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电子杂志103期-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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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陈志武教授的理想，早在上世纪的40年代，就被一个德国女思想家说成是人类的末日，甚至被她说成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这个人叫汉娜
阿伦特，大家知道，她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她的名言是：资本主义乃是一个彻底的“无财产社会”，因为它要把一切人类财产都变成纸上的富贵――就是钞票。由于钞票不是财富，也不是财产，因为钞票的价值是随时变化的，是水一样哗啦啦流的，转瞬即逝的东西，所以，那些手里有一大把钞票、债券的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钞票保值，于是他们要么投资地产，要么要投资股票，因此，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末日，都是与房地产和股票的泡沫一起到来，因此她说，在资本主义的逻辑里，埋藏着要消灭一切人类财产――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财产的邪恶逻辑。而比阿伦特还要早得多，另一位伟大的德国人――依曼努尔
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指出：英国人与荷兰人发明了一种野蛮的毁灭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战争国债，它使这两个小国能以不断借债的方式，得以超出其国力数十倍的能力不断发动战争，同时又以战争和掠夺别人财产的方式来壮大和发展自己，康德说：欧洲的金融制度，就起源于战争融资制度，而战争国债的方式，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永久威胁。众所周知，不久前，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在竞选美国总统时说了同样的话，他说：把美国推向空前的经济危机的，不是哪一届政府，不是哪一项具体的政策，而是一套完整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这套经济哲学最荒谬之处是声称：一个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负债和透支未来而变得无比强大。而正是这样一套经济哲学摧毁了美国。――而这位法学教授就是今天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但是，陈志武教授却告诉我们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有钱？是因为美国人特别聪明，他们早就知道应该怎样去“负债”、透支。美国为什么这么先进？就是因为他们产生了一个负债经营、透支未来的优秀制度。为什么美国会产生负债经营的制度呢？用他的话说就是：美国的文明太先进了，它天生了自由和法制，养育了勤劳和自立的民族性格。反之，中国人没钱，就是因为文明有问题，中国人胆子小、不敢负责，结果造成中国人不敢负债，不愿自立，而是一切靠家庭、集体、靠社会、靠国家。所以干脆受穷。
我想，如果阿伦特、康德再世，他们读了陈教授的书，会有什么想法，如果这书翻译成英文，奥巴马教授读了，他会有何评论？惭愧得无地自容也未可知。一方面，陈教授似乎不太可能比阿伦特和康德更了解欧美历史，――不但陈教授不可能，恐怕谁也不可能，而且，好像他也不太可能比奥巴马教授更了解美国，如果那样，去年的11月4日被选上总统的就可能是陈志武而不是奥巴马，但是，另一方面，陈志武教授却被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推荐为“最懂得欧美和经济学的人”，甚至比欧美自己还懂自己，所以看到他的书，我一方面是吓了一大跳，另一方面是设想这个书如果被欧美的明白人读了，究竟是个什么感想。他们会怎么看今天的中国和中国的经济学。
所以，今天想起毛主席讲的那个话，我觉得对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好，教书的人也好，是一个很大的警醒。起码这三条，第一，言必称希腊，即使你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关于欧美和希腊的来历、利弊，你真能说清楚吗？第二，对我们中国的历史，对我们的传统缺乏了解，也不愿意研究。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以欧美通自居的经济学家，没准在奥巴马这种明白人眼里，可能真的就是“特傻特天真”。毛主席说是一百年以来，现在是两百年了，这样的情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纠正的学风，但是要纠正，也要从很具体的学术工作来做。
顺便说一下，我当然尊重陈教授，而且他对金融问题的很多见解我是赞同的，比如他说中国不是没有财富，而是没有钱，这个说法很明快，但是“没有钱”的说法实在太简单了，实际上，应该说是“国家没有解决好货币主权”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将要具体的讨论。
我今天讲的这个所谓1500年以来的中国的历史状况，大体是围绕这么一个核心，主要就是两件事：即所谓“唐宋之变”和“明清之变”。
