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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地产大亨冯仑野蛮生长txt打包-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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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东北办、西北办、东南办,完全像国家建制。我是总办的,当时还兼过西北办主任;王功权那时候是东南办主任,汪兆京是二处处长。这么一个公司组织,它既沿袭了家族、江湖做法,又模仿了政府和机关,所以相应的游戏规则也是很混乱的。

    南德做事情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章法。南德集团下边做了一大堆公司,这些个公司是怎么管的呢?我在总办当办公室主任时,一个重要的职责是管公章。这公章怎么个管法?当然要老牟同意才能盖章了。但是公章实在太多了,找起来麻烦,于是就用一个网兜,在网眼上系上绳,把章子都系在那些个绳上;这样,一提网兜,所有公章就都出来了,有好几十个呢。每个公章子把把上都贴块小胶布,上边写着一号、二号、三号,另外还有一个配套的练习本,上面写着每个号码相对应的公司名称,真有点像密码本的功能。需要盖章的时候,我会得到通知说用几号章,于是就把网兜拎出来,找出相应的公章盖上。这是一种管理办法。老牟还有一种管法,就是成立很多小组(项目组),类似现在的风险投资,大概10万块钱、俩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组。一时间,来了很多说故事的人,卖药的、政治上失意的、江湖郎中、献宝的、倒技术的全部都来了。老牟的想法是,每一个项目组划拨三个人、10万块钱(那个时候10万块钱是挺大一个数目呢),你们就折腾吧,万一有一个做成了,我的投入就全找补回来了。这很有点儿像当今的风险投资。老牟就是喜欢这么撞大运。比如我们西北办,任务就是在黄陵地区组织扶贫开发区,管理地域是13个县,包括整个延安地区。成立了管委会之后,又成立公司。我在这样一个架构下,也不知道钱最后怎么挣,当地人也都犯懵。有一次延安的书记专程到北京来,说是有一个甲醇项目需要两千万,想请老牟投资。老牟听了以后,丝毫打不起精神,那位书记还以为这个项目不够好。老牟说这个项目挺好,但是你需要的钱太少,才需要两千万,我干不了,你能不能想大一点儿?老牟说:“你这样,你就放开了想,第一钱是无限的,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第二人是无限的,想找谁就找谁。你就按照这样的思路去想,想出项目来再找我。”他这几句话,把延安的书记给弄懵了:这可怎么想?缺钱时从来想的都是少要一点儿,免得给人添麻烦,他现在却让我放开了想,说钱是无限的——这让我还真不会想了。后来除了想明白要把驻京办事处设在南德这件事之外,延安就没有人能想清楚怎么跟老牟谈钱的事。

    总之,南德公司由于组织文化的混乱,公司架构也混乱,做事也完全没有章法,常常根据临时需要这儿注册一个公司、那儿注册一个公司。从今天的观点看,南德总的来说不太像一个正规的公司,投资公司不像投资公司,贸易公司不像贸易公司,生产企业不像生产企业。我觉得这跟牟其中的价值观和他的经历都有很大的关系。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吧。

企业家(下):牟其中 一生爱错放你的手(1)

    每个人做事情总得有道德感,而牟其中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一个人可以没有道德感。所谓道德感就是是非好坏,这个事儿能做,那个事儿不能做。老牟不是凡人,通常认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来毫无心理障碍,这也许就是他强大的地方。有那么有一个故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当时有一个人事主管叫李林选,是个女士,曾经演过电影,应该说是挺有摸样的。南德当时正开拓俄罗斯的业务,就派她去了俄罗斯;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叫田时堂的,也被派到了俄罗斯,并且是那边的负责人。有一天李林选突然回来了,她一进牟其中和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和牟一直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坐着办公),就把门关上,冲着跟牟其中嚷嚷:“牟总怎么回事,我一回来,人家都说田时堂强奸了我。没有这事呵!到底是谁造的谣?”老牟很冷静,随口丢给她一句:“是呵,是没这事,可不这么说,怎么搞臭他呢?给你发点儿钱,你回去休息吧。”我当时心里十分震撼,心想这人怎么这么没有道德呢?后来我才发现,他每天上班的习惯是拿一张纸,把今天要做的事写几条给我,我作为总办主任拿这几张纸就下去布置;有一些谣言正是他亲自创作而由我帮他传播开的。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有些助纣为虐的意味啊。

    这件事,让我联想起之前那份由我起草的开除田时堂的文件。写的时候,老牟正好站在边上看,他叫我把时间往前提一个多月。我那时候比较单纯,也不懂往前提一点儿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有关部门来侦查;把田时堂安排在更早的时间被开除掉,这样他做的事就得个人承担,公司不就没责任了嘛!而且还要说这个田时堂是个坏人,他不仅强奸女人,还犯了很多错误,公司早就给他开除了,所以他做的事跟南德没关系。我是到后来才明白,栽赃他强奸女人,原来是为了保公司平安。

