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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王光美访谈录-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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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超过正式政府。在武汉那样大的城市,那样多人干起来,真有点骇人。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影响……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是责备共产党,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罗佐夫斯基到武汉,我详细报告他这种情形,并请教他,但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出要求怎么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在汉口、上海时,我和他谈过两天,要他就外国的经验答复我。他送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两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这是给你的一半稿费。你所求答复的问题,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6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成立南京政府与武汉对立,残酷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骨干。5月17日湖北夏斗寅政变,攻武汉。21日许克祥在长沙捕杀共产党,解除工农武装,史称“马日事变”。湖南军阀何键向武汉施压,一时间要在武汉政变的谣传不胫而走。
  党中央一些领导又一次倒向投降主义,要解散工人纠察队。少奇反复向中央陈述,坚决反对解散工人武装。中央几次开会讨论未决。6月28日,军队侵占总工会机关,经少奇多方交涉,才撤离。当晚,陈独秀主持紧急会议,周恩来作报告。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要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交出枪械。会议最后决定,由坚决反对这种意见的少奇去执行。经过紧张迅速的工作,当日就发出布告,把一部分破枪棍棒交存政府。之后,少奇将不少公开了身份的党员干部和工人纠察队骨干近3000人持武器输送到贺龙、叶挺部队,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决定,巧妙地保存下这支工人武装力量刘少奇和聂荣臻对王光美的叙述。另见《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67~72,73~74页。
  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8月1日南昌起义,武汉纠察队是最中坚的骨干。9月中旬,毛泽东以安源为中心,秘密动员“秋收起义”。大批安源工人加入其中,三个团中,占了一个半团,成为重要的生力军。安源和武汉的工人武装,都是我党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4)
  少奇同志回忆这些往事时,仿佛又看到了那久远的、硝烟弥漫的一幕幕。我听着,感叹着,这是些多么光辉的功绩呀!
  就在1980年春节前,我带着孩子们到聂荣臻元帅家看望这位少奇的老战友。聂总抓住我的手,回忆了很多往事。第一件就是八一起义前,他作为中央前敌军委书记,受命到庐山找少奇同志,向他传达中央要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征求少奇意见。聂老总说:
  “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是最受信赖的。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因此,周恩来同志一定要我来征求他的意见,如可能,动员他参加起义。少奇很兴奋,同意下山。但因当时没定起义日期,少奇又病得厉害,故暂留庐山,继续隐蔽。后来,起义提前,未及通知,少奇没赶上。但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刘少奇和聂荣臻对王光美的叙述。另见《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67~72,73~74页。
  聂老总凝视窗外,陷入沉思,仿佛自语:“最坚定的战士早早拼光了。”我看着这位老元帅,那目光、语气,与“文革”中少奇回忆的表情,那么相像,同样情深。
  自1927年,中共进入了几次“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间或又夹着右倾错误的反复干扰。少奇也受到十多年的压制。
  少奇同志从事地方党委和机关工作,始于顺直省委和满洲省委。那时,北方地区笼罩着严酷的白色恐怖,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他极力反对“左”倾蛮干,反对凭血气之勇和敌人硬拼。他主张苦心经营,一点一滴积蓄力量。在顺直省委,他不仅要克服冒险蛮干倾向,又要与党内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流氓帮会意识和宗派做顽强的斗争刘少奇:《怎样改造顺直的党》,1928年11月17日;《错误观念的纠正》,1928年12月18日。除了在组织上做艰苦的清理,他还一直坚持不懈地在顺直和满洲训练干部,培养骨干,派员到中央学习,多数就地训练。但他的良苦用心,不被理解,反屡遭责难。不是“和平发展取消主义”,就是“可耻的机会主义”,甚至被人盛气凌人地斥责:“你错得该死!在政治上一塌糊涂,你将消灭满洲党!该打五百板子!”少奇据理力争,他给中央写信,说:“入(上海)训练班回来的同志都很好。满洲并没有取消工作派出学生。抚顺市工会训练班学生都是工人,完全没有一点工运常识和工作基础,一星期回去,这样做很必要,还得坚决办。”值得一提的是,抗日英雄杨靖宇也在抚顺班学过。尽管如此,中央还是借此连发两封急信,调他回上海刘少奇:《满洲省委给中央并转全总党团的信》,1929年7月29日;《刘少奇传》上卷,157页。
