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圆明园-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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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毫无疑问，如果圆明园能够保存到今天的话，它将会是全世界最伟大和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随着圆明园的毁坏，许多价值连城的珍宝和文物也都同时惨遭毁灭，它们就像逝去的风一样，再也找不回来了。　　　
　　两个世界的碰撞　　　
　　外夷入见，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御外藩之道宜然。　
　　——乾隆朝《上谕档》　
　　待附庸国之礼，与待独立国之礼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死也不奉敕。　
　　——乔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历史很是久长，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曾经远抵罗马帝国；盛唐时期，丝绸之路更是空前繁荣，大唐帝国还专门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公元十三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远游中国，甚至曾经留在元朝皇帝忽必烈的身边供职；随后，不断有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一五五二——一六一○）来到北京，以其学识和为人深得朝廷赏识，被尊为“西儒”，利玛窦在中国居留了二十一年，最后客死北京，葬在阜城门，是第一个被恩准葬在中国国都的外国人；此后，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欧洲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西方国家早期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是通过马可·波罗的游记和利玛窦的《中国布道记》。十四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极言中国之富庶，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兴趣。《中国布道记》是利玛窦的意大利文日记，由法国耶酥会士金尼阁（NicolasTrigault）整理出版于一六一五年。如果说《马可·波罗游记》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利玛窦的日记则带有纪实性质，大致是可信的。利玛窦在《中国布道记》里写道：“北京十分富饶，大部分物品是从外面运来的，但尽管富饶，除不需节约的富人，生活还是很艰难的。”金尼阁在《致读者》序中评价说：“迄今写中国的作者有两类，一类多凭想象虚构，一类多凭耳闻，不假思索予以发表。”　
　　可以肯定的是，一直到明代后期，中国上下对西方世界、甚至欧洲的地理位置还一无所知，直到利玛窦向明万历皇帝贡献了一副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中国人才知道地球是圆的，才知道万里之外还有一个欧罗巴洲。清朝康熙皇帝对此说是赞同的，他曾经评论道：“自古论历法，未尝不善，总未言及地球，北极之高度所以万变而不得其著落。自西洋人至中国，方有此说，而合历根。”（《康熙几暇格物编译注》）遗憾的是，康熙之后，随着中西关系的变化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近代世界观的萌芽也随之被扼杀，甚至出现了倒退。乾隆朝撰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这样评价西洋的地理学说：“即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妄。”嘉庆朝撰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仍然坚持“天圆地方”的说法：“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并且坚持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实这个时候的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已经远远处在了落后的位置，只是中国的统治者们并不确切知道这一点。　　　　　
　　战端重起　　　
　　战端重起（1）　　　
　　一八五六年，英国政府以“亚罗号事件”为口实，策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接着，法国政府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也出兵入侵中国。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底，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Elgin）、法国全权大臣葛罗（Gros）率军攻占广州。一八五八年五月，英法联军沿海北上，直逼天津，并扬言进犯北京。咸丰皇帝急派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六月，清政府分别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迎来了表面上的和平，而实际上，这却是大清帝国被西方列强蚕食的开始。继《中英南京条约》之后，一八四四年，清政府又被迫与美国和法国相继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浦条约》，这些条约的签订，理论上使中国开始向世界敞开了大门，而实际情形却并非这样。