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年第6期-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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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生死存亡的问题，而要刹住腐败之风，就要从和テ稹Ｕ飧呶萁驳囊徽谐浞窒允玖嘶实郯盐蘸痛砀丛诱尉置娴恼沃腔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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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政后第二个月，皇帝发布谕旨，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等，随行仪仗减半，皇后和嫔妃不必随行，以减少出行费用。
这道谕旨显示了新皇帝与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务实作风。
几天之后，皇帝再次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大臣们向皇帝进奉贡物以邀宠这一不良风气是乾隆晚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从乾隆六十大寿开始，各地大臣争相向皇帝进贡奇珍异宝、名贵字画，以博皇帝欢心。嘉庆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这些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粪土之不若”，却又价值高昂。名义上是官员贡献，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搜刮自民脂民膏，“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民何以堪”。从今而后，谁再贡献，不但不收，反而还要严惩。
这道谕旨发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皇帝发下了一道让全国人都目瞪口呆的谕旨：“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因为玉石虽美，无益民生，皇帝并不喜爱。
连撰写圣旨的军机大臣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皇帝还真动真格的。通过这道谕旨，新皇帝的节俭形象，一下子树立起来了。
皇帝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轰动效应。大清天下有太多事需要拨乱反正了。他所做的这些，不过是小小的铺垫而已，实质性的举动还在后面。
第一件是“求直言”。
在专制社会，统治者了解情况的最主要方式就是依靠臣下的进言。乾隆皇帝晚年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真实情况不能上达，眼皮子底下的问题不能发现。嘉庆深知此弊，他决心在自己的任内，充分发挥建言和进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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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是掀起反腐浪潮。
诛和母灸勘晔嵌笾聘堋Ｔ诠惴禾」僭币饧那疤嵯拢慌∈贝匆粤嘀频拇蟪冀肓顺⒅惺啵瞳｜时代大部分省一级高官被撤换。“1799（嘉庆四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吏中，六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剑桥中国晚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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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事中的大事，还是白莲教起义。自从登基以来，熊熊燃烧的起义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着他。太上皇乾隆调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间先后花费军费七千万两，可是起义烈火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有越烧越旺之势。他深知，这是关系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事实上，求直言、惩腐败，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布局。他之所以不惜冒违反“三年无改”之教的风险，雷厉风行地全面扭转父亲的政策，核心目标就是为了除掉这个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
通过惩办贪污和人事调整，一个更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体系初步建立起来。通过听取百官的反映，皇帝对军队中长期存在的腐败、权力分散、战略失当、军纪涣散等问题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川楚军营的腐败在乾隆的纵容下已经发展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统兵将领无不贪污军饷，而士兵则被克扣到了难以存活的程度。赴陕的豫兵，因四十五天不发粮食，集体逃回河南。湖北巡抚长期克扣兵粮，导致士兵只好靠抢劫百姓为生。
皇帝整顿军事，首先从治理贪污开始。亲政不久，他就把阵前最高统帅经略大臣勒保撤职查办，他手下的一批贪污不法的亲信也被从重治罪。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朝廷的战略方针也发生重大转变。在太上皇的指挥下，官兵的作战方法是一味追击，往往陷于被动。皇帝则命令各省推行“坚壁清野”政策，切断起义军的后勤保障来源，严重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另外，皇帝开始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实行严厉镇压，另一方面则网开一面，胁从者一律以抚为主。
经过不懈努力，镇压白莲教的军事战争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机。嘉庆七年底，额勒登保、德楞泰与四川总督、陕甘总督、湖广总督等联名，用黄绫表外、里内朱红的折子，六百里加急驰奏：“大功底定，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镇压白莲教的关键战役取得了胜利，嘉庆帝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他的“新政”，终于结出了鲜艳的果子。
三、何去何从
带着初政成功的喜悦和自得，嘉庆七年秋，皇帝骑着骏马英姿飒爽地出现在了坝上。小时候，他曾经多次随着父皇来这里围猎，古木参天的茂密森林、万人围猎的壮观气势、猎虎斗熊的紧张气氛，让他一直魂牵梦萦。
在镇压白莲教关键战役胜利之后，皇帝做的第一件事是拜祭祖陵，一路之上，他常常想起自己的曾祖父康熙皇帝。他感觉自己的命运和这位曾祖父有很多相似之处：康熙擒了鳌拜，而他闪电般地诛了和Ｊプ嫫饺财蕉税琢獭；毓死罚谄蕉ㄈ螅滴趵贾危驯徽秸苹档们Т倏椎慕骄镁刑酰袅税儆嗄甑目登⑹馈Ｄ敲吹却潘模鞘裁茨兀吭谡蜓拱琢倘〉霉丶だ螅韫λ痰碌淖嗾燮烫旄堑氐赜娑础６哉庑┳嗾郏皇堑恍Γ头旁谝槐摺Ｏ衷诨乖恫坏礁韫λ痰碌氖焙颉Ｏ鸢琢滩还腔实壅文勘曛械牡谝桓龌方诙眩仁裁词焙蜃约捍齑笄迦孀叱銮⊥砟甑耐鞘疲匦禄婪⒘饲啻海歉鍪焙颍傧硎堋拔按蟆闭庖怀坪牛判陌怖淼谩�
