刑法典又加上了较为温和的第190条《传播
诋毁苏维埃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显而易见的谎言》。惩罚是：剥夺自由3年或劳改
1年，或罚款100卢布。根据这一条，可以随便把任何人关起来……
肃反人员可以将受到第70条和第190条指控的被告送至谢尔布斯基精神病学研究
所进行鉴定。如果医生同意克格勃方面的意见，那么被告就要被送去接受治疗。对
克格勃来说，宣布一个人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比判他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更为有利。
前特殊档案馆负责人阿纳托利·普罗科片科在接受《劳动报》采访时说：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总检察长鲁坚科和内务部长晓洛科夫1967年给中央
的一份报告令政治局委员大为震惊，他们没有想到精神病患者所犯下的恣意妄为、
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会如此之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报告的起草者在报告中
列举了一些‘闻所未闻的’向苏维埃政权挑衅的例子：克雷先科夫希望在红场用自
制的炸弹炸死自己；某人钻人列宁墓，差一点就要砸开伊里奇的石棺；杰久克，一
个探寻‘真理’已走火入魔的人，在克格勃大楼前的广场自焚。总之，精神病院不
够用，因此没过多久，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
“1978年，党的最高领导人责成以柯西金为首的一个委员会了解苏联社会的精
神状况。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近几年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有所增加。结论是，除了80
所普通精神病院外，还必须建造8所专门的精神病院。
“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学才走到尽头。内务部把16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
卫生部，有5所被取缔。约有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
应克格勃的建议，决定拆除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沙皇一家被枪决的那幢房屋。
1975年7月，克格勃向中央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西方反苏集团定期举办各种
有关罗曼诺夫沙皇家族的宣传活动，并因此经常提到商人伊帕季耶夫原来在斯维尔
德洛夫斯克市的那幢小楼。伊帕季耶夫的房子仍矗立在市中心……我们认为应该责
成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解决关于按照城市改造规划拆除该楼的问题。”
政治局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于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鲍里
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接到了拆除伊帕季耶夫家房屋的指示。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您不该为了明哲保身就这样做”
据说，如果不是由安德罗波夫，而是由别的什么人领导克格勃的话，国内的镇
压可能会达到斯大林时期的规模。当然，这种可能性无法排除。在政治局里，一有
机会就要求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的委员大有人在。但镇压的规模和程度通常取决于
总书记的作风，勃列日涅夫并不希望过于严酷。
勃列日涅夫曾对作家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说，“只要我活着”，
接着他又改口说，“只要我在这个办公室，就不会有流血”。
换另外一个人，一个没有安德罗波夫那种敏锐头脑的人来当克格勃主席，是想
不出如此无所不包的社会意识形态监督体系的。
尽管不是过去的那种极度恐惧，但国家安全委员会令人感到的还是恐惧。党的
政权机关已没有那么可怕，已变得更加开放，可以试着向它证明一些东西。同秘密
权力机关争论可就行不通了。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是罪犯，而且是被秘密权力机关定
为罪犯，那他就会连找人或找个地方为自己申诉、提出异议、证明自己无辜的可能
都没有，因为克格勃向来是概不承认。
安德罗波夫对自己以前的部下亚历山大·叶夫根耶维奇·鲍文似乎很不错。但
是，当克格勃截获鲍文的一封信，发现他在信中抱怨不得不把自己的才华用在为一
些小人物服务上（这首先是指总书记）时，就把信的内容向勃列日涅夫作了汇报。
鲍文被赶出了中央。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发誓说，他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这并不是惟一的一次。我认识一个人，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没解释任何原
因就解除了他的职务。他根据这种做法怀疑是克格勃所为，于是给自己认识的安德
罗波夫写信，请求解释原因。克格勃副主席兼反间谍局长召见了他，同他握手，异
常客气地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请我转告您，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您没有任何
意见，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我们希望将来也不会有。”
可是，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他的助手、负责这一问题的契尔年科发现，罪魁
祸首就是克格勃，已搞出了关于这个人的很厚一份卷宗。试问，安德罗波夫为什么
要演出这样一场戏呢？……
在1973年的4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脱离开讲稿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领
导下的克格勃在对外政策方面给政治局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通常认为，克格勃只会
干逮捕人和关押人的事，这是个天大的错误。克格勃所担负的首先是繁重而又危险
的国外工作，是需要能力和意志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住诱惑，做到不出卖，
不叛变。这需要很大的勇敢精神和赤胆忠诚。”
1973年，勃列日涅夫让安德罗波夫进了政治局。60岁时，即1974年，安德罗波
夫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勋章。
1973年12月，安德罗波夫被提升为上将，3年后成为大将。
