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访谈录-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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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勤工俭学时生活艰苦，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留下的病根。他担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到西柏坡后，胃病经常犯，平时老用一个热水袋捂着肚子，有时疼得满头大汗，无法工作。由于吃不下饭，消化吸收不好，身体十分消瘦。毛主席知道后还专门从陕北给他打来电报，要他“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
工作”。我和少奇结婚时，他体重只有48公斤。我和少奇刚结婚时，我的工作关系还在外事组，同时兼着为少奇管管报纸、资料什么的，做一些服务性的事。一直到进北平以后，我们搬进了中南海，我的工作关系才正式转到中央办公厅，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那时办公厅正式成立了政治秘书室，成员有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朱老总的秘书潘开文同志，还有我，负责人是师哲同志。在西柏坡，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很简单，就是一张办公桌，一个很旧的沙发椅，还有一个放文件资料的木箱。他整天埋头写东西，桌子和木箱上堆得乱七八糟。有一天趁他出去开会，我就帮他拾掇，把放得凌乱不堪的报纸改放在木箱上，把文件、材料收拾整齐。没想到少奇回来把我批评了一顿，说你这样一动，反而搞乱了，我要的东西不见了。他摆放东西虽然乱，可他自己有数，别人一动，就找不着了。后来我吸取了教训，不擅自动他的桌子。少奇的那个木箱，已经跟了他很多年了，看起来不起眼，可他视作宝贝。战争年代行军打仗，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唯有这个木箱一直带在身边。里面放的什么呢？主要是他历年来写的文章、手稿，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历次提纲和原始手稿，还有一些重要的书籍、版本。我觉得这些东西很珍贵，就把它认真整理了一下，趁夏天太阳好，仔细晾晒了一遍。以后，保管这批手稿资料就是我的事了。前几年编辑出版少奇的选集、专题文集，有些就是从这批手稿中挑选出来的。我觉得他太忙太累，下决心照顾好他，不要让家里的事和生活琐事影响、干扰他的工作。少奇的作息时间很不规律，没有一天是晚上12点以前休息的。如果是去中央、毛主席那里开会，常常是半夜两三点才回家，有时甚至通宵。散会回来也不能马上休息，一方面精神兴奋睡不着，另一方面还有文件要批。毛主席、少奇、恩来同志都是一个习惯，往往要到凌晨才上床休息，第二天上午10点甚至12点才起床。从毛主席开始就是这个工作习惯。形成这个习惯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战争年代形势千变万化，工作紧张，急迫事务太多。各战场发给中央的电报往往要后半夜才到，等电报来了再研究决策，会就开得晚了。朱老总年纪大，毛主席要他早退先回去休息。其他领导同志就晚得多了。少奇原来吃饭没个规律，冷热饥饱瞎凑乎，有时饿了就猛吃，吃多了又胃酸。他年轻时得的胃病就这样老好不了，常犯。结婚以后，这些事我就管起来，让他在饮食方面尽量规律，保持均衡。他每天工作到很晚，而这时炊事员都休息了，我就把白天吃剩下的饭菜，放在一起煮热了给他当夜餐，热乎乎的他还挺爱吃。慢慢地他的胃病好多了。少奇经常半夜开会，我一般都等他回来。有时连续工作时间长了，我就陪他散散步。他休息的方式主要就是散步。西柏坡我们住的地方前面有个打谷场，每天晚上我们就在那里散步。可是我们出去总有哨兵跟着。我是学生出身，一开始散步还想挎着他的胳膊。他不让，说：“别这样。那些哨兵都还没有结婚呢！他们看不惯这个。”所以，散步时我俩也就是慢慢走路，说说话。我认识少奇以来，他一直是光头。结婚以后，我劝他把头发留起来，逐渐形成了背头的发式。那时涛涛4岁多，丁丁2岁多。虽然有阿姨带，但我仍尽量关心、爱护他们。我们的家庭关系非常融洽。涛涛需要母爱，一开始就叫我妈妈。我外出回来晚了，她就坐在门口一直等我。总之，生活上主要是我照顾少奇。有时他也想照顾我。有一天，他看见我怀孕身体有反应，吃不下饭，忽然说：“今天我给你做个湖南菜。”我说：“你还会做菜？”他说：“年轻时什么都干过。”那天他给我做了个蒸鸡蛋，里面搁了醋。我说：“你这是什么做法？蒸鸡蛋还放醋？”他说：“我们湖南就是这么做的，蒸鸡蛋炒鸡蛋都放醋。”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惟一一次他在生活上照顾我。其实他不是不想照顾我，实在是顾不上。他是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需要，我问他的生日是哪一天？我没有想到他竟然说：“我不记得了。”我当时觉得挺奇怪：哪有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的？我就有点不高兴，说：“工作上的事情你跟我保密，难道生日也要保密？”后来我才了解，他是真的不记得。那么多年，不是白色恐怖环境，就是行军打仗，走南闯北，千难万险，他从来也没想过为自己过生日。一直到全国解放后，我才把少奇的生日搞清楚。有一年他老家的亲戚来信，向他祝寿，从中知道少奇的生日是阴历10月11日。我通过年历对照表，查出来他的生日是公历1898年11月24日。这以后，少奇在填写有关履历的时候，才准确地填上了这个日子。刚结婚的时候，我对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贡献等等，了解很少。有次我请求他：“你有空的时候，跟我讲讲你过去的经历，就像讲老故事一样。”他不愿意讲，说：“你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而要从我的今后了解我。”这个回答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很深的教育。一直到今天，我经常想起他的这句话。他的意思是，过去的功劳再多再大，都已经过去了，没必要提它了，重要的是今后，要不断地作出新的贡献。事实上，他也没有时间回忆和谈论过去的事情。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
