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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王光美访谈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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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兼程,火速突入东北。同时,与朱德、弼时同志共同指挥华北、华中、华东一系列以自卫防御为目的的战役,将重点向北移。华中部队进山东、晋冀豫,山东、热察、冀东部队进东北。指挥调动百万军民战略大转移。
  苏军撤出后,蒋军在美国帮助下也全力争抢东北。少奇又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巩固发展我在东北的力量。实践证明,即在国民党未反应过来的一两个月内,中共这次百万军民大调动,形成了反攻制胜的战略格局。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7)
  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三大根据地——华北、华中、东北,都是少奇在一线亲自指挥,开创局面,奠定基础,发展壮大的。这是我党能够取得胜利的实力基础。
  之后,少奇日理万机,工作涉及各个方面。他突出的重要贡献是组织全国土改和准备新中国政权建设,调度全国干部及筹划建国方略。加上在七大前就由他主抓的党建工作,成为整个解放战争辉煌胜利的内因基础。同时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取得令人
难以置信的成功的基础。
  自从与少奇共同生活后,我的确是从他的言行中来了解他。作为一些重要事件的亲身经历者,记忆永远也抹不掉。
  新中国成立前后,少奇除了极为关心工人(他主持城市经济和工会工作)和农民(他主持全国土改和农村政权建设)外,也是最关心民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一位领袖。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西柏坡召开了著名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恢复发展经济。要打倒“三个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团结依靠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朋友”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指示》,1949年4月24日。为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少奇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到重要工商业城市天津。
  刚解放的天津,百业凋敝,我们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不会管理。在经济中占比例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和小工商业者,虽然反对国民党,真诚欢迎解放军进城,但对我党的政策和领导能力心中无底,持怀疑和消极观望的态度,2/3闭门以待,少数携家外逃,致使工商业瘫痪,工人生活无着。我们的干部对此毫无经验和工作准备,甚至束手无策。经过细致的调查,少奇提出许多指导方针,对于我党在已经解放或即将解放的城市顺利开展工作,起到十分积极的重要作用。
  其中有一次座谈,一位资本家问道:“我现在开工厂,有剥削,是有罪的。我还准备多开几家,那不是罪更大了吗?要判刑,要杀头的。”少奇回答:“你开的厂是有剥削,你用剥削
  来的资本再开几家厂,将来,交给国家的不是一家,而是两三家、八家工厂,这样的剥削是有功的。因为你会管工厂,你还是经理,是国家工厂的经理,你能干好,再加八家,共十六家交给你办,你代表国家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刘少奇:《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5日。这一段话后来被概括为“剥削有功论”,受到极大歪曲和非议。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本就是进化。这进化主要标志是剥削形式的改进,相对封建剥削形式,资本主义剥削当然是进步的。对于正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是有功的。“资本家是要剥削工人的,但是他的剥削方式是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的。今天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要发展。”在当时那样贫困落后的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太发展了,而是太少了,太不发展了”刘少奇:《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5日。
  “资本家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会抹杀资本家的功劳。骂是骂,功劳还是有的。当然罪恶也有一点,但功大罪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承认资产阶级的贡献。少奇说,剥削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不是可有可无,随人的意志就能铲除的。违背规律人为去消灭它,必然还产生新的剥削,甚或自身也将变成新的剥削者。“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要犯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回来的。”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8日。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有段著名的话:“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处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01页。如果总想跳过或用法令取消发展阶段,违背经济规律,其结果必然受到规律的惩罚。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8)
  少奇二十出头就到安源煤矿,领导工人斗争,之后,是全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可以说,他同资本家斗争了大半辈子,对工人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在感情上,他不可能赞成剥削和压迫。即使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他都始终认为执政党的一大任务是减少或弱化经济上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主人们更长远、更大的利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须合作,必须联手对付大自然和外国列强。他始终极力提倡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工作的中心,极力提高工农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崇尚劳动。同时,把资本家归为人民中的一员。社会主义改造
之后,又认为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已开始消亡,引导阶级矛盾于非对抗性。
  少奇在1949年就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党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恢复和发展上。1951年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他总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56年,全党一致通过,将其写入《党章》。党的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在党的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几十年风风雨雨,我国的政治生活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核心分歧点。党的十二大召开,我们党终于又把少奇以一贯的行动坚持的这一中心,正式写入《党章》,完全回归到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
  1967年初,源源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社会上都在批判爸爸的吃小亏占大便宜,说是市侩庸人哲学。我过去听爸爸讲过,当时认为讲得很好,很受鼓励。听现在的批判,也觉得有道理,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哪里不对头。”少奇埋头吃饭,并没有看一眼孩子们。一会儿,缓缓地说道:“针对怕吃苦、怕吃亏,好占人家小便宜,我讲过几次,是为了教育孩子们,
  不要占小便宜吃大亏。什么时候都不能因小失大。当然,讲这个道理时,也讲了不怕吃亏的人,最后是占便宜的。但这个便宜不是指个人名利。另外,也对干部讲过,我们党的领导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必须提倡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反对弄虚作假。”“噢!我明白了”,平平高叫了一声,“这是偷换了概念。”亭亭一直在旁傻呆呆发愣,好像没听懂。此时竟笑起来。我看看天真的孩子们,又看少奇。他又继续吃饭,仍旧那么平静、坦然,没有愠怒神色,也没有因孩子们明白了而感到宽慰的样子。谁也没再讲话,我却久久陷入沉思。
  1957年,由于各种原因,大量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有很大一部分要转入生产,很多学生及家长不满意,向政府抗议,各地都为此“闹事”。在湖南,少奇同学生及家长代表谈话,后又到北京地质学院给毕业生讲话。我想,没有比引用少奇同志的原话更有说服力了。
  革命时期,有很大一批人打了几十年游击,打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建设时期,要有人打游击。我说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过去打游击,就是毛主席、朱德总司令这些人打,别人没有打,现在是要你们打,别人不打。为了祖国的建设,你们情愿吃一点亏,吃一点苦,打几十年游击,使六亿人民幸福,自己吃了亏,别人享了福,少数人吃苦,多数人享福。你们干不干?