每月除700卢布的部长薪金外，安德罗波夫凭军衔和工龄还可以领取400卢布。
当然，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他没有特别需要花钱的地方。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入侵阿富汗
曾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多年的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写道，
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底去了一趟布拉格，但只呆了很短的时间就返回了国内。他对
自己的助手们说：“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埋怨主席团成员，而那些人一心想把我叫到
一边，都快到夜里了还死气白赖地要和我谈话，大骂第一书记。每个人都在拉拢我，
引诱我加盟。这关我什么事？”我说：“那您就下令备好飞机，我们明天就走。哪
有功夫掺和他们的内讧。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可9个月后勃列日涅夫竟出兵捷克
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发自布拉格的情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大量的、越来越多
的情报让人觉得，捷克斯洛伐克想背叛社会主义……
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布拉格之春”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建立“仁慈的社
会主义” 的尝试是匈牙利事件的翻版，应该采取迅速而强硬的行动。与匈牙利
人不同的是，捷克人没有用武力抵抗苏联军队。
1969年3月，达曼斯基岛（珍宝岛译者注）事件发生时安德罗波夫正在开会。
怎么办？作何反应？主张对中国人予以有力打击的人慷慨激昂地发言。安德罗波夫
表示反对，勃列日涅夫赞同他的意见。没有同中国发生战争，冲突也慢慢地平息下
来。
职务本身迫使安德罗波夫在对外政策中如鹰一般警惕着周围的世界。在克格勃
的公文中，美国被公开称作“主要敌人”。克格勃一直处于同美国和整个西方永恒
交战的状态。
在勃列日涅夫身体还健康时，这一特点因他一直想使局势和缓、同西方保持正
常关系而未得到表露。当勃列日涅夫病人膏盲时，他松开了手中的缰绳，外交和军
事政策开始由3个人来决定，即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德米特里·费奥多
罗维奇·乌斯季诺夫和外交部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在政治局会议
上他们三人甚至坐在一起，安德罗波夫位于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之间。
不管觉得多么奇怪，三人联合执政确实比勃列日涅夫一人执政时的情况糟糕。
自信的领导通常善于作出让步和妥协。可这三个人，每人都极力表现自己的毫不动
摇性、坚定性。他们使国家陷入了同外部世界的激烈对抗之中。
安德罗波夫对乌斯季诺夫特别亲切，用“你” 和小名米佳来称呼他。克格勃主
席关于帝国主义侵略意图的报告有助于乌斯季诺夫为军事生产部门争取更多的预算。
在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成为总书记后，同西方的关系糟糕到了让人又谈起新的战
争威胁的地步……
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以及对他俩亦步亦趋的葛罗米柯卷进了阿富汗这场冒
险行动。
据法林说，乌斯季诺夫允诺只用几个月就能把阿富汗制服，因为“阿富汗没有
能同我们抗衡的军事对手”。
安德罗波夫支持乌斯季诺夫，但却不信任总参谋长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奥
加尔科夫元帅，称他是个“小拿破仑”。奥加尔科夫并不完全同意国防部长的意见，
他认为军队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
马赫穆特·艾哈迈托维奇·加列耶夫大将写道，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在政治局
会议上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他说，这种行动注定会给苏联的对外政策造成非常巨
大的麻烦。安德罗波夫打断元帅的话说：“我们有负责政策的人。您应该考虑军事
方面的问题，考虑如何更好地完成布置给您的任务。”
出兵是从杀害阿富汗领导人哈菲祖拉·阿明开始的。这是克格勃干的。
苏联军方认为，阿明是个完全可以打交道的人，但克格勃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
并插手了阿明同革命政府首任首脑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的争吵。
克格勃建议除掉阿明，并于1979年12月27日这样干了。基尔皮琴科中将对这一
行动作过描述，尽管该行动的所有参加者被建议忘记这一切，销毁有关行动计划的
全部文件。
首先从喀布尔撤走了对阿明有好感的苏联军事顾问。
驻阿富汗的克格勃代表、总军事顾问及内务部高级代表大约提前一周被告知计
划除掉阿明。未向大使和军事情报机关驻阿负责人透露任何风声。当战斗已打响时，
塔别耶夫大使要求基尔皮琴科作出解释：城里发生了什么事？后者说，到早晨他将
说清一切。
克格勃的特种部队在夜晚采取了行动，他们杀死了阿明的警卫（他们无法相信
攻击他们的是俄罗斯人）、偶然进到宫里的人、阿明一家及他本人。阿明的首级被
割下，并被当作物证送到莫斯科。
1979年12月31日，基尔皮琴科和克格勃秘密情报机关负责人尤里·伊万诺维奇
·德罗兹多夫向安德罗波夫报告行动取得成功。安德罗波夫允诺将对所有人予以嘉
奖。
安德罗波夫在阿富汗落入了自己部门布下的陷阱。他受到了诱惑，以为可以轻
而易举地解决问题：除掉阿明，把自己人卡尔迈勒弄到喀布尔，再把他扶植上台。
秘密行动因简单易行、代价小及隐秘而极具诱惑力，尽管后来表明一切并非如此，
但这毕竟是后来的事……
听命于莫斯科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确实被扶植为阿富汗的首脑，也派驻了军
队。苏军在那片异国的土地上多年里进退维谷，有许多人因此丧命。
苏联出兵阿富汗时勃列日涅夫已病得很重，仅仅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如果勃
列日涅夫没有生病，他多半不会允许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使国家卷
入阿富汗的这场风险。用瓦连京·法林的话来说，“所有事情都是背着总书记做的。”
更为准确地说，是总书记已丧失了清醒看待形势的能力。据法林讲，列昂尼德·伊
里奇“已经感觉到自己在对外政策方面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缓和势头正日渐衰
落，就算他还想有所作为，他已无能为力”。
当安德罗波夫成为总书记后，他命令进一步广泛开展无神论工作。由于入侵阿
富汗，伊斯兰教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