从西柏坡到香山（1）
黄峥：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1948年4月从陕北到西柏坡，同刘少奇、朱德同志会合。从9月开始，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一个接一个地打响。为建立新中国政权作准备的工作已经十分紧迫。这段时间中央领导同志工作的繁忙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王光美：是的。这段时间少奇同志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就是找各部门和各地来的负责人谈话、交待工作，要不就是埋头写文件。我记得1948年9月上中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在食堂吃饭时碰到
邓小平同志。在等开饭时，我们有说有笑地玩了会扑克——排列组合。他是从中原来西柏坡出席会议的。会议过程中，小平同志到少奇同志办公室，谈了很长时间的话。这段时间少奇还写了不少文件、文章、批语，主要是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如《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等。还有一件事，就是大家为少奇、朱德同志一起过了一次生日。本来少奇是不喜欢过生日的，他也搞不清自己的生日具体是哪一天，只知道是阴历10月份。朱老总的生日是12月1日，按阴历算的话是11月份。大家对朱老总的生日是知道的，因为在延安时曾公开为他举行过60大寿祝寿。这样，西柏坡机关的同志就在阴历11月的一天办了一个晚会，跳了会舞，就算为少奇、朱德同志一起过生日了。朱老总还特地写了一首诗送给少奇。那天我因为身体不适，经卫生部副部长朱濠村同志介绍，到石家庄透视检查，没参加生日活动。朱老总的诗稿，是进北京后朱总的女儿朱敏同志送给我的。这首诗的全文是：
贺少奇五十寿于西柏坡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幼年学马列，辩证启新思。献身于革命，群运见英姿。人山人海里，从容作导师。真理寻求得，平生能坚持。为民作勤务，劳怨均不辞。党中作领袖，大公而无私。群众欣爱戴，须臾不可离。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今年虽半百，胜利已可期。再活五十年，亲奠共产基。1949年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是斯大林派他来了解情况和听取中共中央意见的。少奇同他作过会谈。这事当时非常保密，事前我也不知道。黄峥：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特别快，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已经胜利在望。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三大战役胜利结束。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研究和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3月23日，中国共产党的五位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一起从西柏坡迁往北平。王光美：3月23日那天从西柏坡出发，少奇和我坐的是一辆吉普车，和大队伍一起，沿着灵寿—行唐—曲阳—唐县一线，向北平行进。我们坐了一天多的汽车，后来又改乘火车。记得我们乘坐的这列火车是由几节破旧而古老的车厢组成的。3月25日上午，列车抵达北平西郊清华园站。李克农同志等在少奇车厢门口高兴地迎接我们。下车后，中央领导同志上了各自的汽车，根据北平军管会的安排，开到颐和园作短暂休息。下午，中央领导同志在西苑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同各界人士见面。北平市委和北平军管会已经选定西郊香山，作为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一个驻地。阅兵式结束后，中央领导同志驱车前往香山。根据事先安排，毛主席住在香山双清别墅。朱总、少奇、恩来、弼时同志住在来青轩。少奇在阅兵式结束后直接乘吉普车到了香山。从山下到来青轩住地本来可以开车上去，可我们不知道，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登上去。到了香山，等于到了北平，我心里非常激动。北平是我出生、上学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自1946年11月1日离开北平赴延安，两年多时间过去了。这中间我转辗于陕北延安、瓦窑堡，晋绥临县、兴县，华北柏里、西柏坡，没想到这么快又回到了北平。我站在香山，向城里眺望，一股思念之情油然而生：父亲、母亲，哥哥妹妹们，你们都在干什么呢？家中一切可好？我家里有电话，我清楚地记得它的号码：西局 2858。我多么想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告诉家里光美回来了……但是，党中央的住地要保密，我遵纪没打。