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访谈录-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963年5月，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制订《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中提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准备。9月，党中央根据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两个文件都有10个条文，所以习惯称为《前十条》、《后十条》，是指导“四清”运动最早的、基本的文件。在中央制定这两个文件期间，正好少奇同志连续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朝鲜和忙于处理几件国际事务，所以《前十条》、《后十条》的讨论他都没有参加。少奇同志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我跟他去了。从越南回来以后，可能因为劳累，少奇的肺病复发了。少奇对生死问题从来是很坦然的。这次，我感觉他有所考虑，工作更抢时间。
　　少奇要我下基层王光美：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一些地方试点。有一天，少奇对我说，他提议我下基层工作一段时间。他没有多说理由，我想是为了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同时我感觉他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多年来我一直跟着他，担任他的政治秘书，没有独当一面工作过，将来他不在了怎么办？所以让我下去，在实际斗争中经受锻炼。其实，我自己倒没有想这么多，我是全心全意、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助手。看到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觉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从心里感到高兴、自豪。而且，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多年来他的生活起居一直是我照顾，离开他，我实在不放心，也不忍心。再加上，我们的孩子都还小，平平、源源、婷婷才10来岁，小女儿小小只有三四岁，正是需要管教的年龄，我走了怎么办？所以，在开始一段时间，我对下基层这件事心里非常矛盾。少奇同志正式提出要我下基层，我当然要尊重他的决定。再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作为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响应，同时也可以补上基层锻炼这一课。于是，我把这一安排向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干部们作了转达，以便大家有所准备。但这事遭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人员的一致反对。他们举出种种理由，认为我不该下去。不知是谁，把这件事捅给了周恩来同志。周总理也不赞成我下去。他已经知道少奇同志肺病复发，便催我们赶紧安排少奇同志到北戴河休养。这样一来，我下基层的事只好暂时搁置。7月25日，我陪少奇到北戴河休养。一般每年夏天，中央同志都要到北戴河，或者开会，或者边工作边休息。但1963年夏天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同志都没去，我们在那里感到空荡荡的。少奇在那里就是休养、治疗，哪也没去，也没有见什么人。我记得那时萧劲光同志也在北戴河，就是他来看过少奇一次。那几年萧劲光同志喜欢收集古画，可能买了不少，在干部中有些反映。他来找少奇同志，对这事做了些解释。萧劲光同志和少奇同志很早就认识，1921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俩就一起，比较熟。经过治疗和休息，少奇的身体好些了。从北戴河回来，按原定计划，少奇同志准备出访朝鲜。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夫人可以不去，秘书中就派了刘振德同志跟去。少奇临走前，再次提出要我下基层。他听说身边工作人员都反对我下去，特意说，不要顾虑他的身体，他自己会注意，保证一定和工作人员配合好，教育孩子的事也由他来管，家务事有问题可以让工作人员随时问他。他要我把他的这些意见转告秘书、警卫等工作人员。见少奇下这么大的决心，我很感动，也暗暗下决心，坚决照他的话去做。但当时面临一个怎么下的问题：下到哪里？下去干什么？向谁申请？具体关系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清楚的。少奇同志出访朝鲜后，我在家一面安排搬家，从西楼甲楼搬往福禄居，一面关心留意下去的途径、方式。国庆节前夕，少奇同志从朝鲜回来了。他见我还没有下去，就催促说：“如果不能一下子到基层，哪怕先下一级也好。”我说：“我不是怕下去，我已经下了决心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下？”不久，听到田家英同志在一个会上作报告，宣讲《前十条》、《后十条》。他在报告中说：“我要带一个工作队，到山东搞‘四清’，欢迎大家跟我去。”他这个话一下子启发了我：我可以采取参加“四清”工作队的方式下去，这样可以直接下到基层，而且我以前参加过土改工作队，这方面有一定的经验。经过考虑和联系，我选择去河北省，时间方面设想下去一年左右。当时想得很简单：我是北方人，到北方农村可能适应快一些。记得1961年我随少奇同志到湖南农村调查，那里的生活习惯和北方差别很大，话也听不懂，要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肯定没法开展工作，对此我记忆犹新。