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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王光美访谈录-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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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年5月,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制订《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中提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准备。9月,党中央根据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两个文件都有10个条文,所以习惯称为《前十条》、《后十条》,是指导“四清”运动最早的、基本的文件。在中央制定这两个文件期间,正好少奇同志连续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朝鲜和忙于处理几件国际事务,所以《前十条》、《后十条》的讨论他都没有参加。少奇同志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我跟他去了。从越南回来以后,可能因为劳累,少奇的肺病复发了。少奇对生死问题从来是很坦然的。这次,我感觉他有所考虑,工作更抢时间。
  少奇要我下基层王光美: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一些地方试点。有一天,少奇对我说,他提议我下基层工作一段时间。他没有多说理由,我想是为了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同时我感觉他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多年来我一直跟着他,担任他的政治秘书,没有独当一面工作过,将来他不在了怎么办?所以让我下去,在实际斗争中经受锻炼。其实,我自己倒没有想这么多,我是全心全意、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助手。看到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觉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从心里感到高兴、自豪。而且,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多年来他的生活起居一直是我照顾,离开他,我实在不放心,也不忍心。再加上,我们的孩子都还小,平平、源源、婷婷才10来岁,小女儿小小只有三四岁,正是需要管教的年龄,我走了怎么办?所以,在开始一段时间,我对下基层这件事心里非常矛盾。少奇同志正式提出要我下基层,我当然要尊重他的决定。再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作为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响应,同时也可以补上基层锻炼这一课。于是,我把这一安排向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干部们作了转达,以便大家有所准备。但这事遭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人员的一致反对。他们举出种种理由,认为我不该下去。不知是谁,把这件事捅给了周恩来同志。周总理也不赞成我下去。他已经知道少奇同志肺病复发,便催我们赶紧安排少奇同志到北戴河休养。这样一来,我下基层的事只好暂时搁置。7月25日,我陪少奇到北戴河休养。一般每年夏天,中央同志都要到北戴河,或者开会,或者边工作边休息。但1963年夏天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同志都没去,我们在那里感到空荡荡的。少奇在那里就是休养、治疗,哪也没去,也没有见什么人。我记得那时萧劲光同志也在北戴河,就是他来看过少奇一次。那几年萧劲光同志喜欢收集古画,可能买了不少,在干部中有些反映。他来找少奇同志,对这事做了些解释。萧劲光同志和少奇同志很早就认识,1921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俩就一起,比较熟。经过治疗和休息,少奇的身体好些了。从北戴河回来,按原定计划,少奇同志准备出访朝鲜。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夫人可以不去,秘书中就派了刘振德同志跟去。少奇临走前,再次提出要我下基层。他听说身边工作人员都反对我下去,特意说,不要顾虑他的身体,他自己会注意,保证一定和工作人员配合好,教育孩子的事也由他来管,家务事有问题可以让工作人员随时问他。他要我把他的这些意见转告秘书、警卫等工作人员。见少奇下这么大的决心,我很感动,也暗暗下决心,坚决照他的话去做。但当时面临一个怎么下的问题:下到哪里?下去干什么?向谁申请?具体关系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清楚的。少奇同志出访朝鲜后,我在家一面安排搬家,从西楼甲楼搬往福禄居,一面关心留意下去的途径、方式。国庆节前夕,少奇同志从朝鲜回来了。他见我还没有下去,就催促说:“如果不能一下子到基层,哪怕先下一级也好。”我说:“我不是怕下去,我已经下了决心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下?”不久,听到田家英同志在一个会上作报告,宣讲《前十条》、《后十条》。他在报告中说:“我要带一个工作队,到山东搞‘四清’,欢迎大家跟我去。”他这个话一下子启发了我:我可以采取参加“四清”工作队的方式下去,这样可以直接下到基层,而且我以前参加过土改工作队,这方面有一定的经验。经过考虑和联系,我选择去河北省,时间方面设想下去一年左右。当时想得很简单:我是北方人,到北方农村可能适应快一些。