在香山的那几天，遇有空闲，我就陪少奇上山散步。他特别喜欢香山的大树，边走边抚摸边欣赏。我难得见他有这样轻松愉快的神情。我们还上了一次著名的香山险峰“鬼见愁”。不过，这两年我转辗陕北华北，见过那么多北方的丛山峻岭，再看看那“鬼见愁”，就觉得这个称呼实在是太夸张了。黄峥：中共中央在香山，一面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一面为建立新中国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多方运筹，工作是非常紧张的。王光美：在香山那段时间中央的工作确实繁忙。中央书记处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毛主席住的双清别墅开会，交流情况，讨论问题。最重要的大事都是在那里决定的。少奇开完会回来大多已过半夜。我们在香山来青轩的住处，离毛主席住的双清别墅不远，是三间东房。我们把最大的一间用作客厅。几乎每天都有干部来谈话，有时坐得满满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喜气，愉快地谈笑，热烈地讨论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我当时记的日记，少奇的工作日程满满的：3月26日，少奇出席中央的会议，回来同我谈了“城市工作提纲”，我作了记录。3月27日，少奇听取北平市领导同志彭真、叶剑英、赵振声（即李葆华）、薛子正等同志汇报关于军管会、联合办事处的存废、物价、税收、房屋土地、财政组织、市委和市政府的分工、供给制与薪金制同时并存等问题。3月28日，彭真、李葆华、赵毅敏、刘仁、沙可夫同志和负责大学教育的李昌同志、负责中小学教育的刘局长等来，谈了大学教育经费、师资、教材以及校长人选问题，还汇报了文艺、电影、戏剧等文化教育、宣传方面的问题。3月29日，少奇主持财经、工会座谈会。彭真、李立三、萧明等同志出席。会上就工业、交通、商业、劳资关系、铁路、金融、合作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汇报讨论。3月30日，少奇召开党、政、工、青、妇干部座谈会，彭真、刘仁和主管组织工作的傅部长等出席。3月31日，少奇主持会议讨论工会工作，彭真、李立三、萧明等同志出席。当天，少奇还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同志一起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欢送他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4月1日，少奇专门对北平市委的工作作了指示，并和彭真等同志讨论人民革命大学的问题。
从西柏坡到香山（2）
4月2日，少奇约华北局薄一波等同志来谈北平、天津接管的情况，以及对外贸易问题。4月3日，少奇在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召集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肯定了北平的接收工作，并就今后如何进一步把旧北平变成新北平，谈了他的看法。晚上少奇去毛主席处开会，可能就在这天决定要少奇去天津。
少奇第一次上我家
黄峥：天津解放后，接管政权很顺利，但经济形势不好。新接收来的国营企业一时难于正常生产，私营企业普遍关门，开工的不足3成，大批工人失业，上百万人生活没有着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资本家怕共产党清算他们，因而消极生产，甚至准备携款外逃。工人、店员误以为共产党来了可以像农村土改那样分厂分店。党的干部则怕犯右的错误，不敢也不会同资本家打交道，对工人的过高要求也不去做工作。同北平相比，天津的问题比较突出。王光美：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没有遭到战争破坏，但北平是一座消费城市，长期处在国民
党政府和日伪的统治下，经济早已是烂摊子。天津是1949年1月15日在平津战役快结束的时候，由人民解放军打下来的。它和北平不一样，工商业比较集中，本来应该在经济上搞得好一些，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当时主持中共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同志为此非常焦急，两次给中央写报告，希望中央重视，帮助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毛主席派少奇同志去天津调查，解决问题。少奇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北平和天津都归华北局管，所以少奇在去天津之前，特意到华北局向薄一波同志通气。那天是我陪他去的。当时中央机关在香山，华北局已经在城里，我记得是在后圆恩寺的一所挺漂亮的房子里，院内有小喷泉，据说曾经是蒋介石的官邸。少奇一见薄一波同志就说：“一波，我来向你报到。”薄一波同志回答说：“你是中央领导同志，该上哪就上哪，何必特意来告诉我。”少奇严肃地说，按照组织原则，应该这样做。他还交待说：“我在天津的活动，均请天津市委报告你，由你转报毛主席。”薄老在他写的书里回忆过这件事。有一次在香山，少奇对我说过一句：“光美，什么时候去你们家看看。”当时我心想：你那么忙，领导人的行动还要保密，不知哪天才能真的上门？正好这次进城去华北局，少奇就提出顺便到我家看望我的父母。我赶紧打电话告诉了家里。我和少奇在西柏坡结婚以后，我曾经托外事局王朴、新华社范长江两同志给我家带过信。信上我讲得很简单，说我已经结婚了，但没说对方具体是谁，只说是一位布尔什维克，还说过春节我有可能回家。王朴的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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