  少奇一直坚持正确主张,批评党内错误倾向,承受没完没了的批判,戴着右倾帽子,又每每受命于危难,毫无怨言,不计代价地奔赴最艰苦、复杂、凶险的岗位,为党、为民族顽强斗争。少奇那超乎常人的坚强意志和忍辱负重的精神,那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那超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就是在这时期锻炼形成的。有时我想,这些优秀可贵的品格,使他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铸成最后壮烈的结局。
  少奇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呢?1964年他同朱理治朱理治,1907年生于江苏南通,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共河北省省委代理书记、陕甘边省省委书记、中共河南省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五师政委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华北局书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1978年4月病逝。同志倾心交谈时,轻简谈道:
  我在陈独秀错误路线时,心里不满意,但没有公开反对,因为是做群众工作的,知道那样不行。从瞿秋白起,开始反对。李立三、王明路线,我都反对,都遭受打击。一面打击我,一面还是让我做工会工作。工会工作很重要,因为在中国,工会工作在先,党的工作在后。工会工作只有我做,他们不会做,所以,他们不敢开除我。撤了我的职,我写文章反对,不点他们的名。我写了文章送给他看,他也糊涂,也看不出来什么,说送去发表。立三路线打击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5)
  我,为什么仍然要我干,就是因为我在群众中做群众工作,我能提出一套意见,别人提不出来。奇怪的是撤了我职工部长的职,却让我做总工会委员长。当时他们决定叫另一位同志干,那位同志说让我干,他们也只好批准。到苏区时,还让我做福建省委书记。当时江西已经有了省委书记,中央苏区只有两个省委。又打击我,又不能不用我,让我做福建省委书记。就是因为党的工作,他们也不懂。
  从一九二九年起,直到延安整风,我才讲清楚。十几年受压,并未泄气,而且写出了东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白区经验总结》,都是在受打击时写的。越挨打击越钻马克思主义,接近群众,写东西。应该好好工作,更好地钻马克思主义,钻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最后都落到群众工作上,带领群众前进。同时要守纪律,不讲闲话,越受打击越守纪律,背后不讲,当面讲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长期以来,少奇从内心里自愿地把自己融于群众和组织之中,他从来不允许宣传自己,既严格,又完全出于自觉,远远不是谦虚两个字所能概括说明的。而“文革”对他的诽谤侮辱,空前绝后的深入广泛,更使少奇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功绩鲜为人知。
  在烽火连天,群雄争首,真伪交织,生死未卜的年代,少奇是怎么、又为什么被拥戴为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呢?对此,青年人不知,中年人不明,老年人不详。真正将少奇推上党的领袖地位,是在1936年初至1942年底这7年,他主持华北、中原、华中工作的时期。少奇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正是所谓“红区损失90%,白区几乎损失100%”之时。意外地在一张报纸上发现平津“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党中央异常兴奋,欲派员前往。少奇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总书记张闻天同志与少奇深谈后,政治局决定少奇为中央代表,孤身深入虎穴。长征是结束了。而少奇又走了,继续进行更加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长征”。如果说长征挽救了党和人民军队,是“起死”,那么少奇在华北、华中继续的“长征”,则是发展了党和人民军队,是“回生”。
  1936年初,少奇到华北时,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30人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仍顽固地在灭亡之途往下滑。少奇坚决纠正错误的领导和思想,在宣传和组织上进行大刀阔斧的鼎新变革。也正是这一时期,少奇表现出政治上完全成熟,他出色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充分展现出来,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为传播,深入人心。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华北抗日局面的形成,也扩大了党在全国的影响。通过他正确积极的领导,党组织和“左”派爱国团体迅猛发展起来,并从北方局派出几百名干部
  到上海、广州、武汉、中原等全国各地接上关系,重建组织,恢复活动《刘少奇一生》,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11页。需要说明的是,少奇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冒死赴险。他一面隐蔽在敌人的屠刀下,不分昼夜地工作,另一面又与党内占统治地位、不断批判甚至“无情打击”他的错误倾向斗争。险象环生,生存已属不易,况求发展更显之难。
