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访谈录-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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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二十三条》前后（2）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王光美：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电话，说：“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我一听，脑袋顿时“嗡”了一下。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的身体。他已是年近70的高龄老人，体质不好，工作紧张，又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我总感到可能要出事，现在连总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小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我连忙收拾东西，交待工作。这里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李太和同
志说派车来接我，我就焦急地等待着。可一直到傍晚，还不见车来，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正好附近有一个空军机场，我也顾不得许多了，跑到那个机场，向他们说明情况，请求帮助。机场负责同志一听，派了一辆吉普车，连夜把我送回了北京。回到家里一看，果然少奇同志病情比较严重，躺在床上，烧还没有退。我一问，原来事情是这样的：11月17、18日，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等几个同志的工作汇报，讨论并审批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18日夜里散会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受了凉，回到家里便发高烧，打针吃药也不退。开始少奇要求大家保密，只让保健医生治。他交待身边工作人员：“任何人不能对外说我病了。”可是有一天，周总理批来一个文件，安排少奇同志接见外宾。这下子瞒不住了，秘书只好将少奇同志生病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知道后，马上来到我们家。他进屋一看，见少奇同志躺在地铺上，惊讶地问卫士：“这是怎么回事？”还问为什么不叫光美回来。卫士们把情况说了。总理忙上前问候少奇同志。总理见少奇还没有退烧，身体十分虚弱，出来交待卫士们说：“请光美回来一趟，就说是我说的。”这样，李太和同志给我打了电话。我回来的第二天，总理亲自打来电话，先问刘秘书：“光美回来没有？少奇同志退烧没有？”当得知我已经回来，接着就和我通电话，问了情况，最后交待我说：“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我回家后，立即和医生护士联系，配合他们为少奇同志治疗，同时加强护理。少奇实际上是受凉后得了重感冒，由于他年高体弱，所以身体反应大，症状严重。经过医治，少奇终于退烧了，病情有所好转。为使他静心养病，尽快恢复，我们安排他转到玉泉山休息。在玉泉山休息没有几天，毛主席通知让少奇同志到上海开会。黄峥：从时间上推算，这时在上海召开的应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不是就是1965年12月处理罗瑞卿同志的那次会议？王光美：是的。少奇抱病去了。由于身体没有完全康复，外出一劳累，就又犯了。上海会议散会后，我们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1965年7月，刘少奇、王光美等会见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前排左起：邓小平、董必武、李宗仁、刘少奇、郭德洁、王光美、程思远。在玉泉山休息了几天，少奇同志的身体开始恢复。1966年元旦后的一天，天上下着雪，少奇要我把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来，他要同大家聊一聊。平时因为工作忙，少奇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更不用说聚会、谈心。这天一说，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聚在父亲跟前。一些能来的身边工作人员也来了。像赵淑君阿姨，她1958年就到我们家，为我们照顾孩子，平时她连见少奇的机会都很少。这天她也来了，头一回那么长时间地听少奇谈话。可事后她告诉我，由于少奇的湖南口音，她当时压根儿就没听懂。这天，少奇同志显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谈心。他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他有点动情地讲了他关心、思考的一些想法。他讲到：如何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如何改革教育制度，实行全日制教育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如何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如何缩小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三大差别，等等。他举例说：我们在山东、河北一带发现了大油田，在那里建立工业基地，可以使荒僻的小镇发展成为新型的工业城市；要使那些地方有电、有油、有铁路和公路网，就可以同时带动附近农村现代化；我们在招工时要注意招收女工，不要使农田中只剩下女社员干活。他一口气讲了很多，最后说：“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刘源：记得那天父亲还说：如果我身体、精力不行了，我会马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好多美国总统卸任后去当教授、学者，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我退下来以后，可以去大学教书，把我的经验传给青年学生，我可以教林业、教历史。父亲说的这个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没有说将来去大学教政治或哲学，而是说教林业、历史。这有点出乎我意外。“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约1966年6月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爱琴从外地回家，父亲又把我们几个孩子叫来谈了一次话。父亲先谈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读、干部参加劳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面的内容。最后他说：今天我要对你们几个大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要靠自己。你们的妈妈级别、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我们第一次听父亲说这样的话。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允斌大概也受到震动，当场拿出200元钱，后来存到了小妹潇潇的存折上。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1）