先讲什么是唐宋之变。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应该承认，现代以来，研究得最好的，就是日本人。这在有些中国人看来可能觉得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日本人有长处啊，就是近代以来，日本首先有了解、研究中国的动力，说白了是想掠夺中国。第二个，是很方便。就是日本的文字（假名）与汉字相近，是从汉字借来的。第三是有条件。真是有很好的条件，国家很支持投入，学者也下了很大功夫。因此现代以来，研究中国历史，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日本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派，叫作京都史学派。当然，郭老郭沫若也是在日本研究中国，他取了日本中国研究的长处；梁启超、章太炎、鲁迅，也都是在日本期间，做了很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最终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中国研究学派，这就是我们下面要介绍的京都学派，到今天，源远流长，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滨下武志、杉原熏，几代宗师，如今传到第五代了。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当然，现在，美国有加州史学派，虽然也不错，比我们强，但学问功夫比京都史学派还是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们一想到这样，想到我们对自己的了历史，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搞不过日本人，也搞不过美国人。这个就是毛主席说的，我们得加油了。
京都史学派对中国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见解，也就是唐宋之变。提出这个看法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就是这个学派的第一代创始人和第二代的传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这个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讲唐宋之变，总体的意思是说，现代，――世界的现代，开始于亚洲；世界的现代，开始于中国。世界的现代开始于中国的唐宋之变。也就是说，在公元1000年之前，中国已经带动亚洲和世界向现代转变，这期间，中国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了。这个想法是非常吓人的。因为五四以来，我们自己总是说中国要实现现代还不知道要猴年马月呢，今天我们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中国乃世界上最落后、最黑暗的旧社会，但日本人竟然说我们那个时候（公元1000年）就发生了现代，而且比欧洲要早得多了。
这个看法当然不是胡说的。是建立在很重要的学术证据和理由、扎扎实实的研究基础上的。第一，从经济上来说，所谓唐宋之变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标志是：中国在从唐向宋转变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这个突出的代表，大家知道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的一个核心，其实主要就是利用公币和货币的杠杆来调配资源。这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宋代也是全世界上最早、最系统、最完备发行国家货币——纸币（交子）的一个朝代。因此，这个货币是属于国家能力的体现。国家用什么东西来调控经济呢，最厉害的办法就是用国家货币了。这个东西太现代了。
什么是货币？安东尼·吉登斯写了一个小册子，叫作《现代性的后果》，所谓“现代性的后果”，他的意思是说，现代性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后果”，意思是谁也没想到欧洲会产生这样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人们一下子被从既有的社会关系中连根拔出，进入到彼此竞争的陌生人社会中，现代社会的风险首先与货币有关，他其中讲到货币，他说，货币是一个“脱域”的机制，它可以脱离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超于时间和空间之上，托架出时间和空间，即货币可以使得我们跨地域去支配和调动资源，货币更可以使我们拥有去透支未来有这个功能。可以买空卖空。因此呢，国家用货币的方式，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对经济、社会进行调控。比如说，我们要是实物经济的话，大家要关怀一下乌有之乡，比较容易，因为运多少干粮和矿泉水来就可以了，但是，乌有之乡要是办在云南呢，我住在北京，那只能说汇多少钱去，就不用运矿泉水了。这个又快又灵又好，中国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呢，确实在宋代发生了。就是说，国家调控社会、经济的手段变成了国家货币，而不是实物。这在世界上是非常非常早的。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中国在唐宋之间发生了由爵位制度向科举制度的一个全面的替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本很重要的一本书，叫《周礼》。《周礼》是什么书呢？《周礼》很神的。比如汪晖老师写了很厚的三卷书，其中很多部分是在研究《周礼》。