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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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说的建国中路上的这座建筑，就是差点与我擦肩而过的“杨度故居”。前法租界薛华立路155号，现在是座普通的居民弄堂。2000年1月8日中午时分，我在弄堂口驻足，从建国中路公交车站等车的“阿拉”们身后，绕过一个正在起劲叫卖着平板车上的橘子的游贩，径直走进弄堂。
这大概就是上海人说的那种民国时代的新式花园里弄房：住宅不再是临街的石库门房，不再以高墙自绝于闹市，而是以一条挺宽的弄堂串起一排排统一模式的红砖楼，而这些红楼又都是不大的宅门和不高的围墙，不同的只是各家门前种植的一点花草各显缤纷。上海的弄堂亦即北京的胡同，但同样是住宅，开放式的洋楼与闭塞着的四合院所体现出来的居民的精神内涵却十分不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派”与“京派”之争，其输赢其实早在各自的民宅建筑取向上即显现出来了。弄堂内的第三排小楼，是13号，东、北两面墙上各挂一面牌子——东面乃楼门一侧，挂着一方木牌：建中居委会；北墙上嵌一小块石牌，让我顿感释然：1929年—1931年杨度曾在此居住住过神秘人物的老房子很是不好看，杂乱的电线与晾衣绳把我的视线割扯得乱七八糟！更为有意思的是，二、三楼的每个窗台上几乎都悬着长长短短的拖把。若时光倒退七十年，这些窗口外的“装饰”也许就是房主人报警的信号，但现在，却只是上海人精明持家的小小佐证。我走进楼里。黑洞洞的楼内深不可测，定定睛，看清正面是楼梯，身边是几堆蒙尘的杂物。在把旧时豪门糟践得一塌糊涂方面，“海派”与“京派”是一派的。左侧有一虚掩着的门，很厚很大的那种老式木门。叩门。里面传出难得和蔼的邀请：请进。从黑暗中一下子被请到阳光灿烂的屋里，眼睛与心理都难免有所不适。屋里只一位中年女子，正在填《卢湾区计划生育一户一卡登记册》。问清我的来访动机后，她十分热情地介绍了该楼的情况：现有四家人住在二楼和三楼上，一楼只这间居委会的办公室；上面是住家，不好打扰的，而且这么多年，解放前的东西早都没有了。倒是这间——她有些自得地环顾了一圈儿——你看，这门窗、上海杨度旧居内景。望着窄窄的楼梯，仿佛又见杨度当年匆匆来去的身影……（摄于2000年1月）地板、壁炉，都是原来的，从来没动过的。果然，当年的杨度先生的会客厅保存完好，别致的椭圆形窗户，华贵的天花板饰线，坚实的木板，漂亮的靛蓝色瓷砖，均安然若故。若不是桌台上的一尊“文革”时的毛泽东标准半身瓷像和墙上挂着的那几面“二级居委会”、“卢湾区先进单位”等锦旗和标牌，我怕真要陷进七十年前了。那个壁炉是蛮好看的——居委会干部直夸。是的，西墙里的那个被蓝瓷砖嵌着的壁炉真的很好看。我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很光滑，也很凉。
这壁炉里的火已经熄了多少年了。这儿是杨度的最后住所。这本是杜月笙的一处闲房，只因位于法租界内，比较安定，所以，慷慨的杜氏就赠给了其律师章士钊先生介绍来的名士杨度居住。现在大陆人们知道的杜月笙，是个“大流氓”。因为他是上海帮会的头子，更是帮助过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四一二”的起因，就是杜氏的打手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发生了冲突，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借口平息工人内讧而悍然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杜月笙一直因此案而对共产党心有余悸，以致在风雨飘摇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虽有中共地下党捎话让他呆在上海滩等待“解放”，他却毫不犹豫地去了香港，当寓公至死。你看，这样一个坏人，在杨度的笔下，反倒是“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的“古之游侠”！不排除杨度收人钱财黑白颠倒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认传主或有宋江遗风的一面。杜氏虽始终身在民间，但也有政治头脑，而且门下罗致各方名士。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请他出任民间抗敌团体的领袖，看上的就是他的社会号召力。杜月笙除为杨度提供了这套阔绰的住房外，另每月致送五百薪金供其花销。杨度就是靠这笔钱再加上点卖字画的润笔费过活的——北洋时代他当国民政府参政员，也不过每月五百元钱补贴。不过，北洋时代他是中枢要员，现在是私人秘书。民国初年的“旷代逸才”，居然沦落到不得不吃嗟来之食的地步了！杨度像被逐出宫的老女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找了个乡间土财主为妾。但当你知道已是中共“特科”人员的杨度，是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自己的政治集团秘密工作时，你就不觉得他屈尊为杜氏“门人”有什么不合适了。而且杨度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一定还像从前一样从容不迫地活着。他不需要自己于天黑时拉上亭子间的窗帘儿开始秘发电报，他也不会像别的同志那样经常虎口夺食一般地偷走敌人的绝密文件。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他依然是名士，依然呷浓茶，吐烟圈，搓麻将——名士们的私生活每每是现在人所不能理解的。早年杨度就曾不惜花两千银元买回一个雏妓为妾，后因遭人非议，便舍己为人，将此女转赠他人。杨度有杜月笙这棵黑道上的大树荫护，杜月笙有蒋介石这座中国最坚实的靠山倚恃，所以，呆在这间屋里做地下工作的中共“特科”人员杨度，只在与故交新朋的聊天时猎取无价的情报（如沙里淘金），然后，再用一些匪夷所思的特殊手法把情报转给潘汉年、陈赓等人，就算完事了。在中共领导人一夕数惊地不断转移的时候，在中共“特科”其他人员暗举短枪与国民党特工殊死厮杀的时候，杨度一直在自己习惯的优裕生活氛围中，玩儿，并工作着。