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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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全套德式建制与装备训练起了这支国内最现代化的军队。后又以“新建陆军”为基础，创建了“北洋常备军”，人称“北洋军”。练兵数载，终使一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卓然出世，“北洋”这个后来独霸中央政权十余载的政治军事集团也就此走上历史舞台，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勋……那些并无显赫出身的北洋军人们相继成了袁氏的骨干，后来，竟成为呼风唤雨的军政巨头。
小站练兵时的袁世凯不仅狠抓军事训练，而且也做“思想政治工作”，他把宣讲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任务交给了仁兄徐世昌，自己则编写通俗易懂的《劝兵歌》，让士兵们边唱边领悟“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歌曰：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四莫奸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六要敬重朝廷官，越份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你瞧，袁世凯早年写诗的爱好还真派上了用场！
唱着他的歌儿的那些北洋官兵们，走出了小站，走出了津门，走出了直隶，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武装力量，也因而成为袁氏的绝对资本。三十多岁的袁世凯就是凭着这支军队，由北洋军首领而山东巡抚，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练兵处大臣，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权倾一时，位极人臣。
小站成了袁世凯走向权力中心的一个大站。
人们总说袁氏靠出卖、靠投机、靠行贿而飞黄腾达，恐有失公允。“乱世之奸雄”和“治世之能臣”往往是同一个人。史学家笔下的曹操是这样的人，近代的袁世凯难道不也算是一个吗？我曾分别去过朝鲜半岛上的那两个国家。
因历史原因，那两个同民族的国家一直同我中华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在朝鲜和韩国的纪念馆里，我都从二战前后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大片汉字。“汉城”之名想必也与我们有关吧？前些年，我所供职的《青岛晚报》体育部张仁荣主任去汉城采访，途中因搭错车而与团队失散。他处变不惊，用汉字写明要去的地方在车厢里四处展示。果然有位年长的韩人识得汉字，遂帮忙联系了有关方面，顺利地将我同事送回组织的怀抱。就在我敲着这些文字的时候，韩国总统金泳三号召国人学汉语的新闻正在电视上播出。金总统倡导学汉语，是因为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他的高丽同胞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在汉城和济州岛，好多餐馆的玻璃窗上贴着的不再只是韩文、日文和英文，横平竖直的“欢迎光临”、“生猛海鲜”等方块字也扬眉吐气地标在了那儿。异乡频繁遭遇汉字是中国走向繁荣的佐证。
最大的汉字，是在汉城游览的最后一站见到的，“景福宫”三个大大的汉字就高悬在重檐之下、宫门之上。
景福宫是李氏朝鲜的王宫，也是韩国之游的重要驿站。此宫是中国式宫殿的“缩号版”，无论从占地规模还是从建造工艺，都远不会让我等中华儿女景仰。中
晚清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袁世凯
国人曾经沧海难为水，看罢长安北京不说宫，所以我对女导游呶呶而谈的景福宫兴趣不大，倒是老在四处打量，这儿是不是当年袁世凯攻打过的那座王宫？这些显得挺粗糙的朱门、红墙上，是否还有清军与日军激战时的弹洞？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老袁在这里耗了偌长的时光，这对他性格的形成究竟有多重要？倘若当年他在此街头战死或遭日本人的处决，我们会不会在读伤心百年史的文字里，发现一个叫袁世凯的民族英雄？即使他侥幸不死而身陷敌狱多少年，我们会不会以“近代苏武”或“清代文天祥”一类的桂冠来追念他？周公惶恐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想到这些深不可测的话题，我便记起那首唐诗。
是啊，假若袁世凯在称帝之前身亡，今人对其究竟如何评价，真的很难说哩！法华寺这些年，每去北京时，我总想去抽空找找法华寺，也就是谭嗣同深夜来找袁世凯密谈的那座古庙。