从懂事开始，大清那些功业不凡的先祖们就是皇帝心中最伟大的英雄，向他们学习，是他最主要的精神动力来源。他相信，只有把爱新觉罗家族与众不同的雄武强毅特点保持下去，大清王朝才不会陷入汉族王朝帝王们一蟹不如一蟹的规律。因此，在镇压白莲教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他马上把“木兰秋狝”提上了议事日程。圣祖康熙开创的这个旨在联系外藩、保持武备的传统活动，在自己即位后还一直没有来得及举行。今天，他终于可以一偿夙愿了。
然而，离坝上的木兰围场越近，皇帝的心情就越感异样。这还是他记忆中的围场吗？猎场周围的木栅墙已经东倒西歪，缺口处处。围场里参天的古木不见了，砍剩的木墩如同一个个惊心的伤口在地上呻吟。地上纵横着运木大车的车辙，有的地方因为车辆过频，俨然成了光秃秃的大路。处处是盗木者搭建的窝棚。皇帝后来回忆他感觉到的震惊说，皇家猎场，居然成了盗木贩子任意横行的木材产地。管理人员的失职一目了然。
修养极佳的皇帝没有立刻发火。他强抑怒火，按着父皇行围的路线，带领一万骑兵中规中矩地打了一天的猎。过去，父皇每次出猎都能打到老虎、黑熊等猛兽，狐狸、麋鹿、獐子等小动物更是数以百计。可是他奔波了一整天，只打到了两只小小的狍子！不是他射术不高明，也不是骑兵们不听指挥，而是猎物太少了。一方面是林场破坏，猎物逃散，另一方面，盗猎者趁皇帝不来的这些年，一直在与皇帝分享这个皇家猎场。十分之九的麋鹿生獐等物，都成了他们的口中餐。
回到热河行宫，皇帝按旧例，把这两只狍子中的一只供奉在后楼祖宗御像前。过去，这座宽达三米的巨大供桌上往往会摆上十多只野兽，而今，却只有孤零零一只小狍子。不知道列祖列宗看了会是什么感想？皇帝感觉自己脸上一阵阵燥热。
羞愧过后，皇帝不得不感慨，大清王朝毕竟是今不如昔了。全盛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朝政的败坏远比他想像的要严重。从努尔哈赤到乾隆，谁的治下会发生这种荒唐可笑的事情？要恢复旧日的辉煌，看来不是一日两日之功。
皇帝第二天停止了行围，开始彻查围场管理失职之事。以内务府有关官员庆杰、阿尔塔为首的十数名官员被处以降职、罚俸等惩罚。
这仅仅是无数让皇帝惊讶的事情中的第一件，还有更大的意外在后面等着他。
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日，皇帝由圆明园启驾回宫办事。皇帝的车驾刚进神武门，一名衣衫褴褛的瘦弱男子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直奔皇帝的御轿，手里还握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事发仓促，皇帝身边庞大的扈从部队居然没有人做出反应，还是轿边的定亲王绵恩下意识往前一挡，用自己的袖子缠住了利刃，身边的侍卫这才一拥而上，拿获了这名男子。
这是大清开国以来的第一起皇帝被刺案。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重案也屈指可数。按常理，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凶杀案。一个庞大的审问集团立刻组成，要揪出这个男子背后的黑手。各种酷刑都用尽了，审问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原来，这个案子还真是十分简单，背后没有任何主使。凶手陈德，是北京近郊的一名失业人员，妻子于去年去世，上有八十岁的瘫痪岳母，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找不到生计，受尽欺凌，遂对社会产生仇恨。这一天他突发奇想，既然生不如死，为什么不死得惊天动地。于是怀揣一把小刀，直奔皇宫而来。连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皇宫卫兵并没有按规定出现在岗位上，使他得以顺利潜伏进神武门西厢房里，差点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
这一行刺案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包括内卫部队军纪在内的官僚体系的政务废弛，已经到了直接威胁皇帝生命的程度。另外一个，失业者的大批出现，说明社会已经无法承受人口的迅速增长。百姓的生计问题，成了威胁大清朝稳定的根本政治问题。
成功平定白莲教的兴奋因为这两桩意外事件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亲政以来，皇帝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战场上。现在当他终于有时间细心俯瞰一下大清政治的全局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白莲教起义不过是帝国躯体上的一个疮口，大清王朝体内的病症，比外在表现出来的要沉重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
只要没有蔓延开来，腐败就并非不治之症。局部腐败，任何时候都会存在。然而，一旦蔓延开来，成为普遍现象，治理难度就呈几何级数增加。
乾隆中后期，腐败已经呈现集团化的趋势。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一百数十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体系随之瘫痪。甘肃冒赈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都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相互配合做假账，把八百多万元国库银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立刻瘫痪，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名之多。
嘉庆亲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虽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战争的艰巨性。他以为，如果“掐断了和谋踊ぶ仆缃峁沟幕ǘ洌母瓯慊嶙匀豢菸保钡袅撕瞳｜，清除了和牡秤穑傧破鹨桓龀吞案叱保艿氖仆肪突嵊ι埂�
可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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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嘉庆年间，各地不约而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地方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除了腐败之外，大清王朝还有太多难题没有答案。乾隆皇帝带着“十全老人”的荣耀光荣地进入了历史，他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却像定时炸弹一样，在嘉庆任内一个接一个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
清以前的历史上，中国人口一直在一亿以下徘徊。乾隆六年，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一亿四千万，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人口增至二亿九千万，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乾隆之后，虽然国力大衰，但是人口还是沿着它固有的惯性规律发展下去。嘉庆十六年，达到了三亿五千万。
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口增长使得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激化，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陷入了绝对贫困化，大批人口脱离土地，四处游荡，使得社会处于不安定的边缘。流民问题正是白莲教起义的主因。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了，可是流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起义烈火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