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电子杂志103期-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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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的计划生育已经开展了五十多年，但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说，人口学仍然属于幼稚学科，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充分，即使是联合国对于人口方面的预测，也从来就没有准确过。毛泽东不是人口专家，他虽然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思想，逐步采取了计划生育的措施，但他也没有完全弄明白人口在演变发展方面的机理，更不知道后来人口学家们总结出来的理论，反映在行动上，就是对计划生育工作异常的慎重、格外的谨慎。毛泽东不像有的人，胆子大得出奇，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也不进行充分的论证和研究，仅仅根据肤浅的表面现象，凭借自己的想当然，几个人拍拍脑袋就匆匆忙忙决定这一涉及亿万人的性命，关系到子子孙孙、千秋万代的命运的大事。对于自己不懂，没有把握，或者没有完全考虑成熟的事情，毛泽东历来是非常慎重、谨慎、谦虚的，在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最重要的一部理论著作，主要是根据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讲话整理出来的。在正式发表讲话之前，毛泽东先后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二月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会议和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等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会议小范围里讲一讲，吹吹风，听取反映之后，然后才在一千多人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正式发表讲话。即使这样，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观点，又先后五次召开各方面人士座谈会，一方面回答大家的提问，另一方面征询各方面人员的意见。为了更进一步征求意见，自三月十七日起，毛泽东又先后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接连做了四场报告，结合党内外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继续探索、思考和研究，毛泽东四次讲话的许多内容，后来补充到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了。三月二十一日子夜，毛泽东到达杭州，又连续多次召开会议，一边听取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六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度财政预算等方面的汇报，一边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继续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使之更加条理化，更加周密，更加丰富。曾经直接聆听毛泽东讲话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曾在一封家书中十分动情地谈了他的感想：“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开始修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稿，从这一天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五月七日，形成了第一个修改稿，毛泽东称作“自修稿第一次稿”；五月八日上午，改出“自修稿第二次稿”；五月八日晚十时，改出“自修稿第三次稿”；五月九日和十日，改出了“自修稿第四次稿”，毛泽东把这个修改稿注明为“草稿第一稿”，决定在小范围里征求意见；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又改出用来征求意见的第二稿，要求在更大的范围里征求意见，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等；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一次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的第四稿；五月二十八日，改出征求意见的第五稿，要求在三小时内，印发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六月一日，在几位“秀才”的参加下，毛泽东又作了一次较大改动，形成征求意见第六稿；六月九日凌晨，他又改出了征求意见第七稿；六月十四日，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八稿；六月十六日，改出第九稿；六月十七日，又做了一次修改，这已经是征求意见的第十稿，加上毛泽东最初三次“自修稿”，共十三稿。六月十九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终于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全国其它主要报纸也都全文刊载。关于这篇文章的修改，从四月二十四日开始，到六月十九日为止，前后共五十五天，毛泽东真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不厌其烦、慎之又慎、精益求精，其耐心、其细致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多次有关计划生育工作妙趣横生的原始讲话，在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之后，在最终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时候还是被忍痛割爱了，这一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对计划生育工作这一关系到子子孙孙、千秋万代命运的慎重和极端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思考确实还没有完全成熟，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的科学体系，毛泽东不太愿意公开发表这些尚不成熟的意见。不过，毛泽东这个人就是英明、他的唯物辩证法的确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虽然毛泽东并没有能够完全弄清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没有能够把计划生育的设想完全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他凭借着自己高度负责的精神、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渊博的知识，带领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其力度和节奏都掌握得恰到好处，这实在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神奇事情。如果我们抛弃成见，其实不难发现，毛泽东时代其实是人类有史以来在人口计划生育方面做得最成功、最合理、最科学同时也是最有人性的时代。只不过由于人口惯性增长的缘故，虽然在毛泽东时代后期，我国人口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中国的人口数量仍然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人口增长曲线比过去任何“盛世”时期都要陡峭得多，由建国时的五亿四千万迅速增长到一九七八年的九亿六千万，以致于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毛泽东阶跃”。不过大家不必过于担忧，这样的人口增长，是没有持续性的，在释放完惯性能量之后，最终还会稳定下来。例如，一九六九年，尽管我国人口出生率仍然高达千分之三十四点一一，然而此时由于计划生育技术已经取得突破，中国具备了大规模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条件，因而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积极配合下，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仅仅用了短短的七年时间，到一九七六年就降到了千分之十九点九一，基本接近了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这一事实，证明了毛泽东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正确，同时也说明，“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之类的观点是非常浅薄的，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当然更不符合历史事实。说句实在话，就咱们现在这些人的智慧和能力，这些见识水平，怎么能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党员干部一比高低呢？能把精神领会好也就非常不错了，偏偏咱们还能得不轻，一会儿创造个理论，一会儿出来个思想，再不就更新个观点，总要变个法子来显示显示自己，好像自己真的比毛泽东还要高明得多。其实，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真正能够创造出完善的理论思想体系的，实在是屈指可数，理论创新这个东西并不是随便谁都能玩得转的，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渊博的知识，更要求丰富的实践积累，还要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漏洞百出、庸俗肤浅、一驳即到、脱离社会实际的东西是不能算数的。
五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为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而感到担忧，八十年代以来更采取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极端的计划生育措施。然而，九十年代后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兴奋，更多的是不安。这是因为，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已经大大超出了合理的限度，远远低于人口世代更替的需要，这哪是什么计划生育，简直就是急性的民族自杀！伴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又出现了人口老化这一新的情况，而且我国人口老化的速度出人意料，老龄化现象来势迅猛，呈现未富而先老的窘态。一九五三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百分之四点四；一九六四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六十五岁以上人口为三千八百一十七万，下降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六；一九八二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到百分之四点九；一九九〇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上升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点五七，二〇〇〇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六十五岁及以上的人口为八千八百一十一万人，进一步上升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点九六；二〇〇五年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六十岁及以上的人口为一亿四千四百零八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点〇三，其中，六十五岁及以上的人口为一亿零四十五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点六九；二〇〇八年底，中国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口一亿五千九百八十九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其中六十五岁及以上一亿零九百五十六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百分之八点三。中国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都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加速增长，远远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庞大的“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对于人口老龄化，国际通用标准是一个国家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七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采用的标准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十即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过程，发达国家大多用了半个世纪到一百多年的时间，而我国却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就完成了这个过程，并且将长时期保持很高的递增速度，人口老龄化速度居世界首位。中国尚不富裕，却已经迫不及待的跨入到老年社会的行列，并且是所有老龄化国家中最穷的一个！更加令人沮丧的是，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尚处于黄金时期，人口老化问题已经如此严重，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再过三十年，不仅中国人口会持续下降，而且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纪录，也是一个使人窒息的纪录，眼下是九个劳动人口（十八至六十四岁）对应一个老年人口，我们已经感受到人口老化的压力，三十年后将是每个劳动人口对应两个老年人口，简直就是天塌下来了！现在这些正在享受幸福生活的年轻一代，有相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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