袁世凯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剧中的大白脸，这座京城名刹应该算是他的第一个舞台。
从被指责出卖了光绪皇帝与维新变法志士，到弹压“义和拳”、“红灯照”等民间排外运动；从恃武力逼清帝退位，到施诡计使自己留在北京当国家元首；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到悍然宣布取消共和国体恢复帝制，近代中国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与袁世凯有关。这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戊戌年的背叛行径——人们说，不是他在“变法”关键时刻的卑鄙出卖，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全面政治改革就会一举成功，年轻有为的光绪皇帝就不会遭黜反倒会在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辅佐下力挽汪澜，让中国走进新时代。果若如此，中华民族与现代世界的差距也就不会拉得太大。
这桩历史公案太刺激！
北洋军首领袁世凯奉令晋京，破格受到光绪皇上的两次召见并被加授兵部侍郎衔（约等同于从一个精锐师师长一跃升为国防部副部长！）。回到旅居的法华寺里后，浩荡皇恩正灌得他深更半夜畅想之际，忽有不速之客登门造访，且不待门人通知，就闯进内宅！看名片方知，此人乃军机处的章京（秘书）谭嗣同。
然后，两人闭门密谈。一个是不顾一切要拯救被困于深宫中的明君、并决心以暴力强行推进改良大业的热血党人，一个是手握精兵、且身为维新圈儿里的“强学会”会员的壮年将领；两人一文一武，均是受“圣上”信任的汉人精英，岁数相差也不大（时谭三十二岁，袁三十九岁），故应能谈得来。
不期，古庙夜谈之后仅两天，慈禧太后即从颐和园返回宫中宣布亲政，而主持新政仅百天的光绪皇帝却戚然被囚——“戊戌变法”惨败。
两位夤夜密谈者，一个和其他五位维新同志头滚菜市口刑场，成了千古凛然的烈士；一个则在民间的骂声中不断被拔擢，直至位极人臣的第一汉官。两位密谈者的结局真是相去天渊！我尽管自忖对北京有些熟了，但对谭袁密晤过的法华寺究竟在何处却一无所知。读到的相关书中，说起发生在那座古寺中的密谈，已十分翔实，但说起其具体方位，均语焉不详。
某次去潘家园“淘”旧书，满载而归途中，车经天坛路，蓦然见到路牌上有“法华寺”的地名。但箭头指处，是一座大棚化的农贸市场。
停车暂借问，或恐有遗存？一位老人遥指楼群里，慨叹：有座古庙来着，早没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遂对法华寺不存念想，只道是该寺已在火柴盒式的居民楼群中与世长辞矣。
然而，就在全然无意间，我结识了北京市东城区文物管理所的所长李志诚先
生，他的一番话让我顿感柳暗花明。老李点拨道：你要看的法华寺不在南边，就在我们东城，可能老北京的法华寺不止一处。
他不光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而且还马上安排属下李继宝专程陪我前往其“势力范围”内的法华寺旧址探看。于是，原以为早已辞世了的古刹，瞬间复活了。
对了，不能不交代的是，这一次，老天爷还是没忘朝我头上洒点阴雨，而且，这回已经是酸雨了——滴在身上和车窗玻璃上的，都是泥黄色的点子。大自然虽宽大无边，但偶尔也会朝无休止地折腾他老人家的某个地区的人类来点小惩戒什么的。
文管所的司机轻车熟路，一会儿就把车开到了王府井大街的北口，向东稍拐，便转到了华侨大厦的停车场。
正疑惑，小李已领我从停车场后门出去，走进一条小巷。
“到了，就是这个大杂院儿。”他停在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小门儿口。
我留心了一下破门框上的小红门牌：多福巷44号中国的寺庙都是坐北朝南，法华寺应不例外。只是，眼前的一排排毫无套路的老房子挤在一块儿，分不出个东西南北来了。往院里走走，我才明白，我们是从最北边进入了原先的法华寺——我走历史的后门了。
从后往前看，满目伤心景。
早没了大雄宝殿和东西配殿，只通往东边院落的廊门上方有些失了色的画梁。一户挤一户的陋室把个京都名刹塞得满满当当。从昔日神们住的殿堂飞檐往上看，北面的华侨大厦岌岌乎压在头顶。
小李三拐两拐就把我领到了大杂院儿的最南端：一条只容一人通行的细巷里。躲过身旁一辆辆自行车和头顶一件件晾着的衣衫的羁绊，他驻足一方巨石前，指点：这是整个庙里留下的唯一文物了。
法华寺旧址。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在此居住，谭嗣同曾来此夜访袁世凯，上演改变历史走向的一幕。
侧看不知何物，近前方知是碑，且是“大清乾隆四十三年仲秋吉日”所立的龙首大碑。
碑已前倾，似有一臂之力即能推倒。石趺半埋土里，正是沦落风尘状。旁有废弃的大缸、破桶、煤池相伴。
正辨识碑文，碑后褪了色的木门吱呀开启，一位妇人探出头来问：干吗的？小李申明：文物检查。妇人乃退回宅中。
我长长地吁了口气：法华寺已经破败至如此模样了！东华门外二里许，豹房巷有古刹法华禅林，明正统间，内监刘通舍宅创建……我艰难地摸识着碑文，约略明白了法华寺的身世。
