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访谈录-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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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起晚上要跟着同学们去抄家。少奇一听，当时就说：“你们不要去。”吃完饭，少奇把孩子们叫过来，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不能让它毁于一旦。”他还说：“《宪法》是我主持通过的，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
不堪回首的岁月（1）
黄峥：1966年10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在全国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王光美：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少奇、小平同志作了检讨。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我记得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有一天，陈伯达约我到钓鱼台谈了一次话。他没有
讲什么重要问题，只是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事，还讲了一位“秀才”怎么去见情妇的逸闻。我以前在一些事情上帮助过陈伯达。他这次找我谈话，好像是因为随着运动的进展，马上要批判我了，他用这种方式答谢我一下。这期间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少奇同志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的。他的检讨，就是努力按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的，尽管他思想上并没有想通。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的一次小会上，除过去检讨的内容外，少奇同志对请示过毛主席并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有许多重要事情虽然是经过了主席才作出决定的，但是没有让毛主席充分考虑，而是例行公事或经过一下毛主席，就轻率地作了决定，或者在作出决定之后，再经过一下毛主席就发出了。因此，我并没有理解毛主席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真实意见……经过毛主席看了一下，但并没有取得毛主席赞同就作出了决定，因此发生的那些错误，我同样负主要的责任。向主席请示报告不够，同毛主席就一些重要问题反复商量、反复酝酿不够，这是我多次犯错误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黄峥：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过：“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但林彪、江青一伙却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借口，大批少奇、小平同志，把问题越搞越大。王光美：我曾问过少奇同志：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少奇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作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同志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1966年11月底的一天，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阶级教育”。我心里难过，走进她们住的房间，翻看平平的一本日记。突然眼睛被吸引到一行字上：“亲爱的爸爸妈妈呀，你们为什么要生我？我本来根本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心如刀绞，不由自主地拿着平平的日记本，走进少奇同志办公室。少奇抬起头，发现我满脸泪痕，有些吃惊，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第二天，少奇同志把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叫来，对他们说：“我犯了错误，可能要批判我几个月，你们要经得起考验和锻炼，要经得起委屈，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许多革命前辈都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他还说：“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老家种地。我的职位高，对党的责任大，犯了错误影响也大，但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保证一定能改正错误。”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动情地对我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这段时间，少奇同志每天都在看书看报，阅读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默默思考。他是真心想听取批评，改造思想，争取再为人民工作。黄峥：到了1966年12月，形势好像发生了大的变化。12月18日，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门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要他行动起来把刘少奇、邓小平搞臭。12月25日，蒯大富根据张春桥的授意，在全市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并把这一口号推向全国。王光美：12月底，江青亲自出面找刘涛谈话，拉她造反，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现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要与刘少奇彻底划清界线。”江青还说：“这些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由于江青的唆使，刘涛去找他的生母王前。经王前口授，刘涛在聂真家写了诬陷少奇的大字报。那是1967年1月3日。在这之后，黄色大字报纷纷出笼。少奇对此非常气愤，说：“国民党骂了我几十年，还没有用这种语言！”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了个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事件。造反派冒充医生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打电话来，说我们的女儿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动手术，手术台都准备好了，要我作为家长去医院签字。我实在想不到，这些人会使出这种丧失人性的手段。听了这个消息，我的脑袋顿时“嗡”了一下，话都说不出来。少奇同志一听，也焦急地站起来，说：“马上要车，我到医院去！”这时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指示，忙说：“总理不让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觉得女儿是为了他而受到牵连，坚持要去医院。他见我犹豫，对我说：“你跟我的车去！”他还以为他的吉斯车外出能安全。我们很快到了医院。我一下车，就见源源、亭亭被造反派扣在那里，没见到平平。源源一见我，朝我喊了一声：“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我马上明白了一切，心想千万不能让少奇同志落在他们手里，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反派没有想到少奇会亲自来，一开始愣了一下。少奇不想马上就走，还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卫士贾兰勋反应快，一把架起少奇坐回汽车里，开回了中南海。造反派把我绑架到清华大学。在车上我责问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他们明确地回答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周恩来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报告，一面给蒯大富打电话要他放人，一面派秘书孙岳同志赶到清华大学要人。