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文字版1-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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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post…feudal period），在西方急剧发展的影响之下，我们又必须洗心革面，非变不可，这就是我们近代史上的难解之结了。
可是中西之别，究在何处呢？这问题，答来话长。这儿且说点简化的大略。
从比较史学着眼，可以说近两千年来世界文明之发展，大致可用东亚、西欧两大主流之演变以概其余。这两大主流本是各自发展，极少相互干扰的。两相比较，其成就盖亦在伯仲之间。可是在十七、八世纪之后，西欧文明就显然逐步领先了。当东亚文明还停滞在帝王专制、农业经济时代，西欧各国在政治上已扬弃了专制；在经济上也摆脱了以农为本而逐渐地发展出「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了。
西欧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脱缰而驰呢？其关键盖为「封建社会」崩溃之结果。笔者在诸多篇拙作里，曾一再阐述中西社会发展之过程有其「通性」，如双方封建社会之发生与成长，便是通性之一例。然中西社会之发展过程，亦有其「特性」，如西方封建社会之形成，实发生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而中国封建社会之成长，则发生于秦汉大帝国建立之前。由于中西历史主观与客观条件之不同，而有其社会发展程序之先后；程序不同乃又导致这两个社会在近古与现代，亦有其本质之差异。
二者本质之差异又何在乎？曰：现代西欧北美社会发展之基础在「社会重于国家」也。「国家」（state）者，社会之「上层建筑」（super structure）也。国家之结构随社会之变动而变动。
我国则反是，我国社会发展之基础，则「国家强于社会」也。社会为国家之「上层建筑」，其结构之型态，其荣枯之动力，悉听命于国家之颐指气使也。
中西两社会之背道而驰，又何胡为乎而然呢？曰：双方发展中之主观与客观诸条件，均有以导致之。
西方中产阶级之自然形成
盖西欧于十五、六世纪封建社会崩溃之后，由于种种条件之限制（包括永远无法统一的拼音文字），他们因此也出不了一个秦始皇。其结果便形成一种小王国、小城邦纷立的局面。其小焉者大致如今日之港、澳与新加坡甚或更小。其大者亦不过如南韩、台湾或稍大，其最大者亦不过一四川耳。吾人如闭目试作遐想：当年西欧一隅之地，便有十数（甚或数十）新加坡、港、澳、台、韩，在商业上作激烈之竞争。它们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府，也被拖著勉力跟进（如近二十年之台湾与南韩）；大家一致向钱看，一个「重商主义」，当然就不呼自出了。
社会繁荣带动了教育与科技之发展，加强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亚当史密斯之《国富论》，也就变成现代社会科学之第一部书了，其情盖亦如今日台湾坊间之《股票指南》也。浸假一个以动产与不动产为基础而取得政治力量的「中产阶级」乃应运而生（试看今日的台湾与南韩）。大家拳脚交加地在「一院制」（unicamera）的议会之内，压制了老贵族，提高了增额平民议员；建立并加强了下院，便控制了政府。上节所述「代议政府」云云，在不断改进中，乃变成为维护此一新兴阶级集体利益之比较适当的模式了。
所以所谓全民「代议政府」者，实为西方自由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顺水推舟，无啥深文大义的自然产品也。
可是这么一个肤浅庸俗的洋制度，我们要把它移植到东亚大陆，何以竟如此之高不可攀和如此之难产呢？这就因为它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实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了。
中国的「宗法传统」和「家长制」
我们那个「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是从我们最古老的「宗法社会」逐渐演变出来的。宗法制是个纯国货。它在其他民族的历史里，是找不到类似的制度的。
可是「宗法社会」究竟又是个什么东西呢？简言之，它便是由我先民所特有的祖先崇拜传统，所发展出来的以父系家长（paternity）为中心的氏族制度（clan）。
前节已言之：我们的「封建社会」之崩溃早于西方一千七百余年。可是我们在封建社会崩溃之后，却没有弄到小邦林立、大家一致要钱的程度。相反的，由于特有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驱使，我们却搞出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超级大帝国来。
为著这个「中央集权」的运作，我们又发展出一套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system）。这个完整的制度，再经历朝改进，到满清初年，可说已臻至化境。它的运作之灵巧与科学化，允非国共两党后来的党官制所可望其项背。这样一个完备而合理的统治系统，再由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我们东方哲学——儒、法、道三家的精义熔注其间，日久化民成俗，便形成了一个所谓「霸王道杂冶」的「文化整体」（cultural entity）。关于这文化整体的特性与通性，时贤与笔者于各种著作中所论已多，不应再叠床架屋。今且粗列数条，以一示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所发生的作用。
