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电子杂志103期-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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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也采取这种思维方式来进行判断，则未免显得过于草率、过于肤浅、过于片面、过于武断，过于荒唐，也过于不负责任了。由此而推导出的结论，自然也就很难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作者朱相远自己后来承认，文章发表后，质疑的声音就一直不断。然而，所有这些质疑的声音，并没有能够影响该作者修正其观点，一九八九年四月，《光明日报》再次发表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人可纠，误增三亿难消——写在第十一亿位国民出生前夕》。这位作者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其实作为我个人，我倒是发自内心的希望朱相远先生的观点能够成为现实，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控制人口增长将变得极为简单，就像拧自来水的开关一样，想要人口增长的时候，就把自来水开关打开，不希望人口增长的时候，就把自来水的开关关上，人口增长速度快了，就把自来水的开关拧小，人口增长速度慢了，就把自来水的开关拧大，哪里还需要像我们现在这样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付出及其惨痛的代价，造成社会严重的不和谐呢？可惜的是，愿望毕竟只是愿望，虽然比较美好，但它终究不是现实，人口增长自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不是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人口生产方面的复杂机理，不知道怎样去科学合理地应对复杂的人口形势。比如，我们在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之后，在尚没有完全富裕的情况下，却突然遭遇了严重的人口老化危机，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甚至一百多年的人口老化过程，一方面老年人口快速增加，另一方面不孕不育症患者急剧增多，由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百分之一攀升到目前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对上述这些问题，不知朱相远先生有何应对之策？
现在，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即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人口发展的艰难历程，只有了解了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的人口发展情况，我们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
中国人口的发展，同世界各国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曲折的过程，先后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几个阶段。据考古证实，大约在二三百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我们知道，原始人类是没有计划生育之类的概念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就代表了全部的生产力，人口的多少、体质的强弱决定了氏族或部落的兴衰，因而原始人类最为期盼的就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世界各地原始社会普遍流行的生殖崇拜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食物极为匮乏，人类繁衍人口，期盼人丁兴旺的愿望长期不能得到实现。据学者估计，在约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晚期，中国人口可能已有一百万左右，夏禹时（大约在公元前二千一百年），全国人口为一千三百五十五万，到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时期，人口仍停留在一千三百七十一万人的规模上，一千多年的时间，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到了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中国人口达到约六千万，此后经过一千七百多年的努力，在康熙五十年（公元一七一一年）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一亿，达到一亿一千万。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人口开始快速增长，从一亿二千万急剧增加到三亿，因而被一些清史学家赞誉为“康乾盛世”。
其实十八世纪以后人口的快速增长，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当时全世界都是这样。例如英国在十一世纪时的人口约有一百五十万，据一三七七年征收人头税的资料估计，此时的英国人口不过二百多万，一五〇〇年，增加到四百万，到一八一〇年发展到一千零五十万人，到一九〇一年更增长为四千五百二十三万人。从一五〇〇年到二〇〇〇年的五百年间，英国人口增长五十三点五倍，其中本土增长十六点二倍，远远超过了我国的人口增长。与此相适应，原来仅仅只是一种小小方言的英语，发展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语言。根据苏联人口学家拉尔乌尼斯的估计，全世界在公元初的人口是二亿三千万人，公元一千年有三亿零五百万人，一五〇〇年有四亿四千万人，一六五〇年有五亿五千万人，一八〇〇年增加到九亿五千二百万人，一八五〇年增加到十二亿四千七百万人，一九〇〇年增加到十六亿五千六百万人。可见世界各国人口都是在十七、十八世纪先后起飞。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粮食生产的增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殖民主义者在进入美洲新大陆以后，伴随着对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和在世界范围的掠夺与扩张，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红薯、马铃薯等产量极高、适应性极强的农作物也渐渐向全世界扩散开来。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玉米、红薯、马铃薯等农作物先后被引入我国。玉米的适应能力极强，并且容易栽培，不论是低于海平面的盆地还是高海拔的山区都能种植，单位面积产量居谷类作物之首，春玉米又比其它春播植物成熟早，易于填补青黄不接时候的空白，因此很快成为山区农民的口粮，后来逐渐扩散到平原地区。红薯更是一种高产的作物，薯块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适应性强，抗旱，耐碱，抗逆性强，喜温暖、多光而不耐霜冻，是一种易于保收的作物。红薯适应性强，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耕种，从而把原来大片不可耕种的土地变成可耕种的土地，同时红薯的种植，反过来又改良了土地的土壤，使原来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可耕种小麦与水稻的土地。马铃薯是一种喜冷凉的植物，能落地生根，对环境要求不高，凉爽湿润即可，非常适合寒冷的高海拔山区，产量极高，可达到谷物的二至四倍。随着这些农作物在我国的引入及渐渐推广，过去相当大部分因无法种植小米而一直保持蛮荒状态的丘陵和山地被充分利用了起来。新的农作物的引入，不仅开发出了大量过去无法耕种的荒地，并且这些新的作物还可以与原有的小麦，水稻等其它作物进行混种和间隔种植，不仅丰富了中国原有耕作制度的内容，而且可以更加充分的利用光热和水土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同时，混种和间隔种植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此外，这种耕作方法还有助于消灭杂草、减少病虫害，保障农业的稳产和高产。　
所以有人说，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玉米、红薯、马铃薯这些农作物的功劳，而这是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已经引入中国的，只不过由于当时落后的交通以及信息交流的困难，再加上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大大延缓了这些新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待到康乾时期，凑巧赶上了这些新作物的普及而已。实际上，在整个满清统治时期，除了鸦片战争以后的被迫开放以外，自始至终奉行的都是闭关锁国和愚民政策，这一时期基本没有什么科技发明，文化也不繁荣，思想更是停滞不前，　
工商业受到政府的极力遏制，　
明朝中国商业和手工业繁荣的景象在此时已经大为衰退，与前代相比，唯一的发展就是人口显着增加了，从而形成了一个看似繁荣的“康乾盛世”。事实上，　