  你们与工农相处时,也要帮助人家,不要占人家便宜,不要怕自己吃亏,对人家有好处,对人家有帮助,对人家有利,关系才会搞好。如果使人家吃亏,你们占便宜,开始一次两次,人家也许不感觉,小意思。一年两年,人家也不感觉怎样,十年八年,最后就会得到一个这
  样的结论:某某人只晓得占人家便宜,自己不吃亏,又不肯帮助别人,自私自利,那你们就是吃了大亏。现在怕吃小亏,占小便宜,将来要吃大亏。占小便宜的人,最后要吃大亏,不怕吃小亏的人将来占大便宜。如果把名利当做理想,这理想是庸俗的,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理想,就是为了六亿人民的幸福,宁肯自己吃亏,当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做建设时期的开路先锋,不怕吃苦,准备在野外干几十年,最后人民会信任你们刘少奇:《同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应届毕业生代表的谈话》,1957年5月17日。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9)
  少奇所说的“大便宜”是大众的幸福,是人民的信任。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比喻:强盗对一条道路、一家银行好坏评价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易于抢劫。也难为江青所代表的庸俗市侩们,能从少奇的话里找出自己龌龊灵魂的写照。
  让我们再看看少奇对孩子们怎样讲的:
  ……有人说,不能升学,要去种地,这是“吃了亏”。
  ……
  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他们离乡别井,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立即跟上来;革命失败了,马上重振旗鼓,继续战斗。这些具有伟大的革命气魄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在过去,曾经被反动派统治者看做“大逆不道”的“叛逆”,也曾经被一些只顾个人利益、不顾人民利益和只问个人前途、不问国家前途的所谓“聪明人”看做“傻子”。但是,历史的结论是公正的。革命依靠这些“傻子”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在全国胜利了,反革命被推翻了,那时的“聪明人”有的由于事实的教训后来站到人民方面来了,有的被人民抛弃了。而一切在革命中牺牲了的先烈,现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并将千秋万代地受到人民的景仰。
  那末,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需要不需要这样的“傻子”呢?我们的理想是美丽的,我们的途程又是艰难的。祖国建设的各方面需要更多的这类“傻子”,需要更加发挥这样的“傻劲”。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青年中,近来渐渐地遗忘了这种优良的传统,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所谓新时代的“聪明人”。这些人……甚至发展到了争名夺利、唯利是图的地步。这些人灵魂深处的六个大字是:贪便宜,怕吃亏。
  我们要劝告一切干部和一切青年,不要向这些“聪明人”学,而要向那些“傻子”学,不要怕吃苦,不要怕自己吃了一点亏。必须懂得,光想占便宜,生怕吃亏的人,是思想上、政治上不健康的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人。而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自己吃亏的人,才是高尚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入,才是真有理想,能够站得住脚、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人。从长远说来,前一种人在最后是要吃大亏的,而后一种人则最后将得到他所应得的待遇。必须懂得:要和群众的关系搞好,就不能占便宜,就不要怕自己吃亏。要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都必须有意识地把较为艰苦和困难的工作担当起来……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这是取得党和人民群众信任的基本条件。我们希望青年都能够向着这个方向锻炼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美德的人。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希望一切青年入都有这样高尚的理想《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292~294页。
  还有比少奇这些话更高尚的吗?我们今天的党员、干部、青年是不是应当好好重温这早已被淡忘了的教诲呢?
  1962年,针对我们的各级领导,少奇同志从另一个角度又讲:
  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入,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就吃亏”。有些人甚至把作假当作聪明,把老实当作愚蠢。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些犯了上述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首先纠正自己的错误,表扬那些受过批评和打击的老实人,并且向他们道歉;批评那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的人,并且要他们切实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把干部中的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改变过来。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10)
  我们要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否则,他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那些不老实的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占点小便宜,但是,在我们党内,在人民中,终究是要吃大亏的。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吃点亏,但是,最后是决不吃亏的,他们一定会取得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
  我们所有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399~400页。
  少奇一向把人民的信任视为最高的荣誉,他极为珍视人民对于他的信任,从不滥用这种信任。他说:“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1962年初夏,正当少奇与绝大多数领导人和全国人民共度国难,全力挽救已经崩溃的经济时,有的同志批评他过分着急,矫枉过正,犯了右倾错误,说:“你急什么,压不
  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我死了怎么办!”少奇回答:“人相食,要上书的!”《王光美谈话纪录》,1994年。那时候,沉重的责任感使他下定决心:宁肯被罢官,也要坚持继续在经济上进行调整,反“五风”。接着,他对当时的问题承担了全部责任,主动做检查,并同意接受抓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毕竟,经济的调整坚持下来,并且很快见了效。
  1962年至1966年这段时期,我看到他不分巨细地抓建设,研讨、思考各项方针和具体政策,并把这一切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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