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电子杂志103期-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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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跟英国工人阶级一起生活，我才知道了英国社会的真实状况。恩格斯说，我发现我们的欧洲遇到灾难了，遇到了社会大转型。怎么大转型呢？我们面对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恩格斯不是英国人，他说，英国人搞坏了这个社会，它创造了一个“不仅仅是一切阶级反对一切阶级，而是创造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所有的人都踩着前面人的鞋跟，想揪着前面人的领子，想把他拉下来，取代他那个位置。这个东西叫“市民社会”，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在所谓的“竞争”这个词语中得到了体现。英国社会是一个人类最野蛮的社会，竞争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全面战争。这话也就是后来尼采说的强力意志，他不下来，我上不去。英国创造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制度。清王朝多少还装成咱们是亲戚，地主剥削你的时候也都这么说的，咱们是亲戚啊，好说好说，把闺女送我们家来吧，（笑）保准吃得好、养得好。英国连这个都没有，英国就说，你把闺女弄我们家当奴隶吧，连这个吃得好住得好都没有了。所以，不是东西的比起来，清朝就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了。
所以，内藤说，清王朝“摊丁入亩”等仁政政策使国家税收能力下降了。就是这个地方受灾了，皇上说你们辛苦了，今年的税免了吧。英国怎样呢，就是你这地方本没受灾，但你不想圈地是吧，那我放水把你给淹了――国家制造水灾。这样税收的下降，造成清朝的军队缺饷，42万大军还没到与英国交战的地方，在路上首先就自己杀起来，校场格斗，日有积尸，杀完了之后，胜的一方再杀向英国，到了那里之后，发现英国人走了。英国其实不上岸，它是海战战术。清军就逮着老百姓，“汉奸，出钱！”结果老百姓恨官军，都成英国奸细了。官军如匪，没有钱，缺饷，自然就抢老百姓了。第三，就是胡绳说的，英国采用了清军不擅长的海洋战争，它不是占领领土，而是封锁你长江口，不占领南京，但封锁了你清朝的漕运，清朝打不下去了。与其这样打，收不上税，不如一次性赔偿三千万，这样完事，咱们将来还可以继续收税。皇帝一听，有理啊。有什么了不起，当年我们的广东公行，鸦片战争时期，仅仅一年的外贸盈余就是2800余万，赔它个三千万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我们还可以继续收税就行。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1830到1850年的时候，世界发生了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化，这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因为在漫长的贸易过程当中，欧洲积累了世界上主要的黄金。为什么积累黄金而不积累白银呢？因为黄金比白银好携带。同时，在非洲的殖民掠夺过程中，英国、法国、荷兰等积累黄金，就率先采用了金本位的制度，这样造成世界上所有的劣质白银都运到中国来了。本来中国的就是多币制，哗的一下就乱套了；在这过程当中，广东公行的商人，又把大量的纹银（就是白银里头最好的）搞投机活动，出口到印度，再到欧洲，进行套利。我们所说的白银外流，是指国库的纹银大量外流。同时，涌入大量的劣质银，内外交攻，摧毁了清王朝的货币制度。这是发生在1830年到1850年间的事情。
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敢于动武，那是英国人出钱，让它跟中国打，日本没钱，它哪里有钱啊，英格兰银行说，我出钱你打，打完之后你直接把白银放到我英格兰银行里，换成英镑。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要求中国赔偿2亿多纹银，但要中国换成英镑，存在英格兰银行。日本正是通过这笔款，完成了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化。这就是明清之变和中国货币主权之丧失。当然，我们过去所说的明清灭亡的道理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仅仅从中国内部来看待这个问题，就不能看到（但也不应该不看到），在1500年之后，特别是1570年之后，通过美洲的白银贸易，中国已被深深地卷入了亚洲和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不是没有货币经济，而是没有国家货币主权，我们离开1500以后货币的流动状况来解释两朝的兴衰，仅仅从中国内部看问题是不行的。
从中国内部来说，我们要么说王朝太腐败。但是，朱由检可不腐败，朱由检是所有的好皇帝中最廉洁的一个。要么说西方太强大，但是，我们从来不说欧洲太野蛮，从来不像尼采所指出的，欧洲文明的实质就是野蛮，就是战争，野蛮和战争就是“主人道德”，中国文明的实质就是文明、就是和平，文明与和平就是“奴隶道德”。我们不读尼采的书，就不会不象欧洲人自己那样明白是怎么发家的，最懂得欧洲本质的人就是尼采，所以，问题还是言必称希腊，对什么是希腊，却不知道。中国历朝历代起码表面上都在想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或者对外在想怎么建立“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而不知道欧洲在夺取了美洲之后，产生了恩格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社会，产生了利用他人的资源谋自身发展的道路。这个就是光脚不怕穿鞋子了，他们当年确实是没有什么负担。
