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论价值投资-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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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商品与世界货币》，他在书中把自己对稳定价格的思考和研究扩大到
全球范围。这本书的出版合同也很简单：一页内容、一页签名。根据合同，
本将按码洋价格得到国内销售收入的 40％和国外收入的 20％。
几年后，本对詹姆斯·福尔布赖特参议员的银行委员会总结了这本书的
的精髓：
“我一直有个想法：通过在总体上而不是个别地稳定原材料的价格水平
来稳定经济。这个目标允许个别商品有价格波动，但要建立一个由重要商品
构成的市场基础。我还增加了一个重要因素，非常基本的条件，就是这些商
品将成为货币的可靠基础，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需要并使用的东西。而且这
样一来，它们变成了商品储备、能象黄金储备一样进行自我调节。结果，通
过有效地稳定原材料价格的总体水平，你就可以把总体经济的稳定性保持在
一个重要的水平。”（13）
谷仓常满理论
本努力想在有形商品——如小麦、玉米、棉花、糖和石油——和无形商
品及货币之间安装一个安全阀门。他的“谷仓常满理论”是一个复杂的易货
交易体系。每个人都可以提着一篮子这些商品的组合、或实际上以这些储备
商品的收据来代表，到财政部去，后者以一篮子对应一美元的比例发行货币。
财政部只需简单地确定商品单位，商品则仍象以前那样在商店里出售。这样，
总会有人愿意在某一价格购买这些商品，而且商品价格也会永远有某种支持
基础。另外，储备商品还可以在干旱、战争或其他危机时期解救灾情。
与此相反，如果愿意，任何人也可以拿1 美元到财政部换取一个单位的
商品。此时，美元将退出流通过程，因此减少了货币供给、抑制了价格上涨、
也限制了通货膨胀的程度。
这个计划将为储备商品制定总体底价和最高价，价格只能在两者之间波
动。由于交易的对象只是全部储备商品的组合而不是个别商品（如石油、玉
米或棉花），所以任何个别商品的价格都可以由市场决定。例如，石油价格
可能会上张，但是如果棉花价格下降，则整个商品单位的价值仍然保持不变。
本相信，谷仓常满理论的长期结果将是一个无论国家大小都能加入的、
安全广泛的世界金融体系。它还有一个好处：可以使消费者和政府免受卡特
尔的控制，使纳税人免遭政府官僚机构过度浪费的荼毒。
“这是一个自动的、不受个人影响、不含政治因素、能够自我控制的计
划，它不需指标数据，不需减少产量或对任何商店进行类别划分，不需统一
银行行为或市场规则，也不需任何可以随意管理货币或规定价格或产量的权
力，”经济稳定委员会在它的白皮书中这样写道。这个委员会中有格雷厄姆
在华尔街的骨干分子，如欧文·卡恩、沃尔特·舒勒斯和杰里·纽曼，还有
几十位学者和政府官员。从整体上看，它似乎更象是新社会研究学院研讨班
的延伸。
布雷顿森林会议
在经济稳定委员会的支持下，本给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写文章阐述了
自己的观点。在新罕布什尔举行的这次历史性的国际秘密会议（正式名称是
联合国金融与货币会议）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重建和发展银行，
为战后的经济复苏打下了基础。
大会没有采纳本的计划，但是他并没有放弃：1947 年5 月，他在《美国
经济论坛》；上发表了一篇相关文章《国民劳动生产率：它与繁荣时期失业
的关系》；1952 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墨西哥城会议上，他再次提出了储
