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人记忆典藏-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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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远看到地上有一张糖纸就会飞快地跑过去，如获至宝般地捡起来，回到家就把它洗干净，夹到书中；有的时候，看到别人手里拿的那种糖的糖纸是自己所没有的，就会跟在人家后边，直到人家把那块糖放进嘴里，再把糖纸扔到地上为止。新的学期开始时，就把一大本糖纸带到学校去，和同学们炫耀一番，再进行交换。
烟标是男孩的首要收藏品，烟标最初的用途是折成三角形与伙伴们赌输赢，赢多了自然有了收藏的欲望，烟标的种类很多，也很漂亮，还可以用来学画画、练字、学拼音等。收集烟标也必须有不怕藏，不怕累的决心，珍贵的东西总不容易得到，何况周围抽高等烟的人不多。
纹身纸
透明纸上印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动物、动画人物、花草等，蘸点水或者口水，就有粘性。可以粘在手上和书上，过一会儿，再把那层透明纸揭下来，图案就牢牢地粘在皮肤上了或者树上了，真假难分。
雨花石
来自大自然的收藏品。好看的小石头都在收藏之列，因此常去江边河边泉边水坑边淘宝，这些石头被阳光一照，色彩缤纷，里面有不可思议的图案，有的像琥珀，有的像水晶，有的形状特别，我最喜欢透明的那种石头，上面是各种各样的花状，像彩虹一样的五光十色，那么晶莹，那么剔透。
其他收藏品
很多收藏品是自制的小工艺品，一个鸡蛋壳可以变成五花八门的脸谱，一些布头和棉花也可以缝制成小娃娃，一些塑料管可以做成门帘……
蛋壳脸谱。在生鸡蛋上方打个很小的孔，让蛋黄和蛋清流出来，然后将蛋壳洗干净，晾干后在上面画上各种各样的脸谱，手巧的人还能给鸡蛋脸穿上衣服，戴上纸帽，让它们登台表演。
万花筒。利用光学原理，由三块狭长的镜子，砌成正三角柱体，外面用漂亮的硬纸包着，里间放些彩色碎纸，一头用玻璃封好，一头开孔，把筒转动，由孔中看去，颜色跟形态变化无穷，所以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有趣好玩。
挂历钱包。有一段时间的挂历都是有两层的，一层白纸，一层油画纸，上面油画上要么是清一色的无名美女，要么是山水。白纸又硬又大，油画又光滑又漂亮，钱包由白纸做内胆，油画做外封，再装一个按钮，然后很得意地在朋友面前现炫耀。虽然里面只放了几毛钱的纸币，但这却是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钱包，在春节的时候它就会变得鼓起来。在从储蓄罐到钱包的转变中，我们意识到自己渐渐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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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堆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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攒三个牙膏皮可以换一块糖饼；橘子皮晒干了可以卖给药店；空酒瓶，废旧报纸可以卖到收购部换钱，吃过的糖纸和空烟盒可以自己收藏……这样的环境让我们这些孩子对垃圾箱情有独钟。垃圾箱是个百宝箱，拾垃圾给我们带来“获取宝藏”般的快乐。
很多人的童年都有过垃圾箱内淘宝的经历。见到垃圾箱就像见到宝藏一样，两眼放光，脏脏的糖纸、用过的火柴盒、烟盒……对我们无不充满了诱惑。小时候家里并不穷，却与生俱来的垃圾情节。或许是因为当时手中的零用钱太少，玩物太少，一切有利用价值的东西在我们眼里都是稀罕之物。
小时候的理想是完美的而执着的，就像顾长卫电影《孔雀》中，那个女孩为了拿回自己缝制的降落伞，为了心中的跳伞理想，连自己的贞操都不在乎一样。我小时候爱收集邮票，那时候正流行“民居”系列邮票，再普通不过了，但它可以在方寸之间见识各地的建筑风情，我的理想就是把它们聚齐，可惜本地邮局总是不太支持我们，市面上也总是“福建民居”，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收集难度，对于一个有收藏爱好的人来说，垃圾堆是最好寻宝处，有一天我在街角的垃圾堆里发现了一封信封上的“北京民居”，那正是我所缺少的一张，正欣喜若狂要捡回来，却发现一只手伸到了我前面，一个男生抢先了。到手的东西居然让别人拿走了，况且是自己那么热切期盼的邮票，我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向他索要，那个男生却死活不给，将我推到一旁，倔强的我也不示弱，抓住他的衣角开始撕扯，拿出我的看家本领，吐了他一身口水，结果我们就像丐帮人抢地盘一样，扭打起来。矮矮胖胖的男生最终敌不过我，一怒之下“宁可玉碎，不愿瓦全”，将邮票撕毁后扬长而去，对我来说，这种行为简直是暴殄天物，我留在垃圾堆旁伤心又无奈地哭了很久很久……
现在很难想象当初为了垃圾堆里的一张废旧邮票而发生的一场战争，因为现在的我们，不一定在于那些曾经渴望的东西，有时候包括我们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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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上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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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上没有太多的商店，但学校附近永远都有小商小贩，每当放学，我们就三五成群冲到他们面前，像苍蝇围住鸡蛋一样。
学校里也有小卖部，经营者一般都是教师家属；镇上正规的商店叫合作社，早些时候买布要凭布票，买肉要凭肉票，买豆腐要豆腐票，买米要凭粮票……当公社改名为政府的时候，合作社就改为了供销社，交易的时候省去了很多麻烦，人民币直接换实物；改革开放后，各处实行承包制，经营者个人买断，就分割成很多小门面，一直到现在。
