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电子杂志103期-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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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绝大多数人口为根本不识字的文盲的“东亚病夫”，这个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以致于把煤油叫洋油，铁钉叫洋钉，火柴叫洋火，水泥叫洋灰，肥皂叫洋碱，缝衣针叫洋针，机织布叫洋布的极端贫穷落后的古老国家，居然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的严密封锁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曾形象的描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二十二年之后，当毛泽东告别人世的时候，中国除了拥有原子弹、氢弹、战略导弹这些尖端战略威慑力量以外，中国大地上奔跑的有驰誉世界的红旗牌高级轿车、解放牌汽车，天上飞的是自主制造的各种喷气式飞机，太空有围绕地球运转的各类人造地球卫星，海上游弋的有万吨远洋巨轮、核潜艇，工业上造出了万吨水压机，并且率先在世界上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在信息技术方面，一九七五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一〇二四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八千八百二十个元器件，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农业方面，建起了八万六千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培育成功并推广了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一系列优良品种。以北京为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北京周边是没有一座水库的，北京人喝的几乎都是“苦井水”，解放以后，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北京在周边建起了八十四座水库。北京建造的最后一座水库是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开工，一九八三年六月竣工的白河堡水库。此后迄今为止，北京再也没有建造一座水库。现在北京可以使用的水库只剩下约三十五座，首都人的生命之源现在全仰仗“大跃进”时期建造的密云水库。当前正在紧张实施中的“南水北调”工程是从丹江口水库取水。丹江口水库原来也是没有的，是在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的远景规划后，才在汉江水系上建造的。丹江口水库的建成，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工程从丹江口水库取水一路北上，沿途经过的水库和人工水系，全部都是毛泽东时代建成的。如果没有这些毛泽东时代的辉煌成就，今天想从零开始搞南水北调，无异是做梦。当然，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成就远不止这些：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根除了历朝历代都不能消除的匪患，只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匪患在中国大地从此彻底绝迹；消除了卖淫嫖娼、赌博、吸毒贩毒以及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丑恶现象；进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基本消灭了麻风、霍乱、鼠疫、天花等烈性传染病，控制了血吸虫病、大骨节病、克山病等地方病的流行，使淋病、梅毒为代表的主要通过寻花问柳之类不良性行为传播的性病在中华大地基本绝迹；开展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结束了中国文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历史，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成就，其影响极为深远，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更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可能；毛泽东在建国伊始就发表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提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身体素质，彻底甩掉了“东亚病夫”这顶屈辱的帽子……我实在不知道还有谁能做得比毛泽东还要出色，我们是不是觉得毛泽东一个人应该替我们完成掉所有的工作，然后让我们可以躺在上面坐享其成？有些人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一方面宣传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另一方面却要用比神还要苛刻的标准来要求毛泽东，这其实才是一种对毛泽东的神化。
我之所以认为“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这样的观点毫无道理，并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而是因为它根本就不符合事实，当时批判的只是马寅初的人口论而不是计划生育本身，更不等同于鼓励生育，那时一面批马寅初的人口论，一面主张节制生育。无论在马寅初遭到批判之前还是受到批判之后，中共领导人均发表有大量关于计划生育的精辟而深刻的谈话。实际上，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对人口问题有大量精辟的论述。早在一九二〇年，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就提出了反对盲目生育的主张。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就说：“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设想：“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到八亿。来个十年计划，三年宣传试点，再有三年推广，过去六年了，还剩下四年，就普遍推广。看可不可能？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在和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当斯诺问到：“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接见卫生部负责人时的谈话中指出：“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同几个同志的谈话时表示：“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情。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再次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方面的论述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很难将它全部引述过来，从上述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感到一丝一毫的忽视计划生育的表示吗？我们怎么可以将应该由我们自己解决的问题，毫无道理地完全推到毛泽东的头上？做人，总应该讲点良心吧？
