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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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代可能并非一个颟顸武夫秉政、人文精神沦陷的时代。也许，它是古老中华步入选票时代的艰难废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的笨拙尝试……作者多年来潜心于寻访北洋人物的故址、遗迹、收集、爬梳北洋史料，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历史”，以崭新的视角、生动的笔触，呈现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的政治生态、人物风采……
关于《文武北洋》
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增订版序
我也没想到，《文武北洋》会一直有人读。我是一个喜欢寻找真实历史境况的旅人。只因怕那些荒冢一样颜色的“真相”被时代的残砖碎瓦所埋没，所以，我大着胆子走进一条条被废弃的巷子里，推开那里面的每一扇虚掩着的旧日宅门，定睛搜看阴影里的一切——“真相”往往还斜悬在结满蛛网的褐色的壁上。我怀着敬畏之心描摹我所发现的东西，尽管我努力画下的也许还不是真相，但至少比人云亦云的某些所谓的定论更接近本质。我的行囊里没有来路不明的海外孤本，我的导游图全部是大陆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我把国家利益当成评判历史巨子和历史事件的唯一标准。我的直觉每每在史料与遗址的场景切换中得以印证。我行，我记；我思，我写。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每过一段时间，便有了讲述的欲望。2004年1月版的《文武北洋》，就是一次话题比较集中的讲述。尽管我的“北洋观”得到了一些有独立思想的朋友们的认可，但散落在各章节里的不少谬误每每让我暗自汗颜。书出当年，两次加印，仍不能抹去很多遗憾。2005年夏天，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将我书中的赳赳武夫与彬彬文士拆分成《文武北洋·枭雄篇》与《文武北洋·风流篇》，分两本出版，使我有机会将原书稿审视和订正了一遍。我加进了若干新读到的史料，删掉了有些不尽合理的表述，改正了一些看得出来的失误。原以为修订即减肥，却不料，一通必要的营养滋补后，我的“北洋人物”非但没瘦身，反倒比原来更“硕壮”一些了。因总在行色匆匆地找寻，更因本人功底的浅薄和才气的不足，我的文字总是丢三落四，即使此番重新拾掇了一通，也还会有种种露怯处。但是，我敢说，我呈现给读者朋友的每一行文字，都是真情的脉动。我会一直这么找下去。是兴致，更是责任。
李洁2006年4月11日于青岛凯旋山庄
序言
敲完本书最末一行文字的时候，2003年的最后一阵秋风已经远去。不知道我的这些文字是否也能搭上时令的班车，把一股稍带肃杀之气的“真”带往远方，让喜欢历史的读者朋友们能临风抖擞一下。
我不喜欢温吞而平庸的天气。在因袭的云絮下活得太久，会不知道云外的阳光的真相是七彩的。所以，我幻想自己的这些文字能如冷空气一样，吹开凝固了很久的传统的云团，让人冷静片刻，再回望一下斑斓的历史。
五年前，我写那本《百年独语》时，也是这样想的。
在那本“独语”书中，我用自己的话，讲述了晚清、民国、共和国的几位历史人物和事件。可能与人们听惯的说法相异，故有朋友笑言：你这是对百年历史的“毒”语。我只笑笑，并不解释，继续于本职工作之余，寻访百年来一些巨子的遗迹，并以他们的遗迹为平台，“独语”我对近代史的一己之见。
这本书里，我集中记录了我对民国初期，亦即“反动的北洋军阀时代”的寻找与发现。站在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五位武人和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四位文人的故址上，我瞻前顾后了一番，忍不住又“独语”起来。
鼓励我用自己的话表述历史的，是本书主人公之一陈独秀先生。他老人家至死不说假话。他说：“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会有生气……”
于是，我就想对大家说：北洋时代可能并非一个完全“反动”的无序的时代，也可能并非一个颟顸武夫秉政、人文思想沦陷的时代。也许，它是古老中华第一次走上选票时代的艰难肇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中的笨拙尝试。“武”只是那个时代的表象，而“文”才是那个时代的追求。所谓好人、坏人，所谓正确、谬误，还是请读者自己去评判吧。
我还想说的是：我对所有试图推动中国文明进程的先人，都怀有一份敬意。
最后，我要感谢这些年来陪我慢慢走过历史遗址的各位旅伴，当然，更要感谢在漫长人生旅途中所有扶助过我的人。
李洁
2003年初冬于青岛浮山之麓山海楼
漳洹犹觉浅——袁世凯遗址畅想