黄峥：光美同志，刚才您讲到，1965年12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处理罗瑞卿同志。关于这次会议，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很多情况我们还不清楚。少奇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您也去了。您能不能谈一些当时的情况。王光美：大约1965年12月6、7日，接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从上海打来电话，要少奇、恩来等同志马上到上海开会，但没说具体内容。这时毛主席已经在上海。我们先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福禄居。12月8日，少奇、恩来同志乘坐同一架专机，飞往上海。我也去了。总理上机后，对少奇同志说，会议今天已经开
始了。专机到达上海机场，停稳后，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登上飞机，手里拿着两本会议文件，一本交给少奇同志，一本交给周总理。后来看到，这份文件是李作鹏、雷英夫揭发罗瑞卿问题的材料。少奇、恩来同志下飞机时，来迎接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等同志。但开会时，没有见到陈丕显同志参加。从机场进城后，安排我们住在兴国路一个别墅式招待所。住在这个院的还有贺龙、叶剑英同志。因为住在同一个院，互相之间都有看望、见面说话。前几年我看到罗瑞卿同志的女儿点点写的书，说少奇同志见到贺龙同志，问他这次开什么会？贺老总回答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呢？”我没有直接听到他们的这个对话，但我想是有可能的。总之，到上海开会前，少奇同志并不知道是为处理罗瑞卿同志。我们在兴国路招待所住下后，当天下午，叶群打来电话，说林彪身体不好，指定她来向刘主席汇报。过了一会儿，叶群来了。我把她带去向少奇同志汇报，我就出来了。一般中央同志来谈话，我都不参加。可这次叶群硬拉我参加，还说，她一个女同志不方便。我听了特反感，但还是留下了。叶群向少奇同志谈了她受林彪委托，向毛主席反映罗瑞卿问题的过程。据叶群介绍，在她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反映罗瑞卿问题之前，林彪对她说：“你敢不敢去？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毛主席在杭州听了叶群的汇报，很重视，决定开这个会。少奇同志只是听叶群谈，没怎么说话。叶群谈完后，当场用房间里的电话打到林彪住处，说“找一○一”。林彪来接听后，叶群只说了一句：“谈得很好。”这时到了开晚饭的时间，我留叶群一起吃饭。我同她以前打交道很少，很不了解。她似乎有意向我套近乎。在饭前上厕所的时候，她对我说：“中央就转发过两个女同志的文件，就是我们俩，碰巧咱俩还是同学。”不知怎么，我对她的这些话一点好感也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她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后来我查了一下，中央是转发过叶群下部队调查的一个材料。她说和我是同学，指的是我上中学的北京师大附中，她也在那里学习过。在上海开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多数是小范围碰头、议论。少奇从北京出来时，病没有完全好，旅途上一累，就又发烧了。我只好给周总理写了个条子，报告少奇的身体情况。总理批示让少奇同志休息。这样，开小会少奇同志就没参加，只出席了几次全体会议。我没有参加会议，因此会上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只听少奇同志说过“死无对证”这样的话。会议到12月15日结束，开了一个星期。
访问巴基斯坦黄峥：光美同志，1966年春，少奇同志和您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请您谈谈那次出访的情况。王光美：那段时间，国际上出现一股歪风，一些大国勾结起来反对中国，想在国际社会上孤立中国。我们党和国家对这股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作为一系列斗争中的一环，就是安排少奇同志以国家主席身份，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主要陪同人员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经同这几个国家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访问的时间定在1966年3、4月间。少奇同志上次出访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我是同他一起去的。后来他又访问朝鲜，我没去。1966年春，我还在河北省定兴县农村参加“四清”。为了不影响我工作，少奇同志提出这次我就不要陪同出访了。1966年2月下旬，我从定兴县“四清”点上给少奇捎去一封信，谈了“四清”方面的一些问题，同时叮嘱他千万注意身体。年初少奇刚刚害了一场大病，还没有完全恢复，我很不放心。3月1日，少奇给我写来一封回信，其中讲了关于出国的事，说：“3月下旬，我可能要去阿富汗、巴基斯坦访问。我想这一次你可以不必同我去了。女同志出国，比较地更麻烦一些。至今还没有同志提出要你同我出国。你不去比较好。如有同志提出你是否要去，我也可提出你可不去。此事，在你回家时还可谈一谈。”他知道我牵挂他的身体，在信的最后说：“我现身体还好。你走后，没有什么变化。家中的人都好，你可放心。3月上旬或中旬，你可回家一次。望你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弄上某种慢性病，这对你对工作都是不利的。余不多说，祝你工作顺利！”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少奇同志在给我的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关于在‘四清’中是否要有一段清政治，既有不同意见，可以按各人意见去作，看结果如何。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只有实践的结果才能说服那些不同意见的人。这要在后来总结经验时去作。”1978年，全国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大讨论作了高度评价。听说在讨论中对“唯一”两个字还颇有一番争议。这使我想起了少奇同志1966年3月在给我的这封信中所说的话：“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1966年3月初，少奇同志让中央办公厅正式告诉外交部：这次光美同志可以不出国。这事汇报到陈毅同志那里，陈老总坚持要我去。他的理由是，上次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中国访问，是我参加接待和陪同的，这次王后已经表示要亲自接待中国国家主席和夫人。陈老总说，如果我这次不去，将来要单独回访，那样更麻烦。这样，外交部正式通知我回京，准备出访。由于回来得晚了，准备工作很匆忙。预定出国启程的日子是3月22日。3月18日至20日，少奇同志又去杭州出席毛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没有同他一起去，在家收拾东西。少奇从杭州回来，只隔了一天，好多东西还来不及准备，就出发了。这次出访是少奇同志以国家主席身份的正式访问，加上当时的国际背景，在礼仪方面安排十分隆重。黄峥：我查了当时的报纸，出访的送行仪式是高规格的。到机场送行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有七位副委员长，三位副总理，四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在陪同出访的人员中，除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外，还有四位副部长。王光美：是的。由于路途遥远，我们一行先到新疆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出访的第一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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