不过，今天的世界倒过来了，我有一个英国朋友，回英国一看，他说现在的英国几乎就是当年的大清王朝，没有一辆车是能准点到的，连英超那些足球队踢起球来都不卖命了。英国人每天都在睡午觉、喝下午茶，所有的地方都没效率，而他到深圳一看，哎呀不得了啊――如今阿Q成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成了阿Q，满街的中国人都在忙着抢钱，眼睛都是绿的。这个时候的深圳是那个时候的英国，这个时候的伦敦是那个时候的北京。
所以，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唐宋之变与明清之变。唐宋之变未完成是什么原因呢？简单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当然也产生了天才，比如王安石，但是，这个制度也产生了我们常说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我们的科举考试，研究经书，经书的核心要么是周礼，周礼的核心是官职的分配，官员的分配。要么就是研究义理，“养吾浩然之正气”。现在我们看很多官员办公室椅子的背后，墙上还是写着这个“浩然正气”。要么就是诗词歌赋。可是对于经济，对于通过货币、税收来支配国家，增加行政效率，国家正式官员队伍里面，大概只有王安石一个人会（他什么都会，包括诗词歌赋也不错），但是胥吏、县令、县里的掌书记、村官，就是“吏”，他们也会。所以王安石变法就只有用小人。中国基层，财政司法，实际上五百年来都是控制在吏手里。你看《红楼梦》里讲的：贾雨村上台判案，葫芦僧判葫芦案，讲的就是这个所谓吏主地方、吏主司法，这种封建体制的特征。
而明朝之后，表面上看国家是用货币手段调配资源，效率增加，但是，这个货币是没有主权的，是依靠从美洲进口的商品。为什么这个时候的国家竟然很容易在一个糊里糊涂、上班不说话的皇帝那里完成了这项重大使命呢？因为有浙江、福建的商人支持。中国所谓买办商人的根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中国后来之所以走向1840年鸦片战争，有其必然性：第一，是封建主义、封建官僚导致的国家组织能力下降。所谓“官无封建”，就是官什么也不会；所谓“吏有封建”，就是吏把持地方财政司法；第二，国家面对马铃薯一样的小农，没有办法，基层没有组织。这个是唐太宗之后就遇到的问题，上有皇权，下有马铃薯一样多的子民，具体有多少，搞不清楚，也顾不过来，没法授田，也没法收税。搞不清有多少人，你就不知道要收多少税，不知道收多少税，就不知道发多少钞，合理的财政于就是不能确立，租庸调制度坏了以后，中国社会就是“两张皮”结构；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最终原因，同样也是没有下层和基层人民群众的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就靠神宗一个人支持，神宗一死，人亡政息。
所以，我们说中国1840年以来衰败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也就更是必然的。革命首先从基层开始，把吏主地方的基层的封建主义打掉，就是要建立基层的组织。没有建立一个人民的基层组织，就不能真正的反封建。再就是打击买办商人，夺取国家货币主权。所以，我们即使从中国革命的破坏意义上来说，它要打倒完全无能的官（就是那个士大夫阶级），铲掉鱼肉地方的吏，推倒买办商人。从建设上说，它形成了基层的政治与经济组织，解决了王安石所不能解决动员基层的问题，保证国家资源的合理分配。
钱穆先生说中国历史，有几句话今天想来很感慨，他说：“租庸调制的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而尤重为民制产。两税法后一千年，朝廷再不注意到民生疾苦，而徒务追征诛求”；他说“为民制产”，这才是贞观之治的最高峰，随后在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为民制产的政治了。今天看来，这个话很深刻，但也不完全，我们知道，实际上，租庸调制度的存在，是需要得天独厚的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人口相对较少而且几乎没有流动性、国家资源绝对丰厚、国家能力空前强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即使国家掌握着最先进、现代的货币工具，面对千百万马铃薯一样流动性的人口，要给每个百姓逐一“制产”，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而这就是租庸调最终瓦解的原因。
真正破解了这个千古难题的是毛泽东为新中国设计的制度，所谓的“为民制产”，在农村就是以生产队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在城市就是集体企业和相关的单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的生老病死、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是由基层集体组织所提供和解决的，国家只是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集体经济和单位，是城乡居民可以依靠的产业，这就是贞观之后的唯一一次“为民制产”。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控诉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基层组织的毛病，认为它不自由、妨碍了个人的发展、没有效率等等，这些控诉或许都有道理，但是事实是：1980年代以来，村集体和城镇单位的社会保护、社会福利功能消失殆尽造成的后果――在给农民生产自由的同时，农村实行的大包干解除了集体对于农民个人的责任，城市用工制度的改革在打破“铁饭碗”的同时，取消了单位对于职工的福利承诺。用王绍光教授的话说：随着农村的村集体和城镇里的单位被剥离了社会职能，并演变为纯粹的经济机构，村民的生老病死、福利待遇便失去了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都必须花钱到市场上去购买。今天看来，无论毛泽东意义上的单位和村集体是否十恶不赦，但它的毁灭，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堪比盛唐贞观之治的“为民制产”的失败，这一点，只有真懂得历史的人才能看到。