安阳老早就想去河南安阳一游，因为每从地图上看到那个地方，就觉得有两处古迹在幽幽地诱着我，一曰举世闻名的殷墟，一曰并不广为人知的袁林。
殷墟，就是殷之废墟。殷代也就是商代，从一个叫盘庚的君主把国都从原来的“奄”往西迁到了“殷”之后，“商”才结束了不断搬迁的历史，余下的二百七十三年里，就再也没挪过地方，所以，“商”又被叫作“殷”。在中国史册上，“盘庚迁殷”是个重要的历史词条。“奄”，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而“殷”，即如今的安阳，一个楔入河北、山东两省之间的河南省最北端的地方，这座曾经比曲阜阔多了的一代名都，如今却只能靠城边的小屯村的“殷墟”而名噪世界。
悠悠三千多年过去了，“殷”当时是怎样的繁华，今天的人是无从想象了，倒是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之前，有位叫王懿荣的山东福山籍京官破译了一些刻在牛肩胛骨和龟背上的奇形怪状的符号，并命之为“甲骨文”之后，那些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大堆甲骨才不是被贱卖了的“中药材”，而成为解读中华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符号。殷墟也因之成了整个世界研究人类进化的一处驿站。
作为一个识字的炎黄子孙，当然想去安阳看看殷墟。
但是，盘庚的时代离我们太远！而且，那些弯弯勾勾的早期文字，也实在不好读！这个担忧，到了安阳后立时就得到了印证——尽管新修的殷墟博物馆是一流的馆，内藏文物是超一流的文物，但毕竟太古、太雅、太玄！俯在一方方玻璃柜上看半天，也看不出什么门道。隔现实太远的东西让人看不懂。
倒是袁世凯，这位葬于此地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却因相隔时间不远而显得既好读又耐看。所以，我们从殷墟博物馆出来，问清了去袁世凯墓地的路，便驶过洹河大桥，沿河向东驶去。
当地人指点：往东二里地，就是洹上村，“袁林”就在那里。
正午的阳光把我们的车影飘飘忽忽地映在河水里，车影像是移动的磁头，而洹河则像历史纪录片一样，慢慢为我们播放了安阳数千年的沧桑变迁。
洹河，即安阳河，春秋战国时期，此水甚是了得——“令天下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汉书上即有这样的记载。那时“天下”小，洹河就是中央。洹河与附近的漳河、卫河一样，虽不及南边的黄河之长大、之长、之深、之浓，但也像血管一样，滋养着一辈辈的豫北人。在海洋文明远未到达的时代，安阳一直是个不可小觑的中原重镇，除作了二百多年的“商”之都城之外，前后还有大小六个朝代在此设国都或畿辅。春秋战国时这里是“邺”，不信邪的西门豹把那些装神弄鬼的人统统扔进河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那位西门先生可真叫智慧，愣是把那些自欺欺人的巫婆、神汉一个又一个地派到水里去请“河伯”出来！淹死几个可怜虫后，这一带再也没人敢传播邪教了。秦军攻克这里后，此地改称安阳；晋代时置彰德军，金代始改彰德府，明、清两代依旧制，所以，这块地处冀、鲁、晋、皖四省交界的豫北之地，成了“四省通衢，九州岛咽喉”。至清末，京汉铁路修经此地后，安阳变得益发重要，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与阅兵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五至初七（1906年10月22日至24日）举行的“彰德秋操”，让朝中那些不谙时事的王公大臣们第一次见识了本土的袁世凯所带出来的新建陆军（“新军”）的军威。袁世凯因这场重要的“秋操”而一跃成为令朝廷内外都刮目相看的实力派人物。
你看，说安阳，道安阳，安阳本是大地方嘛！
这是1999年的10月3日，我和几位同事以实际行动响应了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长假的号令，借了朋友单位一辆老式的日产面包车，从青岛一路西进，越济南，过聊城，风尘仆仆赶到了河南安阳。
想象中的安阳，是个不错的地方：远有太行耸立，近有洹河环绕，虽非游人云集的名山大川，但中原固有的苍凉之历史美、淳朴之田园美，还是很可一赏的。
有袁世凯的诗为证：曾来此地作劳人，满目林泉气势新。
墙外太行横若障，门前洹水喜为邻。
风烟万里苍茫绕，波浪千层激荡频。
寄语长安诸旧侣，素衣蚤浣帝京尘。老袁虽一介武人，终生戎装，但毕竟是落榜秀才，早年甚至曾在乡里组织过群众文学社团呢！所以，他能以诗言志。尽管他写诗的水平远不如其领军和为政那么令人瞠目，但总比后来同为军人出身的民国最高统治者们胜出一筹，从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作霖，一直数到晚辈的蒋介石、李宗仁，一路数下来，都不及老袁有文采呢！上面引用的那首律诗，就是袁世凯被朝廷赶回安阳后写下的。