在清廷看来，这些不平等条约都是在武力胁迫下签订的“城下之盟”——道光皇帝在一个上谕里说得很明白：“虽愤闷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借作一劳永逸之计。”（《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五十九卷，第三页）——自然不能作数；而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看来，既然条约已经正式签订，就需得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就是违背国际法通则。两者的出发点如此不同：清廷希望对外忍让一步之后，重新关起门来做自己的天朝大梦；西方诸强则希望从中国谋得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交往尺度。因此，在条约签订后的十几年间，清政府跟西方诸国龃龉不断。　
　　为了进一步扩大既得利益，英、法、美三国于一八五四年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其核心内容，除了通商方面的要求而外，还要求清政府同意在北京派驻公使。在英国人看来，只有公使进驻北京，才能表明英国和中国具有平等地位，同时也可以更便利地同清政府直接打交道；北京方面则坚决不同意此举。这时道光皇帝已于一八五一年去世，主政的是年轻的咸丰皇帝。咸丰皇帝认为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之事断不可行（历来只有贡使才有资格到北京来朝圣）这是“天朝”不易的规矩，破坏这一规矩，他将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其次，咸丰皇帝也不希望这些外夷在眼皮子底下活动，在远离北京的地方由代表跟他们交涉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　
　　一直到一八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公使驻京都是中外政治矛盾的焦点问题。　
　　一八五六年，英国政府以“亚罗号事件”为口实，策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接着，法国政府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也出兵入侵中国。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底，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Elgin）、法国全权大臣葛罗（Gros）率军攻占广州。一八五八年五月，英法联军沿海北上，直逼天津，并扬言进犯北京。咸丰皇帝急派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六月，清政府分别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一回，除了开放通商口岸、赔款等条件之外，“公使驻北京，用平等礼节”作为第一条内容写进了条约。为此，咸丰皇帝非常苦恼。这时候的大清帝国，除了外患，更有“内忧”：太平天国已经在南京定都，占据了大清国半壁江山。西方诸强也正是利用了清廷急于媾和、不愿在两条线上作战这一弱点，在谈判桌上占尽了主动。　
　　公使驻京问题成为谈判桌上一个分量最重的砝码。为了阻止外国公使进京，咸丰皇帝甚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全免五口关税，以换取《天津条约》的废除。对于臣下的疑虑，咸丰皇帝大加驳斥：“此时须将全免税课一层明白宣示，使知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夷获利无穷，无须再赴天津伸诉冤抑。所许各项，全行罢议。此为一劳永逸之计。”这个口吻跟乃父当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时实在是太相像了。不过，即使开出了如此优厚的条件，英法等国也不肯退让半步。　
　　一八五九年英、法、美等国借口换约派军舰北上，六月二十五日，英法联军强行闯入大沽口，并对大沽炮台进行炮击。清守军奋起抗击，重创英法舰队，致使英法联军狼狈退出大沽。此次大沽口之战，是中西交战史上中国方面取得的第一个胜仗。　
　　大沽口之战的惨败，促使英法两国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一八六○年六月，英法再次组成联军，以进京换约为名，扩大侵华战争：英国方面以额尔金为特使，部队指挥官是贺布·格兰特（HopeGrant）；法军方面以葛罗男爵为特使，部队指挥官是蒙托邦（Montauban）。两军总人数在两万人左右，其中英国约一万一千人，法国约七千人。同年八月，英法联军避开防卫严密的大沽，由北塘登陆，进而攻陷大沽，占领了天津。　
　　在英法联军凌厉的攻势面前，咸丰皇帝变得惊慌失措，他一面派员前往天津与英法联军议和，一面急令负责大沽和天津防务的僧格林沁率部退守通州，设法阻挡英法联军进入北京。　　　
　　兵临城下　　　
　　天津会谈，英法联军趁着军事上的胜利把议和条件开到最高，提出了天津通商、索赔军费、带兵进京换约以及派巴夏礼先期进京查看房屋等要求。咸丰皇帝对这些要求非常震怒，他最不能容忍的仍然是英法特使进京入见一事。谈判遂告破裂，一八六○年九月，英法联军开始向通州进发，逼近北京。　
　　这时候，咸丰皇帝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列祖列宗中还没有哪一位像他这样被洋夷打到了家门口。得知英法联军准备进犯北京，咸丰皇帝的第一反应是命令僧格林沁“严密防堵”、“迎头拦剿”，甚至表示自己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后来的事实却表明，咸丰皇帝这样说只不过一时痛快而已，直到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和谈的希望。　