备观点；1955 年，他又向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解释了自己的理论。以商品作为
货币支持的思想不断引起人们的注意，既使是现在，支持者们仍然相信它能
缓解世界经济中的一些不平等现象。
很难估计本的思想对凯恩斯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影响有多大，但是有一点
很清楚：他的意见不仅在投资界举足轻重，还受到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
视。
在理性地参加有关经济稳定的讨论之余，本仍然不时地嘲讽金融工界的
某些漏洞，尤其是那些旨在欺骗证券分析者和股东的会计方法。1936 年，本
对准了他长期不变的目标——美国钢铁公司，同时也使当时在企业界很流行
的新会计方法名声扫地。
戏讽美国钢铁公司
美国钢铁公司主席刚刚宣布了“全面现代化计划”之后，本就恶作剧式
地写道，“与人们的期望相反，公司的生产和销售策略将不会有丝毫变化，
而记账系统却有了彻底的修改。它采用并进一步发展了许多现代会计和金融
工具，这使得公司的收益能力有了令人吃惊的进步。即使在1935 年那样不正
常的情况下，这种新的记账方法仍然在普通股票中创造了大约每股50 美元的
利润”。本机智地说明了美国钢铁公司由亏损变成赢利的秘诀：它只不过象
豆夹里的豆子一样迅速地改变了会计记账方法。它并不担心竞争者采取同样
的策略会使它无处立足，本解释说，“如果需要，我们相信自己能引入更先
进的会计方法以保持这种优势，现在，这些方法已经在我们的‘会计试验室’
里开始研究了。”
这篇滑稽的文章当时并没发表，而是出现在一年后的《金融分析杂志》
上。本送给沃伦·巴菲特一份文稿，后者把它放到了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
司股东的信的附录之中。遗憾的是，本的讽刺在90 年代和30 年代一样适用。
（14）。
公民格雷厄姆
本对全球问题的关心使他的名气超出了华尔街的狭小范围，整个40 年代
他都在忙于演讲、开会，并且自愿为政府服务。二战期间，他当过财政部的
纽约全国战时金融委员会的副主席和战争合同价格调整委员会的主席。他的
工资只是象征性的，他是那种所谓的工资最低的政府官员。
本的演讲多半是面向学术界和科学界的。1941 年在哈佛大学的大学俱乐
部举行的餐桌会议上，他对美国统计协会的规则部和商业部人员发表了演
讲。这顿饭花了本1。10 美元，而他的话题仍在是那个百说不厌的——“一个
稳定美元购买力的计划。”
1946 年，本在马萨诸塞州威利斯利的社会进步学院夏季会议上讲了同样
严肃的内容——“我们的经济前景，它的方向和管理。”本的名气越来越大，
以至于国民音乐家和艺术家协会在40 年代初请他参加了巡回讲学。
沃尔特·舒勒斯记得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本的演讲是在一次辩论
中，这次的内容并不象本的大部分演讲那样高深。
“1941 年，我到城市运动俱乐部参加一个餐桌会议，本和大力神公司的
主席福洛德·奥德鲁展开了辩论。”舒勒斯说。奥德鲁是个出色的科罗拉多
人，在许多行业历经浮沉，他与霍华德·休斯交往密切，娶了女飞行员杰奎
琳·科兰为妻。
“奥德鲁认为挣钱的方法是购买有问题的公司，然后对它进行改造。格
雷厄姆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分散购买股票更安全。”
奥德鲁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把所有钱都投进了生产铀的公司。“它们
最后都破产了，而他却把所有的蛋都放在了一个篮子里。”舒勒斯说。“这
是我唯一一次听到本的辩论。”
豪华的婚礼
