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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清宫疑案正解 作者:阎崇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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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紫禁城内,一片混乱,甚至镇国公永玉、护军统领石龄等,竟要准备车辆逃跑。翰林院编修陶凫卿遇袭,仆人骆升以身遮挡,骆升被砍几刀,陶凫卿才保住了性命。他后藏于柜中,到十八日才被发现。

  十七日晨,清廷派番役到南苑黄村西宋家庄林清家中,佯称:城中事已有成,奉相公命,延请入朝。林清信以为真,继而被诱捕。朝廷又派人逮捕了林清家属和太监刘得财、刘金等。至此,天理教众进攻皇宫的行动失败。嘉庆十八年(1813年)是癸酉年,这一事件又称为“癸酉之变”。

  此时的嘉庆帝呢?他在丫髻山行宫,于十六日获得皇宫惊变的急报,派吏部尚书英和,先行回京处理善后事宜。嘉庆帝随后返京。

  十八日,嘉庆帝命大臣起草《罪己诏》。十九日,当他路经京东燕郊时,传闻“有贼三千,直犯御营”,扈从大臣、兵丁都吓得面如土色。嘉庆帝此时强作镇静,说:“不必惊惧。俟贼果至,汝等效力御之,朕立马观之可也!”事后证明,这是谣传,一场虚惊。他当天回到北京,诸王大臣等迎驾于朝阳门内。嘉庆帝非常感慨,众大臣也都呜咽痛哭。

  二十三日,嘉庆帝在西苑(今中南海)丰泽园,亲自审讯林清和太监刘得财、刘金等人。廷讯开始,命先将刘得财、刘金二人带来,斥问为何“萌此逆谋”,将二人夹打后处决。接着提审林清。林清在重刑之下,承认此次进攻紫禁城之目的,就是要把皇帝赶回关东。嘉庆帝恼羞成怒,命将林清凌迟处死,并将其首级送到直、鲁、豫地区示众。此后,嘉庆帝派兵火烧起义据点大兴县宋家庄,林清的姐姐、妻子,按律缘坐,均被处决。嘉庆帝再三严令对其他被捕者,严加审讯。在审讯中,施用了各种酷刑。最后,嘉庆帝命将被捕者及其家属共300多人,或处死,或流放,或为奴。他们的房屋、土地、财产被抄没,分赏给八旗官兵。后又在太监中进行了严格地清理,对相关太监或发往黑龙江给官员为奴,或拨给亲王、郡王名下管束使用。

  这次事件使清朝皇帝第一次认识到自入关170年来,大清的江山社稷发生了危机。嘉庆帝回宫后颁布《罪己诏》,声言要把与事者斩尽杀绝。

  嘉庆帝派陕甘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率兵前往滑县等地追剿;又采取了分化瓦解政策——下令对起义地区蠲免钱粮,赈济灾民,区别首从,教徒不究。在“剿抚兼施”的政策下,直、鲁两地天理教军主力,仅两个月,基本瓦解。

  嘉庆帝遭遇紫禁城两变后,为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决定加强京师特别是紫禁城的防卫措施:严密保甲法;搜缴了1000本“奸盗邪淫”书籍,披阅后于殿廷烧毁;对太监严加管束,禁止随便出入紫禁城;不准八旗宗室、旗人居住城外;在京师城内及紫禁城、圆明园增设哨卡,添置、整修防御工事和设备;增加驻防军队;严格紫禁城内值班王大臣的交接班制度,等等。

  平定天理教起义后,九月十七日,嘉庆帝自白涧回跸燕郊,特颁《遇变罪己诏》。其大意说:猝于九月十五日,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天理教逆匪,犯禁门、入大内。大内平定,实皇次子之力也。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以来,定鼎燕京,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朕虽未能仰绍爱民之实政,亦无害民之虐事。突遭此变,实不可解。总缘德凉愆积,唯自责耳!然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敝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较之明季梃击一案,何啻倍蓰(xǐ)!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予唯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通谕知之。(《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七四)对嘉庆帝的《罪己诏》,可作几点分析:

  第一,态度尚好。嘉庆帝这个人,遇到大的事变,总是反省自己。不像有的人,文过而饰非,功劳归己,过错责人。甚至不惜伪造文件,表明圣上一贯正确。他说,遭此突变,总缘“德凉愆积,唯自责耳”。又说:“予唯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这话不管是做样子也好,真心实意也好,总算表了个态,做了自我批评。

  第二,表彰功者。事变后次日,封皇二子旻宁为智亲王。他说:“旻宁系内廷皇子,在上书房读书,一闻有警,自用枪击毙二贼,余贼始纷纷潜匿不敢上墙,实属有胆有识。朕垂泪览之,可嘉之至,笔不能宣。宫廷内地,奉有祖考神御,皇后亦在宫中。旻宁身先捍御,护保安全,实属忠孝兼备,著加恩封为智亲王。”(《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七四)