　　在英法联军前往通州的路上，英国特使额尔金差不多每天都接到清廷方面请他停止前进的照会，老谋深算的额尔金一概不予理会。九月十四日，英法联军在距离通州不远的地方驻扎下来，这才派巴夏礼（HarrySmithParkes）和威妥玛（ThomasWade）前往通州拜会清廷派来的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和军机大臣穆荫。在谈判过程中，英方代表巴夏礼旧事重提，要求进京后觐见皇帝，“亲递国书，立而不跪”。咸丰皇帝得知英法联军的新要求后，深感愤恨，表示“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惟有与之决战。”但同时他仍然希望谈判“不值因礼节而决裂。”咸丰皇帝的这封上谕还未及到达钦差大臣载垣等人手里，前方已经开战了。九月十八日，载垣等人不满巴夏礼的倨傲态度，命清军统帅僧格林沁拘捕了巴夏礼，同时跟巴夏礼一同被俘的还有英法外交官、随军记者、军人等共计三十九人。　
　　清政府扣押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之事，令战争骤然升级。同一天，英军发起攻势，很快占领了张家湾。九月二十一日，清军两万五千名兵士跟英法联军四千人在通州和北京之间的八里桥展开了激战。事实上，这也是两军在这次战争中的最后一战。英法联军使用了当时最先进、最具威慑力的武器：英国人使用了亚姆斯特隆炮，法国人则使用了拿破仑炮，这两种火炮射程都很远，杀伤力极大。而清军骑兵手里的武器多是火绳枪、刀、矛、弓、箭之类，清军在战斗中也使用了火炮，不过，清军的火炮固定在木架之上不能移动，射程也较敌方为小。尽管清军组织了多次勇猛的冲锋，但限于武器上的劣势，无法对敌军构成更为有效的打击。　
　　八里桥之战持续了两个小时左右，双方均元气大伤。最后，僧格林沁所辖部队无法抵御敌方的强大炮火，终至溃不成军。英法联军方面也差不多耗尽了所有的弹药。激战过后，僧格林沁率残部退驻到安定门、得胜门以外，再也无法组织起像样的进攻，更无法担负防守北京的任务。至此，北京城完全暴露在了英法联军的枪口之下。　　　
　　咸丰皇帝逃离圆明园（1）　　　
　　八里桥之战，不仅挫伤了清军的精锐，也大大打击了咸丰皇帝的信心。就在八里桥战役后的第二天，即一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咸丰皇帝仓皇离开圆明园，逃往热河行宫。《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记载了八里桥战斗的当晚的情形：“上在海淀闻败信，内外惊惧，彻夜匆忙，立传预备。”这是说，一听说部队吃了败仗，咸丰皇帝就连夜准备出逃了。　
　　其实，咸丰皇帝早在英法联军由天津北犯之初，就萌生了离开京城的意思。九月九日，他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召见王公大臣，表示将“暂幸木兰”，由于遭到不少大臣的反对，几天后他又为此举换了个说法，美其名曰“统带劲旅，坐镇京北，遥为控制。”不料此言一出，招致了很多大臣更激烈反对。为了“息浮议，定民心”，他又连夜下谕旨表白说：“朕为天下臣民主，当此时势艰难，岂暇乘时观省？且果有此举，亦必明降谕旨，预行宣示。”而事实却相反，听到八里桥兵败的消息之后，他再也顾不得“预行宣示”，一心只想逃命了。　
　　咸丰皇帝一生大概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一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正值秋分日，凌晨时分，咸丰皇帝先是来到圆明园的“鸿慈永祜”，向列祖列宗跪拜叩头，然后在勤政殿召见了包括恭亲王奕訢在内的五位王公大臣，决定由恭亲王奕訢留在圆明园暂时主政，主持北京的“抚局”。随后，他本人则带领部分皇族成员及亲眷随从护卫，从圆明园大东门出发，逃往热河行宫。当出逃的人群沿福海匆匆行走的时候，一个孩童突然发出“安乐渡、安乐渡”的叫声。这是咸丰皇帝四岁的儿子、后来的同治皇帝载淳发出的欢叫。平素时间，“皇帝在圆明园御舟徐行，则岸上宫人必曼声呼曰：‘安乐渡！’递相呼唤，其声悠扬不绝，至舟达彼岸乃已。”（《圆明园资料集》），此时载淳模仿的就是这种皇家所熟悉的、太平日子里的声音。据说，咸丰皇帝闻听之后，抚摩着载淳的头顶说“今日无复有是矣”，然后潸然泪下，周围的人也都凄惶不已。　
　　《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一文记述了咸丰皇帝一行的惨状：“銮舆不备，扈从无多。随行者惟惠王、怡王、端华、肃顺等，并军机穆荫、匡源、杜翰诸人。车马寥寥，宫眷后至，询迫不及待矣。是日，上仅咽鸡子二枚。次日，上与诸宫眷食小米粥数碗，泣数行下。”　
　　咸丰皇帝出逃的当天，北京城的九座城门全都关闭，城内和城外交通断绝。尽管恭亲王奕訢留守在圆明园里主政，但是，六部九卿已经没有一处官署能够正常开展工作。曾经亲历事变的晚清名士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记载：“车驾东出，宫眷惧仓皇行，人心大震。”时任吏部郎中的吴可读在《罔极篇》里写道：“是日，所有在京大臣眷口，及有力之家眷口，借移徙远避，车价贵不可言。雇涿州单套轿车，须银二十两，保定则三十两。”从这些记录来看，此时的北京城已经完全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北京的混乱局面完全是由于咸丰皇帝出逃造成的，其实，当时的危机远没有咸丰皇帝想像得那么严重。吴可读在《罔极篇》里分析说：“圣驾仓皇北巡，随行王公大臣，皆狼狈莫可名状，若有数十万夷兵在后追及者然。其实夷人此时尚远。”吴可读的判断是准确的。事实上，此时的英法联军也处于极大的恐慌之中。　
　　八里桥之战，英法联军尽管人员伤亡不大，但他们差不多已经耗尽了所有的枪炮弹药和给养，亟等着后方的补充。他们不光没有能力攻打北京，甚至担心清军随时可能到来的攻击。法国特使葛罗在十月三日写给本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这样描述他们当时的危境：“若弹药像期待的那样明天运到，那我们就可向北京进发。我们已经不得不多次对中国政府假意示好，以掩饰我们的无能为力。”　
　　不独如此，在英法联军的“后方”天津，城内根本没有驻军，城外仅有一个兵营留有数百人，另外，停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