再说，河北离北京相对比较近，家里有事也能尽快赶回来。当时，确实一点也没有要搞一个典型经验的想法。有一天，中南海春耦斋有舞会，我去了。见到毛主席，我就向他报告了少奇同志要我下基层、我准备到河北农村参加“四清”的事。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哇！”见主席也支持我下去，我的信心更足了。下去的事定下来以后，我开始抓紧时间作准备。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党支部还专门开了个会，讨论相应的工作安排。少奇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反对我下去。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少奇已经65岁了，平时工作又那么忙，我在，工作上生活上的好多事情我就包了，要是我不在，他们担心照顾不过来，弄不好要出事。特别是，少奇每天晚上睡觉都离不开安眠药，第一次服药后还要坐在床上看文件两三个小时，然后再吃一次才能入睡。入睡前后他要起来上厕所，吃了安眠药脑子迷迷糊糊，就很容易摔跤，已经摔倒过好几次，有时还从床上摔下来。卫士组的同志提出，我走后必须在少奇同志卧室门口安排夜间值班。原有人手本来就紧张，就只能向警卫局申请增加人。我把这事跟少奇同志说了。他不同意再加人，说：“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你们无非是担心我从床上摔下来，我睡地铺不就解决了吗？”这样，在我下去的前一天，我们真的就把卧室的床架子拆掉，将床垫子直接放在地上。从此，少奇睡起了地铺。我是11月下旬正式离开中南海下去的。本来是可以早一点走的，为什么又拖了些时间呢？一是因为这期间正好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我是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必须出席；二是办理这样那样的手续。我拿着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同志，请他帮助安排。刘子厚同志很欢迎我去，说：“河北‘四清’现在有两个点，一个在邯郸，一个在抚宁。抚宁的点是林铁同志在那里挂帅，你就去抚宁吧！”他还建议我最好改个名字。刘子厚同志的建议很有道理。那个年代，中国绝大部分的城市没有电视，农村是完全没有，所以我们下去，一般人都不认识。但由于出国访问等情况，有时候报纸上会出现我的名字。改个化名，可以方便工作。回家以后，我就和少奇同志说改名字的事。他也说这样好。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我化名董朴。董，是随了我母亲的姓；朴，就是艰苦朴素的意思。刘子厚同志把我去抚宁参加“四清”的事告诉了林铁同志。林铁同志后来在到北京时上我们家来了一次，向少奇同志汇报河北的抗洪救灾工作，同时谈了谈我下去的安排。我抓紧时间向其他秘书交待工作，并把家务事安排了一下。平时在家里，大小事包括经济开支都是我管，少奇是根本不管的。我走了怎么办呢？我把家里每个月的开支情况写了一张清单，让少奇交待给刘振德秘书掌管。我们家每月工资收入共500多元，少奇400多元，我100多元。平时每月初我领到工资后，首先要支出以下几项，这是固定的：交给卫士组100元，为少奇同志买香烟、茶叶和别的小日用品；交给厨师郝苗同志150元，作为全家一个月的伙食费；交给我母亲130元，由她统一安排我们5个孩子的学杂费、服装费和其他零用钱；付给我们家的老阿姨赵淑君同志工资30元；上交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党费25元；付每月的房租、水电费等40多元。这些基本开支，每个月得400多元，这还不包括添置一些大一点的用具、衣服和接济亲友。所以，平时我们家很节俭，孩子们穿的衣服很少有不带补丁的，花钱不精打细算不行，一不小心就会透支。临走前我数了一下放钱的小铁盒，里面只有20多元，这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底了。交待完工作和家务，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也就是一个旅行包，一个铺盖卷。下去后要住在老乡家里，老乡不可能提供被褥，所以睡觉用的一套东西要自己带。我把平时睡的被褥枕头卷在一起，用绳子捆好，把日常生活用品装进旅行包，就出发了。走的时候，少奇同志从办公室出来，为我送行。他提起这两件行李，掂掂份量，笑着说：“还不重。轻装上阵，这样好！”我拿着行李往外走，回头看看，少奇一直站在办公室门口目送我走出大门。想到这次下去要一年时间，心里实在不放心。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我们从没有分开过这么长时间，我从没有离开家这么长时间。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我不在了谁能照顾好他呀？没人提醒他及时穿衣戴帽，他是很容易受凉感冒的！夜间起来摔倒了怎么办？小孩子教育会不会耽误事？一大堆家务事谁来管？但事已至此，再牵挂也没用，我只好咬咬牙，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我到桃园大队参加“四清”
　　黄峥：这么说，您是1963年11月下旬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工作的地点就是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吗？王光美：这有个过程。11月下旬，我正式到工作队报到。我参加的是河北省委组织的省、地、县“四清”工作队。这个工作队的任务，是负责一个公社的“四清”运动，具体就是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整个工作队有220多人，其中有一半是省属各机关的干部，另一半是县属各级的干部，包括县、区和从一些公社抽调来的公社干部。还有少数地委的干部和《中国青年报》的同志。工作队队长是抚宁县委第一书记强华同志和省委政