记得1961年我随少奇同志到湖南农村调查,那里的生活习惯和北方差别很大,话也听不懂,要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肯定没法开展工作,对此我记忆犹新。再说,河北离北京相对比较近,家里有事也能尽快赶回来。当时,确实一点也没有要搞一个典型经验的想法。有一天,中南海春耦斋有舞会,我去了。见到毛主席,我就向他报告了少奇同志要我下基层、我准备到河北农村参加“四清”的事。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哇!”见主席也支持我下去,我的信心更足了。下去的事定下来以后,我开始抓紧时间作准备。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党支部还专门开了个会,讨论相应的工作安排。少奇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反对我下去。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少奇已经65岁了,平时工作又那么忙,我在,工作上生活上的好多事情我就包了,要是我不在,他们担心照顾不过来,弄不好要出事。特别是,少奇每天晚上睡觉都离不开安眠药,第一次服药后还要坐在床上看文件两三个小时,然后再吃一次才能入睡。入睡前后他要起来上厕所,吃了安眠药脑子迷迷糊糊,就很容易摔跤,已经摔倒过好几次,有时还从床上摔下来。卫士组的同志提出,我走后必须在少奇同志卧室门口安排夜间值班。原有人手本来就紧张,就只能向警卫局申请增加人。我把这事跟少奇同志说了。他不同意再加人,说:“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你们无非是担心我从床上摔下来,我睡地铺不就解决了吗?”这样,在我下去的前一天,我们真的就把卧室的床架子拆掉,将床垫子直接放在地上。从此,少奇睡起了地铺。我是11月下旬正式离开中南海下去的。本来是可以早一点走的,为什么又拖了些时间呢?一是因为这期间正好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我是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必须出席;二是办理这样那样的手续。我拿着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同志,请他帮助安排。刘子厚同志很欢迎我去,说:“河北‘四清’现在有两个点,一个在邯郸,一个在抚宁。抚宁的点是林铁同志在那里挂帅,你就去抚宁吧!”他还建议我最好改个名字。刘子厚同志的建议很有道理。那个年代,中国绝大部分的城市没有电视,农村是完全没有,所以我们下去,一般人都不认识。但由于出国访问等情况,有时候报纸上会出现我的名字。改个化名,可以方便工作。回家以后,我就和少奇同志说改名字的事。他也说这样好。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我化名董朴。董,是随了我母亲的姓;朴,就是艰苦朴素的意思。刘子厚同志把我去抚宁参加“四清”的事告诉了林铁同志。林铁同志后来在到北京时上我们家来了一次,向少奇同志汇报河北的抗洪救灾工作,同时谈了谈我下去的安排。我抓紧时间向其他秘书交待工作,并把家务事安排了一下。平时在家里,大小事包括经济开支都是我管,少奇是根本不管的。我走了怎么办呢?我把家里每个月的开支情况写了一张清单,让少奇交待给刘振德秘书掌管。我们家每月工资收入共500多元,少奇400多元,我100多元。平时每月初我领到工资后,首先要支出以下几项,这是固定的:交给卫士组100元,为少奇同志买香烟、茶叶和别的小日用品;交给厨师郝苗同志150元,作为全家一个月的伙食费;交给我母亲130元,由她统一安排我们5个孩子的学杂费、服装费和其他零用钱;付给我们家的老阿姨赵淑君同志工资30元;上交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党费25元;付每月的房租、水电费等40多元。这些基本开支,每个月得400多元,这还不包括添置一些大一点的用具、衣服和接济亲友。所以,平时我们家很节俭,孩子们穿的衣服很少有不带补丁的,花钱不精打细算不行,一不小心就会透支。临走前我数了一下放钱的小铁盒,里面只有20多元,这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底了。交待完工作和家务,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也就是一个旅行包,一个铺盖卷。下去后要住在老乡家里,老乡不可能提供被褥,所以睡觉用的一套东西要自己带。我把平时睡的被褥枕头卷在一起,用绳子捆好,把日常生活用品装进旅行包,就出发了。走的时候,少奇同志从办公室出来,为我送行。他提起这两件行李,掂掂份量,笑着说:“还不重。轻装上阵,这样好!”我拿着行李往外走,回头看看,少奇一直站在办公室门口目送我走出大门。想到这次下去要一年时间,心里实在不放心。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我们从没有分开过这么长时间,我从没有离开家这么长时间。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我不在了谁能照顾好他呀?没人提醒他及时穿衣戴帽,他是很容易受凉感冒的!夜间起来摔倒了怎么办?小孩子教育会不会耽误事?一大堆家务事谁来管?但事已至此,再牵挂也没用,我只好咬咬牙,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我到桃园大队参加“四清”
  黄峥:这么说,您是1963年11月下旬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工作的地点就是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吗?王光美:这有个过程。11月下旬,我正式到工作队报到。我参加的是河北省委组织的省、地、县“四清”工作队。这个工作队的任务,是负责一个公社的“四清”运动,具体就是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整个工作队有220多人,其中有一半是省属各机关的干部,另一半是县属各级的干部,包括县、区和从一些公社抽调来的公社干部。还有少数地委的干部和《中国青年报》的同志。工作队队长是抚宁县委第一书记强华同志和省委政
