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电子杂志103期-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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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们日本跟着中国就突破了？他说，中国人有一条了不得，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中国人的政治逻辑是周礼，周礼是什么呢，复杂得很，但说简单了――周礼是亲戚关系治天下，周天子和各个诸侯是亲戚关系。这套逻辑，到了中国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人就把这个亲戚关系用于处理对外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朝贡体系。
怎么叫朝贡体系？这个很多人研究得很细，事情本来还清楚，经学者们一说，很厚很厚一本书写出来之后，大家反而不知道什么叫朝贡体系了。这里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看过《红楼梦》，那个刘姥姥啊，进大观园，这其实就叫朝贡。刘姥姥实际上是来要点东西，要经济援助的，但是她不说是来要经济援助的，她说是来走亲戚，来串亲戚的，来认亲戚，所以《红楼梦》
这一卷最精彩就是王熙凤接见刘姥姥那一段——
王熙凤说，哎呀，这长时间不走动，这得怨你，为什么怨你？因为你不来走动，别人知道还以为是咱们富了瞧不起穷亲戚了，你老也不来，你这是该怎么称呼啊，我这也不敢称呼了，你到底是比我大还是小啊
？
刘姥姥马上就说，您是我姑奶奶，――
王熙凤是她姑奶奶，大家都知道，这很逗的，当不得真。王熙凤就说，既然如此，下边这些衣服，你都都拿着。刘姥姥就说，这衣服不敢穿啦，这衣服能随便穿吗，这衣服得拿回家供着，我倘若穿上这衣服就穿错了礼法了。
中国这朝贡，其实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包含日本在内，他们通过到中国来来串亲戚来认亲戚的方式，来获得经济援助和经济奖赏，或者从事国际贸易。好像刘姥姥带来了许多农副产品，凤姐姐回赠衣服金钱一模一样，这其实是经济交换活动。不过每次都要给一套衣服，这也特别关键，因为中国外交，过去麻烦着呢，好比过节的时候家长领着大家穿着各色不同的衣服
，去拜祖宗，因此这个衣服很重要，靠衣服来区别亲疏远近，这是礼治的重要内容，所以每次朝贡国来了，都要奖赏衣服，实际上人家惦记的是经济利益，不是那个简单的仪式。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就开拓了对周边海上，包括琉球、日本等等之类的贸易。大家来干嘛呢，不是简单的走亲戚，实际上是做生意，实际上来中国要经济援助。但是，人家刘姥姥要说就是来串亲戚，咱们是亲戚。所以这一套逻辑，这一套《周礼》的逻辑，驱动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的确立，日本是在“脱亚入欧”之后，在明治维新之后，傍上欧美大款之后，有了更有钱的洋亲戚，这才力图改变这种朝贡关系的。
其实今天我们的韩国朋友现在还在搞这套古意盎然的逻辑，我在韩国听一个韩国的教授，最通俗地讲《周礼》，不讲那么很深的道理。他一句话就把《周礼》的真谛说到了，他举日本的例子，他说这个日本不像话啊，你看，韩国是他的哥哥，中国是他的父亲，这个小子他欺负他的哥哥，还打他的父亲，这怎么得了！这套逻辑的基础就是《周礼》，我们东亚各国之间是亲戚，你破坏周礼，这怎么得了？
我们东亚之间是亲戚，日本很长时间其实也是讲这个的。你知道《马关条约》的时候，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有一个很著名的谈话。李鸿章一看这伊藤，怎么搞得，你衣服穿错了，因为伊藤博文穿着西装就来了，伊藤博文说，方便而已。你穷了，我为什么还认你这个亲戚，不过伊藤博文那个时候还说，我们之间是远亲，日本，和朝鲜、中国之间，是远近不同，朝鲜中国之间是近亲，我们之间是远亲。说是这么说，不过李鸿章那个时候，即使是远亲，但是已经明算账了，人家还是把衣服给换了，不承认你这个五服了。到了“脱亚论”之后，日本就彻底变了。他那个逻辑就不是所谓的《周礼》的逻辑了，就变成了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的关系了，而不是远近的亲戚关系了，人家跟欧美排了宗谱了。当然，现在日本又开始要搞东亚共同体了，又开始搞亲戚，又要回到《周礼》了。为什么，中国好像又阔了，来认亲戚，背后还是经济利益。
总而言之，这个逻辑就说，中国率先进入现代，同时，中国又用《周礼》的方式，推动了周边的世界上最早的跨海洋的长途的贸易，但是它当时不叫贸易，叫走亲戚，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我来串亲戚，实际上是来要东西、做生意――这就是朝贡贸易。
唐宋之变，中国率先现代，同时中国又通过串亲戚为名的朝贡贸易，推动世界走向现代，这是很有意思很震撼的观念。所谓很震撼，主要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因为这个看法，除了我们中国的学者不知道，或着不大知道，全世界只要研究中国的人大概都知道。