    第二件给我印象很深的事是,有一天,我正在办公的时候,突然就听到门外有人在喊“董朝凯跑了”。董是什么人呢?是管资金的人,他跑了,那还得了?!于是我又组织人又派车到机场去抓,同时向公安报案,折腾了一阵还没逮住,让他跑掉了。很快,老牟就召集员工开批斗会,揭露说这个人原来早就想逃到香港、而且把公司的钱卷走了,组织员工对他进行大肆批判、揭发。报案之后,这事很快就不了了之、被人淡忘了。1991年我自己去海南办公司的时候,有一天在一个大排挡,突然看见董朝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坏人,我当时还犹豫了一下:是不是要告诉老牟抓他呢?还是装作没看见,走了算了?正犹豫着,没想到董朝凯看见我了,开始大声招呼我。没办法,我只好过去。朝凯问我“干嘛呢”?我说“我也到海南来了,我自己干了”。他说“好玩,那就坐会儿。”我一坐下就小声问了他一句:“你怎么还不跑,老牟到处抓你呢!”他说:“你甭信那个,老牟演戏呢!”我问:“演什么戏?”他说:“都是说好的,那叫什么跑啊!要落跑我现在还能在这儿呆着吗?他老牟怎么不来抓我啊!”我一想还真是的。原来他们是有默契的,后来慢慢我才匝出味道来。当时董朝凯管资金,恰逢南德借银行钱还不了,有压力,这时候老牟就来了一个“捉放曹”,让小董跑了,然后一举报,这样公司就没事了。对田时堂也是如法炮制,将麻烦变成刑事案件,公安抓不到人,银行就没法催要了。这样就把银行的债赖掉了。

    作为一个企业,到底道德的底线应该在哪里?在创办万通时,我和功权常常拿老牟的例子作反面教材。我们认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把事业推向成功。

    牟其中有很强烈的政治情结。他今年快七十了,他这一代人有政治情结是很正常的。在那个年代,没有政治情结的人是坏人,有政治情结的人大多是有理想的青年。老牟在文革的时候曾写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探讨中国的命运;开始做生意然后,又不停地研究社会经济变革。应该说这些都是非常合情合理、而且非常有趣的做法,是一种好的、值得肯定的品质。但为什么他这种政治情结会失败呢?我认为,他的政治情结,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错位。既然是一种政治情结,也必定有它的逻辑,不能错位,错位就会闹笑话,甚至招致灭顶之灾。比如邓小平生日那天,老牟在家里召集了一帮人来祝寿,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在西方会怎么样,反正在中国,人们就觉得很怪——给邓小平做寿,是党内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也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与恩荣。你一个劳改释放犯、小商人在家里大操大办、给邓小平做寿,纯粹为党添堵啊!他特爱操心的事情就是中美关系、中俄关系,这些事情也不是你企业家该操心的;如果一个老板没事去管中美关系,管台湾问题,那也属于错位了。他这种错位不单是错,还叫人恶心,这就好比一个乡下的小伙子牵一头猪到城里来追一个女孩子,他的确有诚意,他对姑娘说“我爱你,我把我所有的生命和财产都献给你”,他要献出的就是那一头猪。他是真诚的,他一点儿都没错,他也没骗那位姑娘,他真是献爱心来了,而且他可能对她负责,为她赴汤蹈火,但是城里的那位姑娘只会觉得恶心,恨不得一脚把他连猪一起踢得远远的。这就是错位,也可以说是错爱。这位农村小伙子并不是说不真诚,也不是说他的爱不对,但是错位了,别人的心里就会恶心,就会不舒服。

企业家(下):牟其中 一生爱错放你的手(2)

    我认为牟其中在政治情结上全部都是错位的,就象这个贡献了猪的小伙子。他被共产党判过两次刑,还有一次差点儿判死刑,逻辑上说有怨言是正常的,发点儿牢骚,甚至说两句过头话,这都正常;可是他天天说他爱党,比谁都爱党,这就让人觉得不踏实,而且觉得不可信。我认为他的政治情结本身不应该说有错,但是表达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是有严重的问题,于是就错位了。有一首歌叫作《一生爱错放你的手》,这个歌词有两种解释: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就是悔不当初,不该让你走,为爱负疚;再就是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后悔爱你,打发你走。老牟这个事儿就叫一生爱错,被人早早掸开了他的手。我觉得一个企业有社会责任感、关心一下社会上的事情是无可厚非的,有一些情结随着年龄、历史沉淀下来,也都能理解,但是你表达的方式、时间、对象一定要对。表达得不对,真诚的事情就变成一个恶心的事,最后被推开、撵出局。

企业家(下):牟其中 你不懂什么是饥饿(1)

