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电子杂志103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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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中，2004年到2007年的3年中，国有企业企业数减少18。33％；职工数减少17。88％。产值占全部建筑业产值的比重从25。24％减少到20。83％。
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加上外资银行进入，国有资产占金融业比重已经大幅度降低。今年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部分股份后，很多国有银行已经不是第一大股东。
如果扣除教育、文化、政府和社团等非经营机构，中国国有经济在工业中比重不足30％，商业、餐饮、宾馆业、建筑业不足20％，房地产业不足10％，也就是经营性产业国有经济能有25％就不错了。按照前几年每三年减少5百分点的速度，2012年会下降到20％以下，再说是“主导”恐怕就让西方人耻笑了。
自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走了“国进民退”的道路。到2008年年底，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的最大股东已经是政府。美国第一大制造业通用公司股份中60％是联邦政府拥有。政府影响经济的能力越来越强。《伦敦时报》最近做了一项调查，发现英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态﹐足以改变国号﹐由大不列颠王国变为不列颠苏维埃（Soviet
Britain）。因为英国政府开支高达GDP的49％﹔换言之﹐英国经济有一半由政府控制﹐……在英格兰东北部﹐地方政府开支占当地GDP的66。4％﹔威尔士是71。6％﹔北爱尔兰甚至达到77。6％！假如2010年西方继续断断续续地在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这个趋势还会加强。
到2012年，如果中国国有经济不足20％，西方国家达到30％（北欧国家早就超过了），究竟谁才配称社会主义，恐怕还有一争呢！中国工业经济中国有经济资本不重不足40％，产值比重不足30％，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个比重既低于5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开始前（国有经济占近代工业的70％），又低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国民政府接受日资资产后，近代工业中国有资产占60％）。究竟现在是社会主义，还是当年是社会主义，恐怕也难讲的。
经济结构是政治结构的基础，当资本家成为经济资源的主要配置者，执政党还号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有些古怪。马列主义本土化就搞不清楚在说什么。
80年代到90年代初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叫“搞活国有企业”，这句口号完全符合宪法，而且挑不出什么毛病。虽然这个口号逐步改成“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再退到“搞活大型国有企业”，一步步把地方国营和小国营企业甩掉了，但都让人感觉是没办法。
90年代中后期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叫“国企改制”。改制这个词很含糊，并没说是否改变国企性质，比如上市也叫改制，只要政府控股就不能说别的。但实际上这是打马虎眼，真正的改制是把国有企业变成私人企业。做法虽无耻，但面上还没敢怎么样。
这次就不同了，体制内体制外对国有经济的所谓“深化改革”，明明白白地说成“国退民进”。私营经济要进，国有经济要退，明摆着就是要国有经济比重越来越低。降低直至取消国有经济，最终消灭全民所有制这种经济制度，在这次所谓改革中已经成为不加掩饰的口号。而这个明明白白违反宪法的口号，竟然政府也喊，而且还要作为操作目标。
一个政府明白告诉全国人民它要亲自违反宪法，这也是亘古未有的事。执政者违法，有做了不说的，没见过敢说敢做的！从做了不说到敢说敢做，看来觉得真没障碍了，真的可以肆无忌惮了，真的能够为所欲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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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海：向高房价宣战
本文写于今年年初，针对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国务院出台一揽子拯救房地产的政策，为亚洲博鳌论坛专题撰写的腾讯特约专文，我把它发表在我的博客上。重读此文，再回顾一年来公众面对的经济社会现实，悲愤、郁闷和豪情一起喷涌而出。以科学理论、学子激情、人文关怀为基本元素，这篇文章也成了《向高房价宣战》一书的编写纲要，并由我收录为本书前言（出版时已有修改）。重读此文，有利于我们变压力为力量，培育起向达官显贵和既得利益集团挑战的决心。我们的宗旨，是以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为己任，通过众志成城、齐心协力的呼吁和有效的抵制高房价行动，彻底轰开维系高房价泡沫和暴利的坚固堡垒，让高高在上的房地产大门为公众敞开，实现诗圣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愿望。
房地产是中国未来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也是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复苏、返航面临的巨大礁石。中国政府寄望继续依赖房地产这一传统引擎拉动日益重要的内需，而中国的老百姓普遍希望房价大幅度回落，或者由政府提供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以解决居住问题。目前，高房价问题成为全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根本上检验政府“执政为民”的成色，更体现政府领导人大国治理的能力和智慧。
一、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是一个伪命题