到现在也没人给我们讲杨度究竟给共产党提供过什么重要情报。随着陈赓、康生、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一个个主持或参与过当年中共“特科”人士的相继过世，晚年的杨度对中共的真正奉献已经无从知晓。现在想来，一个过时的北洋老人，一个困在青帮“老大”家中的清客，自身绝无机会接触权力中枢了，而且，其故交不是在大都市里做寓公，就是在生意场上捞银子，也无利用价值了，那么，精明的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仅排名于总书记向忠发之后）同意臭名昭著的杨度加入本党，到底有多大意义呢？周恩来一定看重的是杨度的名士身份，因为只有这种身份，才适合出面掩护和搭救被捕的本党同志！是的，从来没改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杨度，利用房主的令人敬畏的社会地位和此宅的地利之便，把这里变成了上海滩上中共中央一处可靠的避风塘，“特科”成员前来送转情报，被追得无路可逃的同志还曾匿身其宅，令吁吁赶来的安南巡捕悻悻而归。现在已经破落了的这栋民宅小楼，真该辟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地下工作博物馆”啊！
七当杨度的棺椁下葬于上海虹桥的万国公墓中的某个墓圹中后，人们便慢慢地遗忘了他。若不是临终之前的周恩来终于道破这个心事，杨度到现在怕也是个可憎复可笑的历史小丑呐！1995年暮春，在闹中取静的上海万国公墓里，在杨度的墓旁的一块树荫里，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比邻排列的，是民国银行家钱新之、社会活动家杨杏佛和海派京剧大师周信芳。一望便知，这些墓都是“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建的。绿草毯上，一排排相仿的花岗岩石碑植成历史的树林，抚着这片坚硬而方正的树林走下去，我会觉得人生很沉重但也很开窍。我老爱看名人之墓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时，我很自然地想起远在北京万安公墓里的另一座墓——杨度的朋友李大钊的墓。
那是杨度五十三岁那年发生在京城的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李大钊先生被政府军警逮捕并被处以绞刑。没有证据表明杨度像李大钊一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我没找到这个读着四书五经长大的中国士人对新诞生的苏联政权的赞扬的遗篇。在他眼中，无论是李大钊，还是上一年遇害的报人邵飘萍、林白水，都和自己差不多，是当代纵横家，是靠笔杆子和游说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名士朋友。他不一定坚信“英特那雄耐尔（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歌词），但他尊重朋友的选择。北洋时代，士人们似乎都如此相处，即：相同社会地位的都是朋友，而朋友是不问信仰不计利害甚至也不讲私德的。朋友可以笔战，但从不影响私交。他与黄兴，即为一例，故他挽黄兴才会有“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的佳句。你看，陈独秀爱逛窑子，李大钊乃模范丈夫，但两人政治取向一致且私交也很好；章士钊反对新文化运动，胡适公开反驳之，但照样是嘻嘻哈哈的好朋友。像周作人那样为日本老婆而翻脸不认老兄的例子，也许绝无仅有吧！前面已经说了，北洋时代后期的杨度已经是国民党安在北京政坛上的一个内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尽管也时有吵闹，但在苏联人的撮合下，那时正在度蜜月，所以，无论于公于私，杨度都不可能不为李大钊的被捕而着急。所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4日那天，他便变得格外忙碌了。那一天，杨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宴。熊即跑到日本找他代写宪政文章的那位湖南老乡，民国初年曾任袁世凯手下的国务总理，后退出政坛专心于香山致力于慈善事业。席间，杨度无意间问当过外交部总长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闻？汪模棱两可地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神情有些自得。杨乃追问：此话怎讲？汪遂凑近杨，耳语：张大帅（张作霖）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将派员进入苏联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说完之后，汪再三嘱咐：此事须要保密！杨度知道李大钊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惨案之后即躲在苏联人那里，惊闻此讯，迅疾托辞离席。回家后，他偏偏又遇上来客。急匆匆打发走客人后，他一边前往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胡公鄂那里去报信，一边派大儿子杨公庶去章士钊家通报——他知道章与李两“钊”的关系更密切。那时的国民党，还不是后来那个专门追杀共产党人的专制的党，他们与共产党，依然是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同一战壕战友。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缉，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人多已南下，京城里公认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兼了北方国民党的领导之责，其时，正与两党同志寄身于苏联使馆里。按说，杨度报警的时间并不算晚：从4月4日当晚送出消息，到4月6日下午军警闯入使馆，李大钊原本有足足一天半的时间潜出外逃啊！然而，李大钊等多位“党人”并没马上逃逸，原因是人们并不相信张作霖政府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外交使团冲突，使馆从来就是不可侵犯的地方啊！从“庚子之变”（义和团事件）结束之后，还从来没有谁胆敢闯入东交民巷呢！人们竟不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结果，只有四个“党人”迅速离开使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如实记录了杨度在危急关头的功绩：