    牟其中在品质上有超强的毅力。当时已经五、六十岁的人了,他每年冬天都坚持冬泳,非常有毅力。他的毅力也表现在他的政治情结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在面队危机时,他从来都是赌在领导批示上,赌在政治翻案上,赌在政治领导人的身上,因为他两次坐牢出来,都跟大背景的改变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关。所以他一遇到事,就往这方面想,从来不反省自己是不是真错了。政治思维上的惯性,导致他一有问题就去找领导人,希望弄个批示出来,或者把自己的事往政治上扯,希望能够有领导人给他翻案。实际上这一代人都有这个特点,最近哇哈哈的宗庆后也是这样。宗庆后自己十年前签了一个让他今天看起来感到吃亏的合同,于是不断违约,私底下另搞一套。老外今天要打官司追究,他却跳了起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能受欺负”。宗是私人企业,他把那些财产都挪到外面,由自己家族控制着,却说中华民族不能受八国联军的欺负。你是个生意人,你答应了合资,合资后商标在合资公司的管理下使用,人家老外提的这些要求一点儿都没错,你也同意了;你当时缺钱,人家给了你钱,结果你却背着人家,在合资公司外又弄了一堆企业,都是娃哈哈品牌,也不跟人家说;现在人家老外提出来让你把外面这些企业卖给他,以后商标还是统一使用。你不干,然后就说人家欺负你。人家那是国际惯例,全世界的商家都是这么做的,人家投了资,肯定要进行商标管理啊!宗庆后也属于将政治情结和解决危机的方式非商业化的一代人,他们用民族情绪,去跟人家做商业上的博弈,由于他们有超强的毅力,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和非商业的行为就特别刺眼。

    我和牟其中曾经一起去陕北,开的是一辆价值4万块钱的漏风的破车,总共开了两千多公里。其中有一天早上,大概五、六点钟,天麻麻亮的时候,我们停在了汶水县云周西村刘胡兰家的边上。我们当时饿极了,就咣咣咣砸老乡的门,砸开以后,我们就让人弄了些刀削面,加上盐啊醋啊之类的调料端上来。当时饭桌边上还睡着人。我们都嫌脏,吃不下去,老牟却吃得倍儿香。这顿饭大概花了我们十几块钱。上车以后,我们都觉得勉强饱了,老牟就说,“你们不懂什么是饥饿。坐牢时最大的煎熬是饥饿,不是疼痛。一进去先饿你个五天,啥都招了。”他教育我们要懂得忍耐。他饥饿过、忍耐过,所以他说他现在吃什么都特香。

    那时候是十二月份,北方最寒冷的季节。我看见他只穿一条单裤和丝袜,腿脖子都露着,就问他冷不冷。他马上就说,“你们不懂什么叫寒冷。”他说,坐水牢并不是泡在水里,而是地底下是有水,人坐在凳子上,头一昏,稍不留神就掉下去了,泡在水里,但又淹不死。他说那个冷啊才是最冷的,“我在那里坐过,我都体会过了,所以你们不懂得什么叫寒冷。”他经历过特别的牢狱生活,饥饿、寒冷,都是他修完了的课程。所以这一路上他不断地跟我们讲这些事情,让我强烈感受到他身上超强的毅力。

    牟其中特别愿意读书,并且读过很多书。关于上大学,他自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考试没考好,没被录取;一种是被录取了,因为出身不好,没去成。我从不怀疑他会很用功读书,所以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我和功权就送了他一套《资治通鉴》作为生日礼物。他非常喜欢读书,所以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聊一些读书方面的东西,他也特别愿意跟一些有知识和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在一起聊天,应该说跟牟其中聊天是一个挺快乐的事情。

    牟其中是个蛮霸的人。他50多岁还能打架,还时常冲动,要动拳动脚。我刚去南德的时候,有一次去白洋淀,他就在一个岛上跟人吵架,一吵架他就兴奋,拿着个大棍子就想打架。后来他得意地跟我说,前一年有一次他在香山吃饭,为抢一个板凳,他一拳把人家牙给打掉了。他骨子里有一种特别蛮横和霸道的作风,叫蛮霸。实际上是湖南人比较蛮霸,但重庆人也有这样的特点,这是他性格当中非常出位的一种东西。

企业家(下):牟其中 你不懂什么是饥饿(2)

    牟其中作为普通人来说,他也有很人性的一面,就是侍奉母亲非常孝顺。在我离开他之前一段时间,他母亲病了,住在309医院里。我跟他去看过他母亲几次,就我们俩,他在他母亲身边,表达的情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他给我讲过很多他母亲的故事。他母亲在跟他父亲之前,是一个下人(佣人),跟他父亲的时候,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小老婆,他一直是在一个被人歧视的环境里长大的。1949年以后,他父亲牟品山也受到政府的惩处。他坐牢的时候,他母亲在崎岖的山路上迈着小脚给他送饭,所以他一直对他母亲特别感恩,当他母亲去世时也非常难受。开追悼会前一天,他信手写了一个对联,让我帖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对联最早是曾国藩写给母亲的,上联是“一饭尚铭恩,况曾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下联是“千金难报德,即论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第一次看见老牟哭。我发现他作为普通人,对于母亲的感情是很真诚的。

    牟其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所以,我觉得解读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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