2008年11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重申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对于拉动钢铁、建材及家电家居用品等产业发展举足轻重，对金融业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对于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改善民生具有重要作用，要求出台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不过，由房地产业拉动的国民经济增长，究竟是房地产开发商们创造的，还是由作为其上游的规划设计、建筑、装饰装修、建材、家居设备等部门创造的，稍微有些常识的都可以给出惟一正确的答案。但是，在一个只允许开发商从事住宅开发的国家，即使是最高政府领导人，在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产业判断上，也会出现违背常识的情况。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住房商品化可以覆盖全部城乡土地，如果在坚持严格的城乡统一规划条件下，允许任何经济主体从事住房开发，则在中国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大背景下的中国，绝无房地产开发不振从而拖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发生；而为广大人民诟病的高房价问题，必将在居民自建成本的压迫下，低下它那持久高昂的头颅。
把老百姓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最基本需要，当成垄断经营的企业事业单位借机要挟和财富掠夺的工具，是1998年中央政府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扩大内需的重要改革之举。其中，医疗、教育改革的最大成就，是造就了一大批心灵和肌体皆被金钱腐蚀的“白衣天使”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群落，以及极其低效但昂贵的医疗和教育服务。目前，中国政府在公众的巨大压力之下，正在设法修复传统的市场化、产业化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在关系国民经济增长的房地产领域，中央政府的所作所为，始终与公众愿望存在巨大差距，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在房地产领域，温家宝担纲总理的第一任，就于2003年出台了国务院18号文，将原有房改方案中作为供给主体的经济适用房，列入只有少数中低收入阶层才有可能享有的“保障性住房”，将绝大多数城镇居民驱赶到开发商任意定价的商品房市场，由此中国经历了2003年以来全国房价和房地产投资持续高涨、国人望而生畏、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虚假经济繁荣时期。痴迷于高房价导致的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从而快速拉动经济增长的梦想，现任和上届政府始终对房地产业情有独钟，不顾公众降房价的强烈愿望，导致民怨原来越多；而当政者也认为民众不能理解其良苦用心。
在我看来，高房价下的房地产业不仅不能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而且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复兴的最大障碍。
首先，高房价损害了居民消费福利，在高房价下，出现了一些人住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的局面，影响了一些城市年轻人的创业热情；在高房价下，工人的工资即使上涨，也失去了改善生活的意义。
其次，高房价必将危及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高房价推动的高工资势必推动商品价格的虚高，将使中国制造业步香港地区的后尘，失去国际竞争力。即使世界经济复苏，中国产品的出口也将失去扩张的机会。
最后，高房价直接影响社会总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效率。房价高了，租金自然大涨，店铺的生存就成了时下最艰难的一个问题。当商铺普遍无法生存时，货物必然不能畅其流，失去了“外部需求”的、全球1/4…1/3的工业品生产能力，必然面临一个更加凶险的环境。由于国内消费被高度压制和阻塞，大规模投资推动下的产能过剩问题会更加突出，必然在不久的将来深层危及中国的银行体系安全，引起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大危机。
二、高房价造就严重的社会分化，影响消费扩张和经济可持续增长
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为借口，房地产业迅速大规模地转移了社会财富，为地方政府和官员、开发商营造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滚滚财源。在房地产开发业为核心的利益机制下，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炒楼机构和个人，甚至商业银行，形成了极度强势的垄断房屋流通环节的产业链，他们相互勾结，藉此获得巨额暴富。显然，不打破房地产暴利，就根本谈不上老百姓买得起房、住得起房的民生问题，幻想维护中间环节高利润条件下的改善民生肯定是不现实的。高房价、高地价形成两极分化，打破了社会正常的价值体系。由此，土地、房屋成为聚集社会财富的“聚宝盆”，而流动性资产，包括货币（表现为通货膨胀）、科技成果、人类精神财富等，相对处于贬值的状态。
在高房价下，既得利益集团借机暴富，已购住房自助者沦为房奴，而绝大多数新进入城市者则陷于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的窘境，整个社会财富呈现向土地房产集中的局面，推动了社会阶层的分化。高房价的暴利机制，严重打压了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空间。由于收入分配严重分化，绝大多数居民虽有消费的欲望，但根本没有可支付的消费能力，中央寄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也变成了海市蜃楼。