本的名声四处传播，思想也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但是他的个人生活仍然
让家人感到失望。
玛约莉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本的新女朋友卡罗尔·韦德时的情景。“她只
比我大九岁。”
“我当时还很年轻，父亲邀请我去一家夜总会。”能与父亲渡过一个晚
上让她感到很高兴。“我很兴奋、精心打扮了一番——我有点胖，因此很害
羞，并不象同龄女孩那么爱打扮。我们走了进去，他在那把我介绍给卡罗尔。
她是个模特，具有好莱坞式的苗条身材和美貌。我崩溃了。我恨她。”
1938 年5 月，婚礼在雪利荷兰大酒店举行了，当时卡罗尔26 岁，本44
岁。富丽堂皇的雪利荷兰大酒店位于第五街，与皮埃尔酒店相临、和广场相
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建筑使它成为举行婚礼的理想场所。主持人自称是
一位“民族文化研究学会的领导人”，男傧相是本的哥哥列昂·格雷厄姆。
本和卡罗尔结婚时米奇·纽曼还是个少年，“我参加了他的第二次婚礼。
当时离婚不象现在这么正常，我很震惊，也很感兴趣。当然，换作现在，谁
也不会对他这位年轻的新娘感到好奇了。”
大家都知道本喜欢苗条的金发女郎，但事实上在他妻子中只有卡罗尔属
于这一类型。他后来的两位妻子都是皮肤稍黑的人。连他没娶的最后一个情
人也是如此。
“第二次婚姻并没持续多久。”玛约莉说。
本和卡罗尔结婚没满一年就离婚了。朋友和家人都认为这次婚变是因为
年龄相差太大，本跟不上他这位年轻的加拿大新娘的节奏。但是真正的原因
却不得而知。一般地，玛约莉说，“妻子们都认为他太冷淡、没有感情，而
他认为生活就应该这样。他受到早期哲学家的影响，也快变成一个禁欲者
了。”
一个家庭成员曾指责本有人情味却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本承认自己在年
轻时和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觉得女人很难相处，既傲慢又不知感激，而
且最糟糕的是她们在寻求感情的亲密时很烦人。他又说，不幸的是，这种保
护内在自我的倾向使他没有真正的朋友，无论男女。
街头遇害
本的禁欲主义思想不断受到考验。年近70 的母亲身体健康，独自住在纽
约，能够很好地照顾自己。她思想保守、意志坚强，气质高贵仍然充满了活
力。多拉对桥牌很着迷，每周都要和朋友们玩上几个晚上。她也希望能与家
人进一步加强联系。
玛约莉上了大学并嫁给了欧文·杰尼斯，1944 年，她带着刚出生的女儿
凯茜回到了纽约，等待丈夫从军队复员。在玛约莉的记忆中，童年时代周末
去看祖母并不是件高兴的事：太正式了，象是在举行仪式。多拉通常总是给
孙子们发糖，而格雷厄姆的孩子们与祖母很疏远。
“她是那种冷淡的人，”玛约莉回忆说。“并不象其他老人一样。她有
个可怕的习惯——拧我们的脸蛋以示爱意。但是，太疼了。”
然而，成年后的玛约莉却和外婆开始了一种再认识的交往。“她正打算
让我了解她，”可是，一天夜里，多拉被谋杀了。
多拉在打完牌回家的途中遭到歹徒拖劫，可她努力想夺回自己的手袋，
于是歹徒把她打倒了。脆弱的头骨碰到水泥路面上，她就这样死去了。
虽然性格的差别让他们时常发生争吵，本仍然对母亲的死感到很伤心。
“他们很亲密，”玛约莉说。“以他们自己的方式。”
本总试图让自己不动感情，可他是个热心人，没有偏见，朋友和家人都
发现了他柔弱的这一面。“他非常大方，”玛约莉说，一点也不贪心。他希
望人们幸福，给他们发展机会，会毫不然豫地把钱借给别人或者损赠出去。
本对经济问题的兴趣以及他在战时政府中服务都表明他的公民责任感很
强。1951～1953 年，本担任了纽约的犹太人盲人向导基金会的主席。这是个
非宗教性质的慈善机构，他、杰里·纽曼夫妇和欧文·卡恩多年来一直为它