吾人应该提出的第一条便是我们传统「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家长制」。在传统中国的家庭里是尊卑分明、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家庭成员悉听命于一位既长且尊的家长。这种家长在家庭业务的管理上，有其绝大的权力与威望；同时在道德上，他也有绝大的义务与爱心。对一个家庭的兴衰贫富，和子女儿孙的管教养卫，他都要负全部责任的。但是他不是个毫无约束的独裁者。就以家庭财产而言吧！全家成员（除已婚女儿之外）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如果协议「分家」，则「家长」也只能取其应得之一部分。可是在一般管教上，则长幼尊卑之间是没有什么「自由平等」可言的。做子女的在家长管教之下，连最起码的，现今所谓「基本人权」的「择偶自由」都是享受不到的。
我国传统儒家论政，多半都是「国、家」并提的，先要能「齐家」，然后才能谈到「治国」。家就是个小国；国就是个大家。所以国王、皇帝便是个特大家庭的太上家长；老百姓都是「子民」。不特此也，大皇帝底下的各级官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家长。县长知事叫做「父母官」，刺史郡守叫做「‘牧’民之吏」。依次类推，则皇帝便是最大的活祖宗。所以「祖国」这个现代化的名词，在古代则叫做「君父之邦」。君父一体，是最应受到子民们尊敬和服从的。所以孟老夫子骂人时也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因而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的结构便是从「父亲」这个小权威开始，形成一个小小的「权力金字塔」。然后重重叠叠上瑶台，大小金字塔层层配套，直至皇帝。皇帝所操纵的「国家机器」（state machine）便是个最大的权力金字塔。万岁爷是集全国「管教养卫」之权责于一身的。「教」在中古西方社会是由教堂分担的。做中国皇帝则是「作之君、作之师」，管教一把抓。政治二权都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承担一切责任；也行使一切权力。斯之谓「国家强于社会」，与现在西方民主国家「社会强于国家」，恰是个反面。今试把这两个不同的模式中「国家」和个体「公民」（citizen）之间的关系，图解如下：
「集权」并不是「极权」
可是在传统中国里，政治结构虽然高度中央集权（见图甲）——用时下术语来说，便叫做「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但是「集权」（centralization）并不是「极权」（total power或totalitarianism）。在这个「层层节制」的统治系统里，各级政府如都能按理出牌，也颇能收「垂拱而治」之效。纵使最高层出了一位荒淫无道的「暴君」（despot），他想透过层层金字塔，一竿到底，奴役全国人民，亦殊不易。因为暴君之出现，他第一步必须破坏他自己的法统。法统既失，则统治机器失灵，在那交通和资讯都相当原始的硕大帝国之内，搞其「东方暴君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亦势所不能。
事实上，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史上，除秦始皇、毛□□二人之外，也找不到第三位二世而斩的「东方暴君」。因此生于这个权力金字塔底层的黎民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高皇帝远，亦颇能自得其「乞丐民主」（beggar democracy）之乐。但是「乞丐」们的「基本人权」、「自由平等」又向哪厢去找呢？这些现代的概念，朋友！原都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玩艺嘛！在那并无「资产阶级」存在的帝制中国，那些罔顾人权、剥夺自由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如君权、父权、夫权、盲婚制、多妻制等等，原都是我们「固有道德」所认可的嘛！生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谁又觉得「天下有不是之父母」呢？诗人胡适说得好：「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这和今日老美公民「不觉太自由，只道自由好」，正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嘛！事实上，「无节制自由」之为害，实远甚于「健康的不自由」啊（著重健康二宇）！身在庐山中的游客，哪能识其全貌呢！
因此从比较史学上看，我们这个宗法遗规的「家长制」，在中世纪的世界上，不特是个「可行的制度」，甚或是个「较好的制度」呢！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俾斯麦时代的德国所行的「父道主义」（paternalism），不也是一样吗？腓特烈大帝说：「我为人民谋福利，可不一定要人民知道啊！」这与我们孔夫子的政治哲学，不正是不谋而合吗？我们的家长制一直延续到今天，初不因历次革命而有所改变。事实上台湾今日所存在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位大家长呢！可是李登辉总统今日的作风，似乎就有意重建这制度。
正因为我们孔孟之道的政治模式，健康长寿，比较合情合理。我民族安于此生活方式已二千余年，一旦要以夷变夏，本末倒置，其艰难万分、痛苦不堪，自是意料中事。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变夏从夷呢？那就是中世纪毕竟是中世纪；那个时代的「较好制度」，延至今日已大部分不适用，我们现在要另辟蹊径，就不得不从洋西化、改弦更张了。