这些，我们曾吃过
烤红薯
两毛钱一斤，便宜又好吃。红薯烤熟后散发的香味远远就能飘到教室中，放学后，总能看到校门口卖烤红薯的老人。
瓜子儿
用五香粉、盐炒的瓜子，报纸包着，陀螺状，也有小塑料袋包装。自习课时吃得最多的零食，很多人至今吃瓜子又快又稳的技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锻炼的。
冰棍儿
严格意义上确实是“冰”加“棍”，五分钱一根，高级一点的是雪糕。绿豆的、红豆的、牛奶的。没有漂亮的外包装，只是一层蜡纸包着，每到夏天，街头巷尾就会出现背着小木箱吆喝冰棍的老人和小孩。
爆米花
从家里拿出一小袋米，兴冲冲地来到黑漆漆的魔法机前，捂着耳朵躲得远远地等着“嘭”的一声炸响后，迅速跑到跟前，开始装袋品尝。
棉花糖
像棉花一样的东西缠在一根竹签上，把白糖放进一个铁皮盆里，下面是转轮，轮子转动，放一勺白糖进去，白糖就变成棉花出来了。五分钱一团。遇到口水马上化为乌有，跟爆米花比起来，这个很不实惠。
酸梅粉
酸酸甜甜，小袋包装。每个袋子中有一把小勺，十八般武器样样全，吃完了酸梅粉总舍不得丢掉勺子，还为了收集不同图案形状的小勺，我们不得不拼命多买多吃。
泡泡糖
长长的一条，用红一半白一半的纸包着，上面有一个小姑娘吹泡泡。第一次吃它的时候，大人们千叮嘱万嘱咐不要吃下肚子，结果很多人还是习惯性地吞了下去。技艺高超的人能吹出一个巨大的泡泡，“啪”地破了以后覆盖了整个脸，做了生平第一个撕拉式面膜。
宝塔糖
不是零食，小时候却吃得不少。红的绿的，像宝塔一样的形状。为了打出肚子里的蛔虫，学校经常会发给学生，味道也不错，是肚子疼时惟一的安慰。
水果罐头
玻璃瓶装，密封，徒手很难打开。最多的是桔子罐头，后来才慢慢出现梨子罐头、波萝罐头等，也算不上零食，一般家里有人生病了，就会有亲戚送来，属于高档的食品，相当于现在的脑白金。
麦乳精
为数不多的“珍贵”补品之一。白色粉状，瓶装。谁家有了麦乳精一般都锁在柜子里，如果生病了家里人会冲上一杯，或者是用来走亲戚之用，属于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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馋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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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匮乏的时代，馋嘴的孩子总能想出很多办法来满足自己，不仅解了馋，更是吸取了大自然的精华。
春天，门前的美人蕉开花了，赶走蜜蜂，摘下花朵，从花底部轻轻一吸，就品尝到新鲜的蜂蜜；冬天，把糖水放在室外，一会儿便有了冰块吃；夏天和秋天，满山遍野都是果实，野草莓、野李子、野桑葚……最让人兴奋的是可以果园偷水果。
记忆中有两件尴尬的嘴馋故事。第一次是果园偷水果。那次嘴馋了，跟着几个男生去偷村里一家果园的桃子。到目的地时候，四周静悄悄的，我不禁有些害怕，因为毕竟是“偷”。我们说好一有动静就撤退。为保险起见，我们先朝果棚扔了一个石子试探动静，一看没人便猫着腰悄悄地翻过篱笆，来到树下，为了不被人发现，男生们轻装上阵，脱下鞋子，像猴子一样敏捷地爬上树，他们负责摘，我负责捡。我们分工合作，一会儿功夫就捡了不少，正捡到兴头上，忽听得树上一个家伙惊慌地说“来人了。”我吓得六魂出窍，本能地跳起来，抓起战利品就跑，只听得耳边风声簌簌，突然脚下被一块石头拌住，摔了一跤，桃子也扔了一地，我爬起来又逃命似的继续跑，一口气跑了一里多路。到集聚地的时候才发现脚下已经只剩下一只鞋子了，我竟浑然不知。好久也没见他们回来，我想他们肯定是被俘了，暗自庆幸自己跑得快，拍拍身上的土，灰溜溜地回家了。
晚上，那帮家伙来找我玩，我刚要问情况，却见他们笑得东倒西歪。我恍然大悟，原来只是那个家伙一个恶作剧就吓得我魂飞魄散，没命地逃跑。他们还津津有味地复述了我狼狈逃窜的情景，使我的自尊心严重地受到了伤害，当即宣布跟他们一刀两断。无奈嘴馋的我，在下次行动的时候，还是不得不加入他们一伙，吃一堑，长一智了，在后来的行动中我学会了胆大心细。
另一件事是在自己家中偷食酱油，被母亲发现后，取笑了我二十余年。
那次，有一次在厨房转悠，突然发现桌上的酱油瓶，嘴馋的我好奇地添了一口瓶口，居然发现味道还不错，咸咸的，油油的，香香的，于是，厨房的美味对我发出了诱惑的信号，每当嘴里无味的时候，便会趁人不注意，鬼鬼祟祟跑到厨房，像老鼠一般，迅速打开橱柜，拿出酱油瓶，偷舔一两口，来不及慢慢品尝又快速地溜出去，边玩边回味那种香香咸咸的味道，有点刺激，有点满足。
但是这种行为终究有一天还是被母亲发现了，起先是我嘴角上的油迹暴露了我的行动，后来是母亲的好奇使她跟踪我到厨房，然后她就在众人面前无情地揭发了我，她好笑又生气地说我这是名副其实的“老鼠偷油”。偷吃东西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光荣的事，何况偷吃的东西只是厨房中的一个调味品，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真正的尴尬。到现在每次看到酱油瓶都会涩涩一笑。
零食，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是游戏附属品，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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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谁是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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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天王 刘文正 谭咏麟 20世纪70年代初，除了继承60年代已有的榜样之外，并没有增加多少新人物，而70年代末期是一个孕育着变化的时期，一些新的气象悄悄出现。一是整个社会萌生了对科学的崇敬。