所以上世纪80年代，我出国去的时候，他们很谦虚啊，日本人说，你们早就率先走进现代，我们跟着你们走进去的。到美国，我说我们搞了30年闭关自守啊，美国人却说：你们还闭关自守？你们到非洲修铁路，往越南运军火，联合国都让你们占领了――你们还闭关自守？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唐宋之变为什么没有完成，中国为什么更没有沿着它所开创的现代道路，一路走进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你中国很早就进去了现代，那为什么在1840年后，简直就不成样了，一下子就好像回到前现代去了？
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你跑第一，不见得老跑到第一，因为这也不取决于你，如果有人不愿跟你跑，另发明了一套跑法，而且人家的跑法占了上风，又被陈教授这样的裁判认为那才是天下唯一正确跑法，那我这中国道路就是世界最后一名了嘛。但是这个说法恐怕不成，你作为历史研究不能凭这样这一句话，历史研究必须面对复杂，就需要对中国历史下点功夫，但是中国那个历史，也确实复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简单的讲一下，从那个时候起，中国重要的改革，因为在唐宋之变以来中国走的道路，是跟中国历史上、跟我们知道的那些重要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的。
唐宋之变，就是以宋变唐，变唐的什么呢？唐最了不起的是租庸调制。什么是租用调制，认真说起来起码也可以写篇一万字的文章，但是核心是这样——租庸调制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发明——它把籍（户籍）、田和税收三者合成一个，按照户口授田，按照田收税，一条龙。唐太宗这个制度是非常了不起的。租庸调制是把唐朝推向盛唐的基础，走向盛唐，靠的是这个经济基础。那个时候，唐太宗手上田很多，可以编一个户口授田，每一个18岁的壮丁授田一百亩，其中80亩为口分，年老要还官，20亩为永业，即永远归个人，我们今天是多少，平均每人1。4亩。可见唐太宗老人家手里很有资源，唐太宗那个时候一下子授一百亩，而且，这一百亩耕到六十岁退休了，就可以在家里喝酒，18岁叫丁，60岁叫老，60岁后国家养着你就叫养老。这就是户籍，田，税合在一起的好处。而且我们知道，汉以前，中国的税是十一而税，孟子就称道说是王政了，汉更好点，十五而税一，到了人家唐太宗――好家伙！四十而税一，这真是轻徭薄赋了。贞观之治，第一条叫均田，每人一百亩；第二条，进士加府兵，这就是破除贵族制。你家里有五个孩子，老大脑子挺灵，好，让他念书，科举考上去了，文进士。老二不爱念书，孔武有力，天天打架，这也行，练好拳脚，准备当兵，武进士。老三在家授田一百亩，那还不是过好日子？
文武两途，过去就是贵族把持，到唐太宗，通过府兵、科举，平民子弟可以上去。一个均田，一个教育，一个土地平等，一个教育平等，用我们今天来讲，追求资源分配的公平，从而把中华民族一举带进辉煌的盛唐。
唐太宗真了不得，杜甫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真是往事不能如烟啊，李世民这个人脑袋很清楚。贞观元年正月，一当皇上之后，他不是跟所有的臣子学文件，更不是打麻将，而是在过年的时跟他们一起听音乐。听什么音乐？《资治通鉴》里面讲，听《秦王破阵乐》，听的过程当中，他很感动啊，他说当年我们打天下的时候，老百姓一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闻风而来，是不是？今天我们坐天下了，千万不能忘本啊，不能忘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老百姓为什么听着《秦王破阵乐》而来啊？因为我们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啊！其时那里头有个不懂事的大臣——封德彝说，皇上，打天下靠的是你老人家天才武功，治天下哪能靠您这个《毛选》四卷和三大纪律呢。太宗说，你这个这就不懂了，打天下的时候，人民群众听到我的音乐就支持我们，坐天下更不能光靠武力了：“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这个皇帝了不起，一看这个话就知道。
租庸调制，通过土地制度的平等，通过教育资源的平等，唐太宗把中国历史推向盛唐，这也就是贞观之治的两大基础。可是呢，这租庸调制也有个坏处，也不是坏处，叫做局限性吧。局限性主要在，唐太宗的时候中国人口不多，田倒是很多，加上国家能力很大，所以他这个统计人口比较能做得到，户籍分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他每年去编这个，每年统计帐目，每年死了人以后，也要重新统计，要重新授田，要重新调查。靠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玩命地为人民服务地干活啊！唐太宗及其儿子，及其孙子，那个时候，人口还少啊，官员勤政啊，所以他还是可以造出户籍册来。后来，经过武则天，经过安史之乱，等等之后，这个人口变化太大了，你根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了。按籍授田，按田收税，这个制度根本不可行了，它这个好制度，局限在哪儿呢，随着人口的剧烈的增加和膨胀以及变化，这个统计户籍和户口的事情不好做了，就是说搞不清有多少户口，这个操作起来有局限性。唐太宗应了魏征的那句话啊，“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个就是说：好的开头，后来要继续实行却很难。