策研究室副主任肖风同志,上面是省委书记处书记林铁同志挂帅。在进村之前,工作队在秦皇岛集训,学习了一个星期。我也参加了。学习完我们就下乡。我被分配到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为了便于工作,对外我是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身份,在整个工作队里我是一个普通队员,在桃园大队工作组里是副组长。省公安厅派了一个副处长跟我去。除了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工作队的同志和当地的干部群众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这时强华、肖风两个队长都还没有下来,他们也不知道。有少数人可能知道我是从北京中央机关下来的。桃园大队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地海滨不远。这个大队有200多户人家,1000多人口,分4个生产队。派到桃园的工作组共20人,其中有8个是县属干部,另外12人,包括我,是省级各机关的干部。刚下来,工作组成员之间互相都不熟悉。进村的当天晚上,我们都分别在老乡家里住下了,工作组长黄贤同志派了一个人来找我,要我去他那里商量工作。这时我已经吃过安眠药,准备睡了,只好对来人说:“10点半了,我刚吃了安眠药,明天再谈吧!”我问他贵姓,他说姓王,我脱口而出说:“噢,咱俩同姓。”这下子可能就漏馅了,他们回去就猜测并留意打听我是什么人?我在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组的工作就此开始了。工作组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先期进行“四清”试点的卢王庄公社蒲蓝大队的经验,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了这样几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连,宣传两个《十条》文件,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干部“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在离开北京之前,我曾请示少奇同志,问他,我下去应该注意些什么,工作怎么做法?他简单讲了两句,说:“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桃园大队,经过发动群众,确实揭露出许多问题:干部多吃多占、打骂群众、赌博成风,贪污盗窃的事也揭发出不少。按照当时的政策,工作队组织有问题的干部向群众检讨、退赔,叫做“洗澡”、“下楼”。春节前夕,这项工作告一段落,工作队放假回家过年。我也回北京了。回家后,看到少奇同志和家里一切都好,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少奇同志给我留了一些有关“四清”运动的文件、材料,我都认真地看了。这期间,少奇同志抽时间听我详细汇报了桃园大队“四清”的情况,谈了他的看法。他说:犯严重四不清的干部,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在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基本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般干部的不好作风的影响。下面的干部给上面的干部送礼物,请吃喝,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面就有人保护他了。少奇还提出:“‘四清’和‘五反’以后,要制定出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定。如,今后干部下去应该如何工作?遵守什么制度?以便于群众监督,保证坚持勤劳、廉洁、朴素的作风。”少奇同志的这个谈话,我当时作了记录,回河北时向省委传达了。后来,少奇同志自己还把河北省委的传达记录报送毛主席审阅。这期间,我在中南海春耦斋舞会上见到毛主席。主席知道我下去参加“四清”,便向我了解情况,问得很细。我讲到一些干部多吃多占等严重现象,主席说:为什么他敢这样?根子在上面。毛主席还提议说:“你下次到南方搞一期,不要总在北方,我那里派两个人跟你一起去。”我说:“到南方,我就怕话听不懂。”后来,我在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结束后,又到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参加了一期“四清”。毛主席办公室果然派了秘书林克和卫士小张,随我一起去参加“四清”工作队。有一次在春耦斋舞会上碰见江青。她对我说:“我现在身体不好,下不去了。你身体好……”说话口气有点酸。我忙说:“你当年在武汉不也下去过吗?我还得向你学习呢!”1964年春节过后,我又回到了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组。自从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我一直努力紧跟。我自己感到比少奇跟得还紧。整个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各“四清”试点单位揭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当时的感觉,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桃园大队揭出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我和工作组的同志把问题看得相当严重,认为这个大队的领导班子不象共产党,烂掉了。我们改组了大队党支部,处分了一些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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