仔细分析我国房地产业的崛起，以及给公众和我国的经济体系带来的巨大阵痛，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自主选择原则。在我国的房地产领域，房屋开发只能经由房地产开发商，城镇居民不能自己建房，不能组建住房合作社，很明显违反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自主选择这一基本原则。二是违背了商品经济社会公平交易这一基本原则。在房地产领域，不公平交易大行其事，如政府为高价拍卖土地，以公共利益为幌子，低价征用农民集体土地；政府与开发商之间，政府处于土地出让的卖方垄断地位，土地作价则根据官商关系不同而因人而异，形成形形色色的土地定价；在炒楼者和消费者之间，投机者轻易可以通过囤积房屋加价出售，这也明显属于不公交易。三是违背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一致性原则。个人或企业通过自己的私人劳动，提供社会所需要的物质财富，中国的开发商虽然也付出了“辛勤运作”的劳动，但是他们的私人劳动并不是老百姓愿意接受的。老百姓希望自己有权利建房子，不希望被你替代，更不希望以远高过自建成本的价格购买房屋。所以强制性的房地产制度让开发商做了房屋建设的甲方，并借此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其结果很难被群众接受。
很显然，我们把房地产业当成支柱产业的政策，开始面临着耕地与人民财力的枯竭，中等收入的城镇居民，包括已经购房的中产阶层消费能力枯竭问题。依靠这样的嗜血产业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不仅房地产业本身必将面临需求大幅度萎缩、房价调整等生死问题，从而拖累国民经济增长；而且高房价对其它产业和居民消费的挤压，也透支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未来空间。
三、高房价和建筑垃圾化是中国政治腐败的标志，形成党群、官民对峙局面，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声望
高房价既有建设开发体制问题，更与政治腐败密切相关。事实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地并不稀缺的国家，高房价实际上是与腐败程度直接相关的。由于房地产开发中的官商一体化和狼狈为奸，社会矛盾被激化，共产党员和官员的社会声望普遍跌入历史低谷，这恐怕是那些改革设计者所没有预料到的。
与高房价相对应的，是中国建筑物质量的低劣，早已成为普遍的问题。这既有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商、监理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原因，更有地方政府监管缺失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民用建筑特别是住宅的寿命非常之短。例如在北京市，政府拆迁的最新重点已是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的建筑物。根据建设部统计，中国各类建筑物以每年5亿多平方米的规模剧增，而其中大量建筑物的实际寿命仅仅30年，远低于《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的规定年限。由于规划短视、设计缺陷、偷工减料的综合因素作用，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50年罕见、30年普遍”，不及国标规定最低使用年限的60％。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城市化建设“日新月异”，实际隐含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劣质工程成规模制造的实质。
建筑质量的日益低劣化，是有其深刻的中国特色背景的。从建筑业看，无论是工民建、市政，还是高速路桥、铁路、水利的设计、施工、监理，都通过层层承包，向私人承包制发展且越演越烈。这种趋势促进了建筑企业的日益空心化，即皮包公司化，而且越大的公司，皮包公司的特征就越明显；从房地产开发看，几乎完全垄断了商业和住房开发活动的、90％为私人企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其开发企业建造项目的过程中，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热衷于使建筑成本“能小则小、不能小也要小”的运作方式，造成了建筑质量的大幅度下降；在建设规划管理领域，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在城市建设上不讲究质量、效果，只追求速度、表面形象，追求任期内的政绩，城市建设中流行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草率上马，不少工程成为垃圾建筑。
依据我国宪法，城市土地和集体土地都属于公有制土地，政府本应通过划拨手段安排土地给土地所有者——城乡居民满足居住需求而使用。由于理论认识上的一些误区，由政府出面、开发商主要经营的所谓“土地市场化”，实际上是变相把公民拥有的土地，高价再卖给公民，而政府机构、行政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则往往籍此谋取单位和个人的经济利益。为了维护开发商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政府限制各种自然的、可能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竞争对手的房屋建设形态，包括居民自建房、合作建房、集资建房、单位建房、建筑企业开发房屋等途径，全力扶植房地产开发这一所谓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促成房地产开发业这一超级创富模式，而且往往开发商背后，都有作为利益共同体的一个官员或官员集团，在其背后的鼎力支持。
在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城市规划的习惯破坏者。在最初的设想中，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目标是统一规划、统一开发。但中国的现实是，透过关系获得土地、修改规划以便更大限度地获得土地增值，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一种常态。在这种体制下，城市规划就成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任意涂改的试验场——一旦是房地产开发商看上的土地，一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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