在总理的干预下，造反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见我终于回家，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1967年1月份，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几次勒令少奇同志去作检查。少奇给毛主席写信请示：“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主席将这封信批示给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总理很快找建工学院的造反派谈话，制止了他们的行动。就在这期间，戚本禹却指使中南海一些人成立造反团、战斗队，几次到我们家批斗少奇和我。造反派让我们低头弯腰，叫少奇同志背语录本上的某页某段。少奇同志回答说：“要我背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主席的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起了什么作用？随便哪一篇我都能回答你们，我是毛主席著作编委会的主任。”少奇的话噎得造反派哑口无言。他们只得把少奇赶走，单斗我一个人。1967年元旦以后，造反派几次来批斗、质问少奇。少奇同志在回答问题时，总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看到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他痛心地说：“这些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样搞损失太大了。”他多次表示：只要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任何处理。1967年1月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以后，少奇同志明显地消瘦了。不知为什么，报纸上批判经济主义，又莫明其妙地扯上少奇。少奇看后说：“现在批经济主义是什么意思？我早就不过问中央工作了，为什么又同我连上？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回乡种地嘛！早点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少受损失。”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刘源：大概就是那段时间，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路上遇见亭亭，对她说：“毛主席找我爸爸谈话了，要他‘为革命当黑帮’。”亭亭回家在吃饭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了，我也在。妈妈不大相信，追问亭亭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家是那样说的吗？爸爸说了一句：“她哪儿编得出来？”王光美：这期间，少奇同志对我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还说：“主席的伟大，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更重要的是有些设想暂时办不到时，不坚持己见。”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我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大约1月16、17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要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电话。这部电话是少奇同志同周总理、党中央联系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气，不让他们拆，坚持要得到总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来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的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和陈云、小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回家后我讲给少奇同志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示意。他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直到这时，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刘源：有一阵子，是我去医务室为爸爸妈妈取药，包括安眠药。爸爸妈妈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而且用量比较大，但医务室不多给，总是不够。有一天妈妈开了个单子，让我到街上买药，大概有五六种，其中也有安眠药，舒乐安定之类。我去了同仁堂等几个药店，还是没有买齐，只买到三种。但安眠药倒是买来了，一共6瓶，回来交给了妈妈。那时我和郝苗叔叔住一个屋子，饭后坐在床上聊天，我就说起上街买药的事。郝苗问买什么药，我说安眠药最多，6瓶。郝苗一听大惊，责备我说：“你怎么干这傻事呀？”我愣了，说：“我怎么啦？”一时没醒过神来。等我明白后，吓了一跳，立时觉得浑身发麻，赶紧跑去向妈妈要药。妈妈明白了我的意思，说：“爸爸妈妈不会走那条路的，你放心。”可我还是不干，坚决要求把安眠药拿回来，我说：“药我拿着，你们要，我随时给。”黄峥：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中旬还讲过，九大时还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我的分析，1967年3月份以后，处理刘少奇问题的大权逐渐被江青一伙所控制。毛主席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王光美：1967年3月份，一份造反小报揭发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说少奇讲过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看到后，于3月28日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回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说明自己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4月1日，各报刊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大肆攻击污蔑少奇。少奇同志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有一天，我们家的一个卫士不知为什么事一生气，把家里几个房间的门都锁了。平时，我们家的房门都不锁，对身边工作人员是公开的。这样一来，弄得我们进不去卧室。少奇同志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要秘书送去。信上说：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报，感到很不安，这里是中央所在地，很不严肃；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敌人了，怎么办？第二天收到了总理的回信：“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的问题，我已报告了毛主席。”4月6日晚，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身边工作人员成立了“南海卫东造反队”，到少奇同志办公室，面对面地质问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要求写出书面材料。他们还要少奇同志改变作息时间、打扫卫生、自己打饭等。4月13日，他们见少奇还没有写出书面交待，再次批斗了少奇。少奇在回答问题时争辩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当问到所谓“61人叛徒集团”问题时，少奇发了脾气，说：“提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他们还问，这事是中央谁批准的？少奇说：是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毛主席也知道。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少奇和我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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