所以到了唐朝的后期，代宗时期，又诞生了一个聪明的宰相，叫杨炎。杨炎就提出了很重要的一条改革租庸调的办法，叫做两税法。怎么叫两税法呢，两税法说起来也简单，就是一年收两次税，夏天和秋天收两次税。两税法的核心就是，既然户口整不清楚了，土地兼并又严重，对吗？那咱们就只好按地收税，不按人头收，你不是地多吗，你多交税吧。谁家田多谁多交税，谁家房子多，比如说，你八套住房，多交房产税吧。杨炎也很了不得，他能想到这一招。但是杨炎还是不够聪明，因为这只是一个消极的办法。我是大户，得多交税，我也不必反抗你杨炎，国家的土地税我应该交，但是，我可以十倍二十倍的从地租当中收回来，我地多，自然可以雇很多佃户收地租吗。因此中国就产生了国家土地税和地主地租这两个分类。大地主豪门，我认交土地税，但是这税从哪儿来呢，是从地租来的，地租要十几倍于土地税。杨炎很得意啊，你看我把你们这些豪门大户用税收给整住了吧，但其实杨炎这一套税收的负担，最后还是落到佃户头上去了。表面上看，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就好像按是个家族的关系，家族、宗族把持地方和基层，国家无法深入，任凭剥削兼并，国家不闻不问，埋头收税，所以，这个中国的封建体制、宗法制的基础就是地租。为什么说杨炎的改革是消极的呢，因为在他看来：基层的事情国家不干预，国家只管收税，至于农民有没有地，小人有没有房，怎么受剥削，这我不管，我也不管不了，既然我搞不清你到底有多少地，有多少户口，那我只管对多房多地的多征税，以为用这个办法就行了，他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他反而使税加到佃农身上。造成的问题更大。
第三个，最简略地说走向现代的开端，就是我们要追溯到北宋的王安石，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列宁啊，也有这样的看法，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是世界最早伟大最现代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货币这个杠杆——宋朝的“公币”这个杠杆，来重新调动和分配国家资源。比如说青苗法，因为农民根本拿不到国家的补助，比如想发给农民一个东西，发他一个帐篷，长江决口的时候，想发一个什么东西过去救济灾民，结果都被中途截留了，都被扣了。怎么办呢，国家就发钱，就把这个钱发到他手里。好像我们今天，把农业补贴直接打到农民的卡里，你还怎么截留？所谓青苗法，就是要解决农民撂荒的问题。为什么农民撂荒呢，因为种不起啊，种子太贵了。王安石说：种不起没事，国家先借你钱。完了之后，到了收获时候，你还二分利息给国家就行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费改税”啊。这样用货币的办法直接补助农民，采用货币的方式，一竿子捅到底，直接把国家和农民个体联系起来。同时，你商人要想哄抬物价吗，可以呀，不要紧啊，国家可以用钱采购的办法在贵的时候买进，便宜的时候卖出，这样一举把这个物价稳定住，这就是货币的本事。比如说运输劳役，你不想出徭役，你出钱也可以，国家用钱雇人代替你。这个就是王安石很重要、很天才的一点。说什么中国人只有财富没有钱，不知道钱能通神的好处，王安石的北宋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国家货币来调动、分配资源的货币经济，怎么不知道钱的好处？
他和范仲淹是前后两宰相，但范仲淹就不行了，范大人的改革其实没有什么新东西，他改革的重点就是改造官僚体制，这完全是找死，范老大人说，现在的官僚呢，什么都做不了，就知道腐败，慢慢都裁了吧。你这还了得，天下官僚，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其实根本就没有，范仲淹的主张看起来浩然正气，但其实是空头支票，根本实施不下去，而且刚好仁宗又是一个烫面的耳朵，他听范仲淹这么一说有道理，听人家那么一说也有道理，结果自然是，范仲淹就下岗写《岳阳楼记》去了。王安石可就比较狡猾了，他说皇上你让天下官员们打麻将吧，把他们好好当鸟养起来吧――我现在用货币的手段调控，重新分配资源，不用他们瞎操心了。再加上神宗是一个油盐不进的人，他只听王安石的，别的人一概都不听，连天遣他也不听，王安石说：地震怎么了？彗星落陨石怎么了？天变不足畏，这就是所谓“三不足”，于是神宗皇帝大力支持他。所以王安石的变法，几乎要成了，但是最终也没成，这是个悲剧，历史的大悲剧。
为什么说是悲剧？第一呢，王安石的改革其实是被官僚拖死了。他们第一个是说，王安石这个人太能干了，你每天忙啥呢，大家都说，我们执政的最大的要义就是无为，就是与民省力。你这个王安石简直是每天扰民啊。“青苗法，其首在扰民”。著名的司马光，带头散布流言，王安石当面就问他，青苗法怎么就扰民啊？司马光说，怎么不叫扰民，人家有钱的人不愿借，那些借的人还不起，你这不是扰民吗！王安石说，你这说法是从何而来啊，你具体去做没做啊。司马光说：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你这么闹的！还有，王安石要兴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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