清朝的落后挨打正是在这个所谓的盛世时期形成的。在明末，中国科技、经济与西方不相上下，军事上也可与西方抗衡。而经过了这个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中国就远远的落在了西方的后面，只剩下被动挨打的份了。当玉米、红薯、马铃薯这些新作物的作用发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国人口再一次进入缓慢增长期。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人口已经达到四亿二千万，而到一九四九新中国成立时，一百五十年的时间，人口也不过发展到五亿四千万。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有过一次不很完整的人口调查，从那时起，四万万同胞就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的时候，中国人头脑中的人口数据也就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新中国建立之初正是百废待兴之时，摸清人口状况，了解我国基本国情，成为开展新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一九五三年，全国开展了第一次普选，而选举各级人民代表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有准确的人口数据。普选使第一次人口普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开。普查结果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全国人口总数为六亿零一百九十四万，这个数字刷新了多年来沿用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这个估算的数字。根据普查数据，最终确定一九四九年中国人口数量为五亿四千一百六十七万。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人口的一个新的发展点。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的人口突然开始了爆炸式的增长，人口增长曲线突然变得比过去任何“盛世”时期都要陡峭得多，由开国时的五亿四千万迅速增长到一九七八年的九亿六千万，二十九年间增加了四亿二千万，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八。由于这一增长发生在毛泽东时代，所以有人将其形象地称之为“毛泽东阶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次的人口增长，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是在面临西方世界严厉封锁，中国连续进行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的恶劣环境下出现的，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有效地进行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如果剔除这些因素，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无疑将更加惊人。就世界范围来说，这一时期在工农业方面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同期整个世界的人口在中国的拉动下也才增长了大约百分之四十。由于“毛泽东阶跃”，改变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持续下降的局面，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由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九上升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现在则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二十，预计到二〇五〇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至百分之十五点三三。当然，有人可能会不以为然，认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的持续下降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中国的人口越少越好，人口越少，自己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就会越多，所以中国人口的增加不仅不是毛泽东的功绩，而是毛泽东的罪责，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口增加了，这些新增加的人口消耗了有限的资源，从而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光明日报》发表的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一九八九年四月，《光明日报》再次发表该作者的文章《错批一人可纠，误增三亿难消——写在第十一亿位国民出生前夕》。其实，朱相远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一九七六年去世，总共只有二十七年的时间，即使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毛泽东时代真的“误增”了三亿人口，那么承担抚育这些“误增”人口负担的，主要也还是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时代，这些“误增”的人口从整体上说还未长大成人，按照中共中央公开信的说法就是：在他们不能干活以前，就会多用钱，多用粮，影响生活的改善。当然，这些“误增”人口影响的只是毛泽东时代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因为在毛泽东时代要将这些“误增”人口抚养成人，“就会多用钱，多用粮”，还需要进行教育等其它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需要二十年左右才能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恰恰在这些“误增”人口由负担和包袱转化为新的经济力，从而可以加速改善生活水平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却离开了人世。经过毛泽东时代的抚育和培养之后，这些“误增”的人口已经成为今天各行各业的骨干领军人物，是他们撑起了共和国的天空。说起来，我们更应该的是感谢毛泽东，而不是对毛泽东横加指责。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也证明了这点：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由于人口死亡率的大幅下降，新增人口的大量增加，人均预期寿命的快速提高，人口总抚养比持续增长，到一九八二年已高达百分之六十二点六。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毛泽东时代出生人口的不断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人口总抚养比持续下降，到二〇〇七年已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八，下降幅度约为百分之四十，年均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黄金时期。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翟振武教授的测算，由于实行计划生育，给我们带来了四十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共节约抚养费约十七万亿元。这个人口红利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然不是，主要还是毛泽东时代积累起来的，只不过当收获这些人口红利的时候，毛泽东已离开了人世。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然是前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前人不是心存感激，而是动辄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浅薄的观点，是最没有出息的表现。
实际上，毛泽东在一生中为子孙后代做了太多的事情。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接手中国的时候，中国历经百年战患，千疮百孔、疮痍满目、国家民族贫困到了极点。一百多年来，中国遭受了大大小小帝国主义国家无数次的侵略和欺凌。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并没有招惹其它的国家，然而列强们却一次次地打上门来，将战争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被人欺凌，被逼迫着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不断的割地赔款，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国家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人民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解放战争实际上仍在继续进行，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等省的全部或大部，陕西、湖南、湖北各一部，台湾、海南等沿海岛屿，约占全国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地区，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大规模的土改还未来得及全面铺开，匪患活动猖獗，水旱灾害频繁，人民饥寒交迫……不甘心自己失败命运的蒋介石，不仅席卷了一切可以带走的财富，摧毁了一切可以摧毁的设施，而且预先安排布置了大批的潜伏特务，伺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新解放区的基层政权尚未健全，已经建立的也还未巩固……经济方面，城乡贸易断绝，许多任务厂停工，本来就不发达的铁路交通约有一半处于瘫痪状态。上海解放时，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仅够全区人民吃半个月，棉花只能维持纱厂开工一个月，煤只够烧七天。一九四九年，国家财政赤字达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从一九四九年四月至一九五〇年二月，国内连续出现四次大规模的涨价风波。以上海为例，批发物价指数以解放后的第一个月为一百，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已经达到二千零九十八，上涨了约二十倍。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即使是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敢想象，这个曾经是饿殍遍地、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绝大多数人口为根本不识字的文盲的“东亚病夫”，这个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以致于把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