「健康的个人主义」
在现代的民主国家里，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健康的个人主义」之上的（「健康」一辞是胡适之先生为中文读者特地加上去的，以免误解）。个体公民与各级政府之间，与夫各级政府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双边契约的关系（见图乙），政府不再是家长。它是听命于人民的「服务机构」（service agency），官员是「公仆」（public servant）。这一来，它和我们的传统的家长制，就完全背道而驰了。
但是这一洋制度未必就比我们的土家长制更好。它若行得其道如今日的英语国家，则政府便是为民服务的机构；权力若被滥用，则全国国民，都会变成独夫专政的个体对象。卢梭说：「暴君之前，人人平等。」（Before a despot everyone is equal。）就是指的此一情况。到那时，天既不高、皇帝也不远，那就民无噍类矣。上节所述战前的德义日加上个史达林的俄国，战后的毛□□和他的红卫兵，就是这个画虎不成的洋制度走火入魔的结果。九〇年代的台湾从家长制蜕变到一个「社会重于国家」的洋制度方向来，希望它的年轻的政治领袖们相忍为国。不要也画虎不成，迷失方向才好。
以上所说的宗法社会传统下的「家长制」只是我们帝国时代，至今还没有完全「蜕变」掉的特征之一。但是这一特征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我国所特有的农业经济制度相互配合运作的。它二者原是一对「暹罗连体兄弟」（Siamese twins）。彼此同生共死，是分割不开的。事实上□□今日在大陆上的政经失调，便是在这两个弟兄之间想舍其兄而留其弟，所以就矛盾百出了。
重农轻商的后遗症
不过话说回头，我们原有的以农立国的经济制度，也并不是甚么坏制度。相反的，它原是在人类历史上经过精心设计，一行两千年而有实际效验的「较好制度」（better system）呢！须知中国封建时代，原和欧洲一样，土地是属于国有的。可是在封建制崩溃之后，欧洲的经济便迅速地走上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而我们却缓缓地走上「重农主义」。
「重商主义」原是在社会强于国家的客观条件之下，不受人类意志控制而自然成长的。它的确是一种（如马克思所想像的）「客观实在」（objective reality）的产品。
可是我们「重农主义」，却是从头到尾的一种「主观设计」（subjective planning）的制度。更具体地说，它是在国家强于社会的情况之下，由政府主动从事「土改」的结果，是主观意志制造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废井田、开阡陌」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土改」。政府为了解放农村个体户的生产力，乃把公田（井田）制给废掉了。改农业为私营——这正是近年来邓小平毁弃毛制土改的主要内容。
秦以后，土地变成了商品，可以由人民自由买卖。此一农村自由经济制度，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没有太大的质变。一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政权成立之后，才被毛□□倒转了。
【附注】毛□土改，改私田为公田，也是主观意志的产品。在制度上说，实在是恢复先秦的封建生产制，所以终于行不通。王莽也就是搞封建生产制，所谓「复井田」，把脑袋搞掉的。
以主观意志来建立土地制度，古代儒法两家原是一致的。汉承秦制之后，儒家的政权，把法家原有的「重农轻商」的政策，继续推到最高峰。商人阶级受到政府严重的歧视。我国这种与西方反其道而行的「轻商主义」，其后竟深入人心，历两千年而未稍改。商人既被一个强大的政府镇压了，那个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的「城市中产阶级」（urban middle class）在中国历史上也就不能出现了。缺少个城市中产阶级，中国也就出不了「重商主义」和「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没有产业革命和与之俱来的「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那我们就只好安贫乐道，维持个半饥半饱的农业大帝国，永不想发财致富了。全国人民都生存在大贫小贫的边缘，如果再加上人口失控像晚清那样，那就真的一穷二白了——所幸我国人口过剩的现象，只发生在清朝乾隆以后。
以上所述便是我国晚清时代，从古老传统中承继下来的政经实况。这一实际情况，也是传统的政经制度作天衣无缝的配合所制造出来的。但是从人类文明累积的总成绩来看，这种体制原没有太多的不好。相反的，我们那独步世界的中世纪文明，便是这项政经体制孕育出来的。
且看那些在十七、八世纪来华传教，目击我国康雍乾盛世的耶稣会士；且看那位在十八、九世纪之间名闻天下的民主圣人杰弗逊；且看那位在二十世纪中叶，作为罗斯福农业「新政」智囊的华莱士等等，他们比较中西，对我国传统小农制的社会生活，无不推崇备至。晚近的科学史权威的李约瑟，对于我们中世纪科技与社会的成就，也捧得天高……我们自己的往圣先哲，唱戏抱屁股，自捧自的言论，那就更不用说了。纵迟至今日，李登辉总统还不是在为「回归固有文明」而呼吁吗？遑论当年。
可是既然有如此优秀的传统，为什么在晚清时代——那时的「固有文明」不是比现在还多一点吗？——我们却表现得那样窝囊呢？结果招致「新青年」们，一致喊打，几乎把「固有文明」全盘否定了。而晚近四十年，我们又为什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