策研究室副主任肖风同志，上面是省委书记处书记林铁同志挂帅。在进村之前，工作队在秦皇岛集训，学习了一个星期。我也参加了。学习完我们就下乡。我被分配到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为了便于工作，对外我是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身份，在整个工作队里我是一个普通队员，在桃园大队工作组里是副组长。省公安厅派了一个副处长跟我去。除了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工作队的同志和当地的干部群众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这时强华、肖风两个队长都还没有下来，他们也不知道。有少数人可能知道我是从北京中央机关下来的。桃园大队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地海滨不远。这个大队有200多户人家，1000多人口，分4个生产队。派到桃园的工作组共20人，其中有8个是县属干部，另外12人，包括我，是省级各机关的干部。刚下来，工作组成员之间互相都不熟悉。进村的当天晚上，我们都分别在老乡家里住下了，工作组长黄贤同志派了一个人来找我，要我去他那里商量工作。这时我已经吃过安眠药，准备睡了，只好对来人说：“10点半了，我刚吃了安眠药，明天再谈吧！”我问他贵姓，他说姓王，我脱口而出说：“噢，咱俩同姓。”这下子可能就漏馅了，他们回去就猜测并留意打听我是什么人？我在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组的工作就此开始了。工作组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先期进行“四清”试点的卢王庄公社蒲蓝大队的经验，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了这样几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连，宣传两个《十条》文件，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干部“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在离开北京之前，我曾请示少奇同志，问他，我下去应该注意些什么，工作怎么做法？他简单讲了两句，说：“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桃园大队，经过发动群众，确实揭露出许多问题：干部多吃多占、打骂群众、赌博成风，贪污盗窃的事也揭发出不少。按照当时的政策，工作队组织有问题的干部向群众检讨、退赔，叫做“洗澡”、“下楼”。春节前夕，这项工作告一段落，工作队放假回家过年。我也回北京了。回家后，看到少奇同志和家里一切都好，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少奇同志给我留了一些有关“四清”运动的文件、材料，我都认真地看了。这期间，少奇同志抽时间听我详细汇报了桃园大队“四清”的情况，谈了他的看法。他说：犯严重四不清的干部，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在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基本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般干部的不好作风的影响。下面的干部给上面的干部送礼物，请吃喝，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面就有人保护他了。少奇还提出：“‘四清’和‘五反’以后，要制定出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定。如，今后干部下去应该如何工作？遵守什么制度？以便于群众监督，保证坚持勤劳、廉洁、朴素的作风。”少奇同志的这个谈话，我当时作了记录，回河北时向省委传达了。后来，少奇同志自己还把河北省委的传达记录报送毛主席审阅。这期间，我在中南海春耦斋舞会上见到毛主席。主席知道我下去参加“四清”，便向我了解情况，问得很细。我讲到一些干部多吃多占等严重现象，主席说：为什么他敢这样？根子在上面。毛主席还提议说：“你下次到南方搞一期，不要总在北方，我那里派两个人跟你一起去。”我说：“到南方，我就怕话听不懂。”后来，我在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结束后，又到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参加了一期“四清”。毛主席办公室果然派了秘书林克和卫士小张，随我一起去参加“四清”工作队。有一次在春耦斋舞会上碰见江青。她对我说：“我现在身体不好，下不去了。你身体好……”说话口气有点酸。我忙说：“你当年在武汉不也下去过吗？我还得向你学习呢！”1964年春节过后，我又回到了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组。自从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我一直努力紧跟。我自己感到比少奇跟得还紧。整个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各“四清”试点单位揭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当时的感觉，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桃园大队揭出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我和工作组的同志把问题看得相当严重，认为这个大队的领导班子不象共产党，烂掉了。我们改组了大队党支部，处分了一些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