当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市场上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资源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当然就不太平了。大家知道，正是为了回应人民的要求、社会的危机，自2000年以来，我们以国家二次分配的方式，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打破了市场的锁链，国家通过直接出资和出政策的方式，把那些无力在市场上购买活命资源的人们、那些被市场抛弃了的人们，重新担负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胡温新政”，胡温新政，实行已经九年了，没有胡温新政，我们恐怕很难应对接踵而至的各种危机。
因此，正像当年的五保户热爱村集体，因为村集体在他们那里不是空洞的一样，今天的许多中国人为什么要爱国呢？因为他们对市场失望、被市场抛弃了，而从2000年开始，由国家出面来救助那些被市场抛弃的人们的时候，他们当然会爱国、把希望寄托于国家了。从1997年以来，中国市场上的房价涨了起码五倍，但是，我也可以负责任地在这里告诉大家：唯一比市场上的房价涨得快的，就是中央财政用于三农（农产品政策补贴、农村中小学教育、卫生支出）的资金，从1997年的区区700亿，增加到2007年的3917亿，只看到前者，不看到后者，也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毁树容易种树难，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社队和城镇单位是普通人抵御风险的庇护所，而随着社队和单位的解体，这些风险，就只能由一个强大的政府通过强制的方式使全社会来承担，只能由国家来为所有人提供起码的福利和安全。由于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政府一度漠视了这方面的责任，这种状况只是在过去几年的胡温新政开始时才得到扭转。由于已经没有了集体积累，没有了集体经济，单位基本丧失了社会福利功能，由于毛主席“为民制产”的基层抓手已经不在，救助普通人的责任，历史的欠帐，这一切都压在这一届政府的肩膀上，压在国家财政的身上。
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当一切都必须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一些基本的生存发展的资源希缺到一般人根本买不起了。同时，错误的发展观无情地斩断了人们与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纽带，把他们转化成市场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独立个体，那些以前靠集体、单位、家庭生活的人们，必须学会一切完全靠自己，我们的社会瓦解了，不存在了，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变成了完全的市场社会。而这就是陈志武教授所说的先进文明。但是，他也许忘记了，市场上充满了风险，这使得没有一个人能够担负起照看自己的全部责任，包括陈教授这样的超级精英自己也会面临失业的风险，更不要说其它人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确实要求国家在市场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包括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三农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完全靠陈教授所说的市场是不行的，这些经济学说的话是靠不住的，这是历史的结论，是现实的残酷教给我们、必将继续教会我们的道理。
集体卖掉了，“为民制产”的努力放弃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土地不能继续这样地卖下去了。这个是秦皇汉武就知道的，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了呢？不知道，据说是因为秦皇汉武处在封建社会，比较愚昧，我们今天已经很先进了，知道卖了就有钱了。毛主席建国后，写《论十大关系》的时候，说要以农业为基础。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很简单，我们的国土面积是比印度大，但耕地面积比印度少六亿多亩，比美国少十几亿亩耕地，而且中国的可耕地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商业和工业发达地区，这就形成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吃饭问题，天然处在一个矛盾状况当中。怎么处理这个矛盾？毛主席考虑了，因此，在中国，土地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民基本的生活资料，不单是农民，而且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资料。我们今天要想使大家吃饱了这个饭，起码需要每个人平均1。2亩的土地。这么简单的真理，划出了18亿亩耕地红线，是温总理说的，但是，还是有人要挑战这个常识。
可是很多人呢，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和常识都不了解。比如说，去年世界就闹粮荒了，这可是一个很严重、很现实的问题，多亏我们三农财政大规模支持了8年，否则麻烦就大了。我们的毛主席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学者，他是非常仔细地调查了这个问题，才得出农业为基础的结论的，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的。毛主席还认识到：中国要解决现代问题，就必须要有独立的货币主权。要解决货币主权，就必须知道要收多少税，于是决定发多少钞，多发少发都不行，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