  少奇与朱理治谈道:
  到北方局工作,实际我是按我这一套,做出了成绩,写出了东西,送给他们看,他们也看了。白区工作会议时,在政治局开会,他们反对我,说我在北方局有路线错误。××写了十年经验总结,说他们一贯正确,没有路线错误。我与他们辩论,他们驳不倒我。……他们一面说我路线错误,一面还要我做北方局书记。我辞职不干了,他们还是让我干,因为他们不懂党的工作、工会工作、白区工作。
  我和主席原来是互不知道受打击的历史情形的,一直到延安才和主席讲,他讲了他的历史,我讲了我自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受了打击,不能泄气,不能觉得自己倒霉。受打击,呕了气,就要有股劲,更加深刻地研究问题。人的知识就是从群众中来的,从实践中来的嘛。你相信自己对,有真理,劲头应该更大嘛。总之,就是这么两条。一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二是去做群众工作,武装群众,而群众是打不倒的,你越打他,他越革命。如果自己不是错误的话,就不要怕孤立,深入群众是孤立不了的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6)
  当时,党内相当多数而又不占主导地位的同志支持少奇。正如他说的:群众支持他,他不是孤立的。支持者中,最关键、最强有力的就是毛泽东《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60~261页。这使少奇得以发挥他的才智,坚持正确主张,迅速取得惊人成绩。仅半年,中央就评价“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即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刘少奇和中共河北省委的信》,1937年3月4日。一年时间,北平的党员人数就发展了10倍《刘少奇
一生》,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11页。!!毛泽东赞扬少奇“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78页。
  抗日战争爆发,形势突变。国民党节节败退,八路军东进,陕北的大部分干部力量和武装力量陆续进入华北。少奇抵制“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坚定地开辟根据地,建立政权,放手发动群众,扩展武装,积极吸收大量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争夺抗日领导权。
  至1938年离开,少奇到北方局短短两年多,我党已经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政党,我军也成为最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260、263页。革命形势轰轰烈烈。
  党中央决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派谁去呢?可谓众望所归,目光又落到少奇身上。又是受命于危难,他又上路了。
  经4年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奋斗,少奇和他的战友们,开辟皖东,占据苏北,运动歼敌,力克顽匪,在敌后建起大片根据地,动员组织广大群众与日寇拼死搏击。“皖南事变”后,
  他处乱不惊,巧攻坚守,反败为胜。逆境中的中原、华中一片蓬勃生机。
  在少奇这又一次继续的“长征”中,我们的党,我们的新四军、八路军在华中又一次“回生”了,空前壮大起来。
  6年中,少奇与广大的干部群众紧密结合,出生入死,不懈奋斗,使人数不过万余的我党我军,突出陕北一隅,脱开江南国统区枷锁,进入广阔天地,夺取建立政权,拯民族于水火。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动地球!历史给了少奇一个支点,他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确实撬动、启动了全国敌后党组织和全国抗日的高潮。少奇是打开这一局面的先锋,是忘我抗击日寇的民族英雄。
  今天,关于少奇在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的回忆记述不少,极为珍贵。我们应把其放在整个党的发展长河中看,从全局的广度,以历史的高度来予以评价。
  至此时,少奇的正确主张,他的功绩,得到公认。1943年3月,中央成立三人书记处,毛、刘同时成为党的“一、二把手”。
  延安时期,少奇辅佐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全国的革命。在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组织方面,做出不可替代的、划时代贡献。
  紧接着,日本投降,重庆谈判,毛泽东大智大勇,携周恩来面蒋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时,党中央授予毛刘代行政治局全权,少奇承担起领导指挥全国的重任。他主持做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全局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抢占东北。
  日本投降后,东北空虚。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短短两个月中,少奇陆续派出以彭真、陈云为首的1/3中央委员,配备全套党政军群大批干部和十多万军队,日夜兼程,火速突入东北。同时,与朱德、弼时同志共同指挥华北、华中、华东一系列以自卫防御为目的的战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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