从文与从政是两副脑筋，能逐鹿中原却不一定能留下佳句。中国之人君，文武双全者寥寥无几。汉高帝刘邦只喊了一嗓子“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后，就再也没词儿了；汉朝的冤家曹操倒是个赋诗高手，但他不是名义上的国君；南唐的后主李煜算得上是“诗人皇帝”，然惜为亡国之君；清乾隆皇帝倒绝对是君主里的写诗冠军，可他老人家到处乱题的“诗海战术”却并没让后人把他划归诗人的行列，因为他留下的上万首诗实在太平庸！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虽不在人君之列，但像他那样能于残酷的阶级厮杀中吟着优雅诗文、推敲豪放意境时不忘路线斗争的人，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扯远了，再说安阳。眼前的安阳，却全不似老袁诗中那么引人入胜。
面前的洹河，流动着的是说不上什么颜色来的浊波，而沿河途中的民居，也多在风尘中蓬头垢面，怎么也想象不出“满目林泉气势新”的诗意来。所以，你也就想象不出这样一个至今还比较穷的小地方，怎么平地就冒出个不可一世的大总统来。此时，已是过晌，一车人都饿了。见洹河岸边的柳枝像帘一样遮着前边的路，一时望不透，我们便在出城的路边上停下车。这儿，是城乡结合部，街头饭店生意正火。下车逐家看过后，才觉得这一溜设在人行道上的小饭店实在太脏！
我见马路对面河畔上一家有几磴台阶的新馆舍，一体的新瓷瓦贴面，加上蓝玻璃的铝合金门窗，显得很有品位，便一个人先去那儿打探。拾级而上，推开弹簧门，正面是一张人造皮的长沙发，一位中年男子正坐在那里吃盒饭。见里面过于清静，且无别的顾客，我便问他：“这里有饭吗？”那人把脸一沉：“这是茅房！”我连称对不起，同时注意到了他左右两边的内屋的玻璃门上，的确贴着“收费厕所”的字儿和标准卫生间男女人形的剪影。该公厕管理得够水平，一点儿异味儿也没有，难怪人在其间就餐如坐春风。
回来后，我把奇遇告诉了同伴们，众人咸为“殷”之厕所大大高档于饭店的文明现象而啧啧称奇。喊我们坐下的饭店老板娘却不以为然，她边麻利地用一块看不出颜色的抹布转圈儿擦着油腻腻的圆桌，一边撇嘴说：“花那么多钱盖个没人去的茅房，瞎弄！都在旮旯里尿，谁去花那个钱！”
想不到，袁氏老家之旅，就是这样别开生面地开始了。袁林再前行时，天开始飘起若有若无的雨。
真怪，我去觅时代巨子的遗踪的时候，老天爷总是要朝我头上撒点雨丝，似乎为了让我的思古之幽情更富有诗意。真的，无论是在福州看林则徐和严复的故
居，还是在天津和平区找那连片的民国名流的旧居；也不管是在重庆高攀红岩村，还是徜徉在上海淮海中路上历览风云人物的花园洋房；更不必说一次次在古都北京的寻找。记忆差不多总是和雨——而且多是小雨——连在一起。
前行没多远，就见到了路边的“袁林”标志牌。
官员人等在此下车。
中国帝王及其后之坟谓之“陵”。可袁世凯的墓为何不叫“陵”而叫“林”？虽说他短暂的“洪宪皇帝”名分因不合游戏规则而被历史取消了资格，但他毕竟是在任上死的民国大总统，这可是两千多年以来第一位用选票统计出来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啊！死于他之后的那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的墓不就叫“中山陵”吗？此地不叫“袁陵”而偏称“袁林”，莫非因为眼前这一片茂密的林子？袁世凯是民国五年农历五月初六（1916年6月6日）那天一命归西的。尽管总统府的医官称，大总统因患尿毒症不治身亡，但人们更愿称其为“忧惧而死”，因为自从上一年秋从他执意要做“中华帝国”的皇帝始，就得罪了天下人——南方讨袁军兴，北方众叛亲离，甚至连他一手拉扯起来的北洋部将们也纷纷反对之。四面楚歌的老袁，又惊、又恨、又怕，恰疾病猝发，而他偏偏又不信西医，不准洋大夫在自己身上动剪子动刀，结果从发病至咽气，只有短短的几天。都知道他生来身强力壮，饭量超常人一倍，更因终生习武，腰不弓背不塌，实不应一病致死啊！袁氏生于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卒时五十七岁。
是金子一样光灿灿而又沉甸甸的皇帝梦魇生生把他压死了。
他死了，倒是废物利用，自此，安阳有了一个比殷墟更招揽人的景点。虽说游客并不太多且要专程赶来，但总能为安阳带来些旅游收入。
上世纪50年代初，当家作主未久的毛泽东来河南视察时，也曾来此一游。隔着黄土，共和国首任主席看望民国首任总统，“俱往矣”的豪情一定又陡然而生。只是，博古通今的毛主席也有像普通游人一样的疑惑，他问陪同的中共安阳地委负责人：袁世凯的老家是项城，他为什么不回项城下葬呢？是啊，袁世凯为什么不让后人把他送回老家安身呢？弥留之际，儿子们听他嗫嚅了一句：“扶柩回籍，葬吾洹上……”为什么偏偏是安阳的洹上村而不是项城老家？他的原籍究竟怎样让这位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伤透了心？项城是河南的一个县，不在豫北，而在安阳以南数百里的豫东地区，与安徽省搭界。我在河南地图上找了半天，才把这个因为老袁的发迹才屡被史书提起的豫东小县“打捞”出来。真的，若不是袁世凯，外省人很难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
古时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