提供资助。本当了40 年的董事，甚至在搬到加利福民亚以后仍然关心着基金
会的情况。卡恩是基金会的财务主管，1993 年，他的儿子托马斯·格雷厄姆·卡
恩取代他当上了董事。近年来。向导基金会一直积极帮助爱滋病患者，不分
种族和宗教，尤其是那些因患爱滋病而失明的人。
第三次努力
二战末期，本娶了第三位妻子，这次是他的秘书埃丝泰尔·墨欣。年轻
的埃丝泰尔善解人意，对任何事情都很乐观，也喜欢开别人的玩笑，尤其是
本。他们住在南中央公园的一幢房子里，邻居的女主人比埃丝泰尔小了将近
十岁，却也和她一样嫁给了老年男子。当时51 岁，已作祖父的本第六次尝到
了作父亲的滋味。
“我生于1945 年”，小本杰明·“布兹”·格雷厄姆说，“而我确信他
们也是那一年结婚的。”
本那时需要养活很多人，可是他对这次增加的负担并不在意。他对沃尔
特·舒勤斯说：“对我而言，挣钱比省钱更容易。”
两个女人同时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爱迪斯·萨弗伦和埃丝泰尔共用一个
保姆。而且一人外出时，另一人就帮她照顾孩子。爱迪斯还记得埃丝泰尔有
多喜欢聚会。
“一次埃丝泰尔和本设晚宴招待多德教授和其他几个人，而原打算帮忙
的布兹的保姆却病倒了。快上菜时人手不够，于是我说：‘我穿上保姆的衣
服上菜吧。’那时我大约二十三、四岁。头两道菜是我上的。人们都看着我，
包括多德教授。我冲他使了个眼色，可是他仍向人们说出了我的身份，我只
好和他们共进晚餐了。多德教授是那种很古板的人。”
爱迪斯·萨弗伦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她很了解本。“我们嘲笑他是个
马马虎虎的教授。他能同时穿一只黑皮鞋、一只棕色皮鞋。埃丝泰尔曾让他
送个包，可他却把包落在了地铁里。”
爱迪斯也坦率地谈了本在两性生活方面的丑闻，以及她对此的反感。但
是她又说，她喜欢本的性格，尊敬他的睿智。“他喜欢女人，”她说，但他
也是个善良、慷慨的人，“从不装腔作势。”
爱迪斯拒绝了本的追求，但是她也在本的指导下把家庭开支中省出来的
小钱用于投资。本告诉她投资何种证券并保证她每次都获利。在本的帮助下。
爱迪丝的证券逐渐增多。后来她的儿子和孙子们都成了巴菲特的投资者。她
上小学的孙子曾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会上对巴菲特提出了尖锐的问
题，还因此而名声大噪。显然，本的学生并不只是那些听过他讲课，看过他
的书的人。
移居市郊
格雷厄姆一家搬到市郊居住后，爱迪斯和埃丝泰尔仍然保持来往。格雷
厄姆在斯卡斯达尔的哈科特七街买下了一幢有白色护墙的新英格兰式的房
子，附近有所高中，对面是童子军之家的操场。当时的邻居乔治·海曼经常
和本一起乘车上下班。本带着许多经济人的报告。他翻阅的速度很快，如果
不是他感兴趣的股票就随手扔到地上，当他们到达斯卡斯达尔时，海曼说，
“我们周围就象下了一场大雪。”
小牛顿和温妮都曾到斯卡斯达尔与父亲和继母住过一段时间。玛约莉
说：“本和哈塞尔离婚后，牛顿遇到了许多麻烦，于是就与本和埃丝泰尔住
到了一起，埃丝泰尔是个很不错的人。”牛顿认为与人沟通是件痛苦的差事，
总是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玩大提琴。“他们无法和他相处，就送他去了寄宿学
校。”
父母离异时温妮还没上学，她也无法忍受自己飞扬拔扈的母亲。“温妮
小时候性格开朗，她与埃丝泰尔关系融洽，却和父亲一直保持着距离。她似
乎从来没喜欢过他。而父亲也一样。”时间过得很快，布兹已经可以自己到
少年夏令营学习了。他的辅导员给本和埃丝泰尔写信说，布兹是个很好的小
营员，也不象他们担心的那样整天读书。
本似乎觉得工作还不够多。他在斯卡斯达尔成人学校开了一个晚班，还
增加了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