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之力也。
杨度忧心如焚，却爱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钊被捕后的时间表：4月4日，获悉情报，当晚报警。4月6日，派长子前往东交民巷观察，惊悉大钊先生等六十余人被俘。4月9日，以张作霖所聘政治讨论会委员身份出席会议，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审理（避免军法审判以减轻罪名）。4月10日，与司法总长等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法庭的理由。其间，他还两度派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并秘传消息；他甚至变卖了寓所“悦庐”，将所得四千五百银元悉数充作营救费用。4月28日，李大钊等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决后，他“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仗义疏财”，“两肋插刀”，“侠肝义胆”，“毁家纾难”……这些成语到了北洋时期的杨度的身上，全都复活了！变更的是朝代，不变的是名士秉性。
到了上海杜府门下的杨度，已经低调了许多。人们看到，被甩出权力漩涡的杨度开始大谈佛经，普度众生——他先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捐款甚巨。熟悉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中国互济会”是营救了不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难者的左翼慈善机构，有些已经被关进了耸人听闻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极意外地被这个慈善机构保释出来；流落各地街头的中共领导者的子女，如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和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的后代，都曾被一个个找到并送进了“互济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里。杨杏佛、鲁迅、郁达夫等社会贤达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宋庆龄、蔡元培这样颇有地位的大人物也曾应其委托出面保人。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名为民间慈善组织的机构，却有着极深的国际背景，即：苏联政府才是其第一大“股东”。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仅1925年6月至8月，苏联人就从自己的国库中，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寄往中国上海二十万卢布！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也是从这里被秘密接往天堂一样的苏联去的。不过，这是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中共最核心的人士才能掌握，普通党员不会知晓，党外的鲁迅等社会名流更无从了解——难怪敏感的老先生听人说他拿了卢布便大发雷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杨度毁家纾难的功德簿究竟有多厚呢？没人讲得清了，这位“地下党”的可歌可泣的救难业绩也大都流于“地下”了，现在人们知道得实在太少！杨度之女杨云慧讲述过这样一段轶事：当时，杨度已经把妻小安置到苏州定居，自己则与长子待在北京。某日黄昏，读中学的杨云慧放学回家，意外地见到了从北京回来的父亲，正关着屋门与母亲（杨度的姨太太徐粲楞）说事儿呢——一会儿，我走近房门口，听听父亲在说些什么。只听父亲说：“为了救济这些被难的家属，我们要筹集一笔钱。我已经把手里所有的钱都捐助了，但是还不够，还要想办法。我想，现在家里只有在青岛的一栋房子可以变卖了拿去救急。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让云慧陪你去青岛，协助你办理此事。”我生母说：“这栋房子已经破旧了，值不了多少钱。我可以把我的首饰拿去变卖了捐给这些被难的家属，好不好？”父亲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几天以后，我生母徐粲楞收拾了行李，安顿了家中弟妹们的生活，又为我向学校里请了一星期事假，便带着我坐上火车去青岛了。……我家在青岛的房子，确是很破旧了，卖出去也值不了多少钱。由于在我们来到之前，就已经托人联系好，所以卖屋的手续办得很顺利。……不久，我就和我生母回到了苏州。她又把自己的首饰拿去变卖，把钱一起汇给了父亲。我问她：“这么多前拿去干什么？给什么人？”她回答说：“这些人都是革命家的家属。这些革命家为了挽救国家，被军阀杀死了，留下的家属们生活很艰难。你爹爹要收集一笔钱去救济他们。”
杨度当年到底拿出了多少家产来帮助落难的同志？恐怕连当时的党的负责人也记不清了。所幸周恩来一直记着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