  第三,批评臣工。他说:“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这四个字——因上、循旧、怠惰、玩职,道出当时官场的普遍现象。解决的办法,要么“赤心报国”,要么“挂冠致仕”,而不要尸位素餐,误国误民。

  第四,笔随泪下。天理教众,手无寸铁,200余人,攻入禁城。他说:这是大清国170年以来,也是汉、唐、宋、明以来所未有之事。并为此而“笔随泪洒”,真是动了心!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在重大事变面前,哭天抹泪,不算英雄。要在有气魄、有格局、有毅力、有办法,勇于克服积弊,敢于进行改革。可惜,“平庸守成”四个字,决定嘉庆帝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第五,心有余悸。嘉庆帝遭遇天理教徒之变时54岁。这年,他连生日也没有心思过了。他说:“十月初六日,为朕寿辰,国家典礼,自初三日,至初九日,俱穿蟒袍补褂,正日御正大光明殿受贺,此定例也。今岁突遇此祸,若仍照常年典礼而行,朕实无颜受贺,况军书交驰,邪氛未靖,尚有何心宴乐乎!……向年俱进如意,即日回赏,原上下联情之意耳!今遇大不如意之事,岂可复行呈进。朕不见此物,转觉心安;见物思名,益增烦闷矣!”(《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七五)

  第六,见微知著。嘉庆帝直至他临终的前一年(嘉庆二十四年),还在大臣的奏折中朱批道:“有天良之大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丧尽天良之辈,早已付之云烟之外!”

  但是,嘉庆帝究竟汲取了什么历史教训呢?没有!没有从根本上敬畏历史,牢记教训,从而加速一个历史趋势——江河日下,社稷日危!

  相关推荐书目

  (1)(清)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

  (2)关文发:《嘉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张玉芬:《嘉庆道光评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

  (4)万依主编:《故宫辞典》,文汇出版社,1996年


第八讲 光绪皇帝之死

一、正常病死说

  主张光绪皇帝正常病死者,主要依据是:

  第一,官书记载。《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朝东华录》、《清史稿·德宗本纪》等官书,都记载光绪帝是正常病死:

  上疾大渐,酉刻,崩于瀛台之涵元殿。(《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七九)

  上疾大渐,酉刻,崩。(《清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癸酉)癸酉(二十一日),上疾大渐,崩于瀛台涵元殿,年三十有八。(《清史稿》卷二四《德宗本纪二》)

  以上,都说光绪皇帝病重而死,是自然死亡。

  第二,久病难医。光绪帝长期身体不好,久病难医,因而病死。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前,光绪帝身体多病,但尚能维持。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即使云集天下名医来京会诊,光绪帝的病依然有增无减。因为:其一,这一年发生戊戌政变,他开始了从帝王到囚徒的生活。他夜间失眠,气不舒畅,神烦心悸,健康日差。其二,珍妃被害,孤苦难当。在《宫女访谈录》中记载:“在逃亡的路上,我看到了光绪,眼睛像死羊一样,呆呆的!”从此以后,光绪帝的病,日益加重,直至病故。

  第三,私人记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十六日,江苏名医杜钟骏为光绪帝诊病后,在其所著《德宗请脉记》中,记载了他为光绪帝诊病经过以及光绪帝临终前的病状。他看过光绪帝的病症说:我此次进京,以为能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无错。他在著述中认为光绪帝属于正常死亡。

  第四,档案记载。两份档案材料提供光绪帝的死因。

  其一,光绪帝《病案》(《脉案》)。光绪帝37岁时的《病案》,记载了他从小身体虚弱和病情发展,资料翔实且私密:

  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较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腿膝足踝永远发凉,稍感风凉心头疼体酸,夜间盖被须极严密。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年(1886年)的脉案还记载,光绪帝经常患感冒及脾胄病,经常服用汤药、丸药。可见光绪帝在二三十岁的青壮年时期,身体衰弱,多病缠身。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初九日,《脉案》记载: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严重。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用的地步。宫中御医们束手无策。五月初十日《脉案》记载:调理多时,全无寸效。九月《脉案》记载: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失调。十月十七日,三名御医会诊《脉案》记载:光绪帝的病情,极度虚弱,元气大伤,病情危重,出现心肺衰竭症状。十月二十日,光绪帝的《脉案》记载:夜里,光绪帝开始进入弥留状态,肢体发冷、白眼上翻、牙关紧闭、神志昏迷。二十一日《脉案》记载:光绪帝的脉搏似有似无,眼睛直视,张口倒气。傍晚,光绪帝死。