毛泽东不是一个只会坐而论道夸夸其谈的空谈家。除了上述这些精辟而独特的论述之外，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更是扎扎实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着效果。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代表中央召集国务院第二（文教）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等单位负责人座谈节制生育问题。刘少奇明确指出：“党是赞成节育的。”一九五五年二月，卫生部党组向中央递交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检讨了卫生部以前对节制生育问题的消极态度，提出了整改的意见和办法。三月一日，中央对该报告作了重要批示。这是迄今发现的我们党和国家同意和提倡节制生育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中央在批示中说：“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九五六年八月，卫生部《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中不仅对于党和政府支持群众避孕和节育的目的讲得更为清楚，而且进一步指出“避孕是人民民主权利，应由人民自由使用”，并规定了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和义务。一九五六年九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阐述节育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我国正式公布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一九六三年十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把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列为会议主要内容之一。一九六四年一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卫生部妇幼卫生司负责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工作。此后，各直辖市和多数省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并在卫生部门专设办公室，配置了专职干部，部分市、地、县也设置了相应机构和人员。同年五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计划生育专业组，统一组织协调全国的计划生育科学研究工作。为从经费上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一九六四年四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预算科目中增设“计划生育支出”一款，列在卫生部卫生事业费项目中，专款专用。一九六四年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城市不论是出生率还是自然增长率，都远远高于县及县以下地区，这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生存条件要远远优越于农村居民。如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八年，城市出生率为年平均千分之三十九点八，县为千分之三十二点三四；城市自然增长率年平均为千分之三十一点三，县为千分之二十。一九六四年之后，城市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快速下降，开始低于县及县以下地区，而且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这当然不是因为城市居民的生存条件的急剧恶化，以致落后于农村居民，它透露出来的是城市居民的人口生育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生存条件也得到了快速的改善。如上海市的人口出生率在一九五四年高达千分之五十二点七四，居全国首位，一九五七年出生率降至千分之四十六点〇，仍居全国首位，到一九六五年便降低到千分之十七点〇，退至全国最末一位。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城市出生率递减至千分之三十二点一七、千分之二十六点五九和千分之二十点八五，县出生率则高达千分之四十点二七、千分之三十九点五三和千分之三十六点七一；城市自然增长率降至千分之二十四点九〇、千分之二十点九〇和千分之十五点二六，县则高达千分之二十八点一〇、千分之二十九点七四和千分之二十七点二四。这表明，一方面，中国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已经开始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特别是在城市效果极为明显，另一方面，农村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虽然也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与城市相比差距还是太大，这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国家里，要想真正取得控制人口的实效，除城市之外，还必须把农村的计划生育也普遍搞起来。早在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多次提出：“计划生育必须在抓城市的同时，以抓农村为重点。”六十年代，我国的计划生育以城市为主，对农村主要是在城市郊区和少数人口稠密的县有所开展。进入七十年代，全国各地相继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教育广大群众肃清封建思想残余，树立以晚婚、晚育、计划生育为荣的新风尚，使计划生育工作做到家喻户晓，进而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一时期的重点，是宣传实行“晚、稀、少”政策。所谓“晚、稀、少”是指：提倡晚婚，推迟头胎怀孕年龄，第二胎生育间隔不少于四年，严格控制多胎生育。由于把计划生育普遍推行到广大的农村，各省、直辖市的计划生育工作部门都把抓农村和基层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因而出现了一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典型。在农村逐渐形成了以赤脚医生、妇女主任和“大嫂子队长”为骨干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队伍。当时的公社卫生院大都培训了能做简易节育手术的医务人员。国家为一大批卫生院装备了放、取宫内节育器和做人工流产术所需要的器械。各城市还组织了大批医疗小分队，下乡开展节育知识宣传、技术指导等活动。七十年代，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收到显着效果。人口出生率从一九七〇年的千分之三十三点四三降至一九七八年的千分之十八点二五，自然增长率由千分之二十五点八三降至千分之十二，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由六点〇一降至二点九七。这一时期的城市人口出生率下降更快，一九七〇年为千分之二十一点九二，一九七二年为千分之二十点一〇，一九七三年为千分之十八点〇九，一九七四年为千分之十五点〇八，一九七五年为千分之十五点二一，一九七六年为千分之十三点六四，一九八〇年更降为千分之十左右。一九八〇年，我国公布了新婚姻法，对结婚年龄的控制有所松缓，转而采取进一步限制生育子女人数的办法。由于实际结婚年龄的提前及早婚的出现，同时也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导致人口出生率的迅速回升，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的出生率均保持在千分之二十一左右的高位。此后，尽管采取了极为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但一九八六年的人口出生率仍高达千分之二十点七七，一九八七年为千分之二十一点〇四，一九八八年为千分之二十点七八，一九八九年为千分之二十点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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