简而言之《周礼》是一本官书。就是讲如何分配、设置官职，中国的政治学的产生很早，这个政治学里头是讲如何按照官制和官的分配方法来设立一个政治制度。《周礼》就是这样一本官书，同时，它也是那个关系的“关书”，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来通过搞亲戚关系来设立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周礼》代表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其核心又是贵族制度。而说唐代到宋代的一个转化，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时候爵位（公侯伯子男），亲王贵族，开始不重要了。重要的变成了官职。就是在唐朝以前，官和爵还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妨举个现在军队的例子：65年、66年的时候，毛主席就说，我们这个军队不要再搞这个军衔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有军衔制的军队，好像就是爵位制度，就是说，你既是一个什么长，连排班长，同时你还是一个将军、校什么的，前面是官，后面是爵，合在一起就是典型的封建爵秩制。可是到了宋朝以后呢，官和爵就脱离了，就很少在一起了，官就是官，不再是分公侯伯子男，你是团长就是团长，不再封你一个上校了。过去，所谓的贵族制度，这两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到了宋代，这个制度，就是爵位的制度，开始为科举造成的这个官位取代了。而且，这个东西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就更彻底了。怎么说呢，就是明朝以后（我后面还会讲到），那个时候国家有了银子，从美洲进口了大批的银子。有了银子，国家就可以给这些官员直接发俸禄，发钱，就不需要再用实物奖励了。过去是怎样用实物奖励、支配官员呢，给你耕地，所以你当官，你就有职田。从明代以后，国家有了银子以后，直接发钱，那个公田、职田就不行了。这样很多小地主，就可以通过科举爬上去。所以这又是一个变化，政治体制、贵族爵位制越来越淡化，没有爵位制的作用了。
第三个呢，这个是很好玩的，就是宋代面临的边疆问题比较严重，辽金西夏，虎视眈眈。比如宋代两位接踵而至的贤相，仁宗时的宰相，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他原来就在延安附近打西夏，因为战功，加上他和韩琦是哥们，结果做了宰相。神宗时代的宰相是王安石，两位前后宰相，他们执政都主要是考虑这个边疆的问题。所以，他们面临这么严重的边疆问题的时候，特别是要打战，因此就非常着急考虑一个战争与国家税收的问题。形成了如何在战争当中，通过税收来增加国家能力这样一种思路，这从范仲淹、王安石，都很清楚。因此，这样一个在与辽金西夏相对抗中所形成的国族的观念，和通过税收来建国、增加国家能力的观念，是非常现代的。
第四个呢，就是在文化的所谓的平民主义。我们知道，在宋代的时候，老百姓的文化活动是空前丰富起来了，我们现在所谓的说书啊，郭德纲啊，看戏啊，那个时候都有了，文化平民化了。过去，老百姓的文化活动是什么呢，就是跟着地主，地主就是族长啊过节，过节的时候无非是祭祖祭神而已。可是到了宋代以后，即使在过节的过程当中，在群众聚会的过程当中，文化娱乐式的活动，就多起来了。以唱戏、郭德纲为主，祭祖祭祀反而为辅了，这种平民式的文化和文化活动，是文化世俗化的重要标志。
所以，上述四点的变化，从经济上说，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交子的产生；爵位制的退隐和科举制度的逐渐成为主导；通过战争税收来建立国家、增加国家能力，以及平民文化活动的繁盛。仅说这四点，当时全世界当然都没有。它却一下子在中国产生了，当然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首先就是经济急剧的繁荣。法国的大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一书中），好像是吃饱了没事干，仔仔细细研究了东京汴梁南渡之后杭州的日常城市生活，他连那个老百姓怎么买水用水，每天汴梁老百姓吃多少鱼，吃多少菜，他都研究得很清楚。他感叹说，这个日子过得实在太好了，全世界都不可想象，怎么当时的中国就这么富有，经济和生活搞得这么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那么有格调、有品味――生活的审美化。所以，唐宋之变，就说中国社会在那个时候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化。按照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看法，在人类世界上，中国率先走向了现代。而欧洲那个时候，还是流浪部落。还在分成200个国家，彼此混战呢。我们后来称之为现代的货币经济，市场制度，那个时候在中国已经很繁荣。咱们耶鲁大学的陈志武先生竟然说中国人咋就不知道卖东西，怎么会呢，中国宋代时候就会卖了，谢和耐研究的清楚着呢：连杭州城的水都是买卖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不买卖的―――怎么还会不知道卖东西！
中国率先走向了现代，宋代就发生了现代性转变，这个日本人赞叹得不得了。他们说，中国率先突破了，我们日本跟着也就突破了。为什么他们日本跟着中国就突破了？他说，中国人有一条了不得，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中国人的政治逻辑是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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