  其二,光绪帝医药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开了珍藏的历代清宫医案,有关光绪帝的脉案十分齐全,特别是他临终前半年病情加重的时段,诊断记录和服药经过尤为完整。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子刻,光绪帝进入弥留状态。御医张仲元等人诊得:“皇上脉如丝欲绝。肢冷,气险,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齿紧闭,势已将脱。谨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人参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水煎灌服。”随后,又经御医多方努力,却无力回天。

  第五,学者观点。有学者根据清宫医案记载认为:光绪帝从开始病重,一直到临终,病状逐渐加剧,既没有中毒的迹象,也没有暴死的症象,病死之因,属于正常。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光绪帝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关节炎和骨结核等疾病。这是导致光绪帝壮年死亡的直接病因。光绪帝的御医六人,每日一人轮诊,各抒己见,治法不一,也耽误了医治。“光绪帝自病重至临终之时,其症状变化,属进行性加剧,而无特殊或异常症状出现。其临终时的症候表现,乃是病情恶化之结果。因之,光绪帝是死于疾病”(《从清宫医案论光绪载湉之死》)。

  与以上光绪帝“正常病死说”相反,有人提出光绪帝“被人害死说”。


二、被人害死说

  光绪帝自被慈禧皇太后“废黜”之后,整整过了10年的幽禁生活,长期忧闷,无处发泄,“怫郁摧伤,奄致殂落”。从据清宫太医院档案选编的《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一书,可以看出光绪帝体弱多病。该书所选有关光绪帝182个医方中,神经衰弱方64个,骨骼关节方22个,种(zhònɡ)子长寿方17个等。但是,光绪帝医药条件极好,猝死的可能性不大。他在慈禧太后死去的前一天突然崩驾,事情过于巧合,因而噩耗传出,朝野震惊。于是,光绪帝被人谋害致死的说法,随之流传开来。

  第一,袁世凯毒死光绪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帝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又说: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太后死去,光绪帝决不会轻饶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了毒,将光绪帝毒死。他回忆道:“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帝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帝在死之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叫人送来的。”

  上述说法虽符合情理,但也有可商榷处。光绪帝痛恨袁世凯,并“日书项城(袁世凯)名以志其愤”(枝巢子《旧京琐记》),这是朝中人共知的事实,所以说袁世凯想谋害光绪帝以除后患在情理之中;但袁世凯要想害死光绪帝而又不被追究,就必须得到慈禧太后主使或默许,否则由此获弑君之罪,袁世凯不会做这样的蠢事。况且,向皇帝进药必须经过多道御检,如果药性有剧毒,很难不被检出来。因此,袁世凯进药毒死光绪帝的说法值得商榷。

  其二,李连英毒死光绪说。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德龄的《瀛台泣血记》等书,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连英等人,平日里仗着主子慈禧太后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帝,他们怕慈禧太后死后光绪帝重新掌权,对自己不利,就先下毒手,在慈禧太后将死之前,先把光绪帝害死。

  其三,其他人毒死光绪说。曾做过清宫御医的屈贵庭,在民国年间杂志《逸经》上著文说:在光绪帝临死的前三天,他最后一次进宫为皇上看病,发现皇上本已逐渐好转的病情,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帝便死了。这位御医认为,虽不能断定是谁害死了光绪帝,但光绪帝肯定是被人暗中害死的。

  第四,慈禧毒死光绪说。《清室外纪》、《崇陵传信录》和《清稗类钞》等书认为:慈禧太后病危期间,惟恐自己身后光绪帝重新执政,推翻前案,倒转局势,于是令人下毒手,将光绪帝害死。《我的前半生》一书记载:“有一种传说,是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绪前面,所以下了毒手。”人们普遍认为:年仅34岁的光绪帝,反而死在74岁的慈禧的前面,而且只差一天,这不会是巧合,而是慈禧太后处心积虑的谋害。因此,真正要害死光绪帝的最大嫌疑人就是慈禧太后。

  据说慈禧太后在病重期间(时太后泄泻数日矣),“有谮(zèn)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所以指使亲信太监李连英下毒手,把光绪帝害死。

  启功先生在《启功口述历史》一书中说:

  我曾祖遇到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在任礼部尚书时正赶上西太后(慈禧)和光绪皇帝先后“驾崩”。作为主管礼仪、祭祀之事的最高官员,在西太后临终前要昼夜守候在她下榻的乐寿堂外。其他在京的、够级别的大臣也不例外。就连光绪的皇后隆裕(她是慈禧那条线上的人)也得在这边整天伺候着,连梳洗打扮都顾不上,进进出出时,大臣们也来不及向她请安,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屋里一哭,外边好举哀发丧。西太后得的是痢疾,所以从病危到弥留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候的时间一长,大臣们都有些体力不支,便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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