刚经过“文革”浩劫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都处于百业凋敝的可悲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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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榜样到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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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除了继承60年代已有的榜样之外，并没有增加多少新人物，而70年代末期是一个孕育着变化的时期，一些新的气象悄悄出现。一是整个社会萌生了对科学的崇敬。刚经过“文革”浩劫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都处于百业凋敝的可悲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陈景润就成为国人民族振兴愿望的一个投射对象。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激发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科学的无比热情。
另一个新鲜的面孔就是来自宝岛台湾的邓丽君。她的歌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斥为“靡靡之音”，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年轻人对她的喜爱。她的歌曲因为对个人情感的细腻表达而赢得了青睐。她可能是大陆第一个完全来自民间的、非官方确立的娱乐偶像。
严格来讲，陈景润和邓丽君的影响都是起自70年代末，但却贯穿了整个80年代。
上世纪80年代的偶像，可以清晰地分为两种类别：
一种是传统的社会道德楷模。他们当中有身残志坚的“中国保尔”张海迪，救火牺牲的少年英雄赖宁，还有为救掉进粪坑的大爷而牺牲的张华。这些偶像，以他们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继续成为大众景仰和学习的对象。
另一类偶像则是在各行各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成功人士。在体育界，中国女排以“五连冠”为中国人找回了自信和骄傲，成为万众仰慕的焦点；在文学界，顾城、北岛、舒婷等诗人成为无数文学青年心目中的英雄。同时，来自港台的金庸、三毛、琼瑶也在内地产生了一大批“迷”和跟随者。
港台娱乐明星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涌入内地，使人们形成了早期的明星崇拜：1983年香港无线的《射雕英雄传》让国人记住了那个惟妙惟肖的“俏黄蓉”——翁美玲；一部《上海滩》奠定了周润发的天王地位；日本的《血疑》带来了山口百惠……这个时期的歌星还有BEYOND、张雨生、费翔以及以一曲《我的中国心》传唱大江南北的张明敏。
与60年代人相比，70年代人的“偶像”概念更加宽泛：它超越了传统学习型偶像的范围，增加了爱慕型的偶像。
过去的英雄人物是生产型偶像，主要是内地明星；后来渐渐出现了消费型的偶像——娱乐明星，以港台明星为主。
另外一个特征是，偶像的作用不再像昔日那样一呼百应，全民崇拜。从这一时期开始，偶像已经走向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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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最可爱的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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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1940…1962）
近半个世纪前牺牲的一个普通士兵，作为一种精神或信仰的代名词，影响了整个中国达几十年之久。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亲笔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雷锋成为整整几代人的学习榜样。直到今天，每年的3月都是“学雷锋月”，佩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会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以各种行动去追寻雷锋的足迹。
究竟什么是雷锋精神？在后来的雷锋教育中，雷锋精神已经被简化为一种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代表性符号，学习雷锋也就是意味着帮助他人，“做好事”。实际上，雷锋在当时的含义并不止这些，他被誉为“毛主席的好战士”，是一位把国家利益视为最高利益的人。“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公而忘私、艰苦朴素，这都是在当时最受称赞的道德品质。
陈景润（1933…1996）
1978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同一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使数亿普通百姓知道了“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也知道了陈景润是全世界离那颗明珠最近的人。
这篇文章迅速唤起了中国人的科学意识，也使这一“猜想”成为当代中国最出名的一道数学题。这曾是一个举世震惊的奇迹：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