豹房巷即如今的报房胡同，应该是法华寺正门所在的那条小街。不知是早年民间在此发现过野豹，还是皇家当年在这一带养过这种敏捷的“大猫”？
该庙是太监业最为发达的明代时，一位叫刘通的出宫太监舍弃自家住宅而建的寺庙。不知这位刘公公是什么“鸟儿”，是毕生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积了点钱，全部用来修缮的大善人呢？还是本来就是坏蛋，不过是用横财敷衍老天爷一把而已？从明正统年间算起，此庙已有五百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国朝二百余年间中间迭有废兴……”已经漫漶了的刻字隐约透露出其身世的磨难。
法华寺最富神秘色彩的，当然不是它当年是如何如碑文所称的“规模宏敞”和“焕然增丽”，而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1898年9月18日）深夜的那次引人遐想的密晤。清代时，前来京城汇报工作的各地官员们没有宾馆或内部招待所可居，要么在京城有自己的住宅，要么就得借寺庙栖身，尤其是离皇宫近些的禅林，更成为住客率较高的宾舍。这王府井一带，距紫禁城东大门东华门很近，所以此地的寺庙也就成了不少大人物的落脚地。隔这儿不远的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贤良寺，就是当年李鸿章李大人最后的住处。一向谨慎有余的老袁奉诏来京后，赶紧在这王府井东边的法华寺里住下。
其实，若论此庙接待过的要人的级别，只是武卫右军头领的袁世凯还不上数，早在他来此下榻的几十年前，就很有几位亲王、大臣屈尊假此设巡防处——因为咸丰爷已经被蛮横的英法联军打得跑到热河“避暑”去了，留下的弟兄们不愿在别处接待前来谈判的可恶的洋大人，便选择了规模“为东城诸刹之冠”的“敕建法华禅林”与敌酋会谈。有人考证说，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都里与老外进行交涉，此前，他们都像乾隆爷一样的德行，以为夷人们来华只为想做我泱泱中华的藩属，他们的通商要求不过是为了纳贡的借口。这会儿，羞汗涔涔的清朝王公们终于在这座古庙里知道了“番夷”不是吃素的，模模糊糊明白了后世的邓小平先生总结出的“落后就要挨打”的硬道理。
如此说来，我面前的这幢石碑的额题“万代流芳”四个大字就该改改了，实为“万代铭耻”之地。
与东洋人打了无数次交道的袁世凯，理应也曾立于这座碑前怅然而叹过吧。
但他更多的时间是在猜测：正在忙于推行新政的年轻“圣上”为何会对我这般厚爱？初一在颐和园里接见了一次，紧接着第二天又要召见！为什么？皇上为什么给并无显功的自己突然授予兵部右侍郎之高位？金口玉牙说的那句“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是什么意思？皇上的话让人诚惶诚恐，不知正对他疑虑重重的顶头上司荣禄大人会怎样看他！官场无人不知，文渊阁大学士荣大人乃慈禧太后最信赖的满族皇戚，以当朝第一要臣之位被下派到了直隶总督任上，不就是为了确保京城的安全嘛！直隶总督，名列全国诸总督之首，直接拱卫京畿，位置何等要紧！他袁世凯的新军不才是荣禄麾下的一小部分？据传荣大人和大批朝臣们对光绪爷在康、梁等人鼓动下的“变法”并不“感冒”，而一直在颐和园颐养天年的“老佛爷”也越来越为儿皇帝的一味胡闹感到头痛。时局相当微妙，他袁世凯不能不惊悚。
的确，当时宫廷内新旧两派的斗争已到关键时刻，两种风言搅得人心惶惶：一是说皇上已默许维新党人采取非常措施，即“围园劫后”（包围颐和园劫持在那里安度晚年的慈禧太后），并诛杀老臣；一是说下个月太后将与皇上一道去天津阅兵，届时在荣禄营中宣布废黜光绪另立新帝。无论怎么说，皇上地位岌岌乎！
袁世凯有所不知的是，正是在康有为的建议下，光绪皇帝才公开召见了袁世凯，并赐以重恩。皇上和维新党领袖都希冀，在紧要关头，让手握精兵、思想进步的袁世凯挺身前来保卫改良大业。这几天，可怜的皇帝已经看到了危机的迫近，他一面托人带出密诏，令康有为速逃往上海“以图将来”，一面接连召见袁世凯委以高位，期待袁能做自己和新政的坚矛与厚盾。这一切，袁世凯哪里知道？
就在这样的时刻，公认的皇上身边的红人谭嗣同神色异常地出现了！关于谭、袁二位的夤夜密谈，世上一直流传着两种版本，一是维新党首领康有为和大将梁启超的流传甚广的追记，一是袁自己于民国时期发表的《戊戌日记》。人们宁肯相信康梁说，也决不愿听信袁的时过境迁的辩白。
康、梁不仅是一代改良领袖，还是一代文化巨擘，他们的文字自然极富魅力。
试看康有为对这一天的记载（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注）：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字暾谷，时与谭嗣同同任四品“军机章京上行走”）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康写道：此时，几位党人赶来）筹划救上（皇上）之策。袁（袁世凯）幕府徐菊人（徐世昌，号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谭嗣同，字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