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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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与陈亮同时代而稍晚的叶适，字正则（一一五○——一二二三年），温州永嘉人，学者称水心先生。陈亮号为“永康学派”，叶适则号为“永嘉学派”。永嘉学派创始于道学家薛季宣、郑伯熊等人，经陈傅良至叶适而完成。叶适早年在孝宗朝任太常博士，曾在朝廷的斗争中为朱熹道学进言。但叶适始终力主抗金，宁宗朝韩托胄出兵北伐，叶适出知建康府，领兵作战。韩托胄败后，叶适以“附会用兵”的罪名，被免官家居。叶适经历了反复的斗争实践，在学术上逐渐摒弃道学的空谈心性，形成自己的学说。在叶适的著述中，前后的论说多有不同。晚年家居著《习学记言序日》，才使论说成熟，成一家言。永嘉学派应以叶适为主。代表叶适学说的著作应是《习学记言序目》。
叶适学说的一个中心内容，是提倡功利而反对空谈。他在孝宗淳熙五年（一一七八年）的《廷对》中，曾认为“秦汉以还，习于功利杂伯（霸）之政，与圣人之道不类”，主张“谈谊而不谈利”（《别集》卷九）。在此前后，他还在《进卷·管子》篇中，指责管仲“以利为实，以义为名”（《别集》卷六）。但在晚年所著《习学记言》中，则变而为倡言功利，与前说完全不同。这显然是由于一生的坎坷遭遇，使他在学术上也重又做了新的探索。朱熹、陆九渊都标榜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叶适在《习学纪言》中十分明确地写道：“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卷二三）。不计功利而讲道义，只是无用的空话。因此，叶适主张“以利和义”，使利与义统一。这一观点显然和“存天理，去人欲”、“主静无欲”之说直接对立。叶适明确地反对“以天理人欲为圣狂之分”（卷二），又说：“生即动，何有于静？”（卷八）认为《乐记》所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是错误的。
叶适进一步从哲学上论证了“道”和“物”的关系。他反对程朱的“理在事先”说，而认为“道在物中”。天地间的一切都是“物”，人本身也是“物”的一种。他说：“自古圣人，中天地而立，因天地而教。道可言，未有于天地之先而言道者”（卷四七）。又说：“物之所在，道即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于物，不使散流”（卷四七）。因此，他又认为“致知”是依靠“耳目之官”与“心之官”相配合，“自外入以成其内”。道和义理的认识也都要由事物来检验。“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别集》卷五），“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水心文集》卷二九）。叶适也公开反驳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关于太极无极、动静男女、清虚一大等等说法，认为是“转相夸授，自贻蒙蔽”。他解释宇宙的构成是由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物组合，八物即是八卦的依据。叶适企图从物质上说明宇宙，但他却拘守“五行八卦”之说，认为“五行八卦，品列纯备，道之会宗，无所变流，可以日用无疑矣。”（《记言》卷十六）叶适对陈亮颇为推重。陈亮死后，他曾作祭文哀悼，又为陈亮作墓志铭，为《龙川集》作序。叶适的功利学说当然会受到陈亮的某些思想影响，但他在哲学上的论说，却比陈亮更为丰富和深刻。
叶适的著述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即对儒家的经书以至后人的经学、哲学著述，作了大量的评论。叶适认为三代以后，即“道德败坏，而义利不并立”。学者中他只推尊孔子，以为谈义理必须以孔子语为准的。经书中他只推重《周礼》，而认为《诗》《书》“最为入道之害”。叶适激烈批评子思、孟子学派的“尽心知性”说，认为周公、孔子是“以道为止”，思、盂是“以道为始”。他还批评荀子是“乖错不合于道”，老子是“以有为无”，庄子是不理“事物之情”。管子是“浅鄙无稽”，成为申、韩的先驱。法家申、韩和商鞅、李斯的学说，是使“民罹其祸而不蒙其福”。后世君主所谓“杂用王霸”，实际上是以“王道儒术缘饰申、韩之治”。陈亮惟重汉唐，以为君主有“拯民之志”，叶适则认为：“如汉高祖、唐太宗与群盗争攘竞杀，胜者得之，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记言》卷三八）叶适在他的多种评论中贯串着“以利和义”，利义合一的思想。他的政治学说的基本观点是“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水心文集》卷二九）。
叶适对北宋的道学家周、邵、二程、张载都提出了犀利的批评。他指出邵雍之学是“荒诞无稽”。周、张、二程发明子思、盂子的“新说奇论”，是使思、盂学派的过失更加发展。他们出入于佛老而误解《易经》，虽然表面上攻斥佛老，实际上是“尽用老、佛之学”。他还指出：“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他认为“学修而后道积”，只能“以学致道”，而不能“以道致学”。叶适对北宋道学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朱熹学的批评，但在他的著述中并未指名同时代的朱熹。朱熹则对叶适的永嘉学派多所指责，说：“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语类》卷一二二）清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鼎足”。叶适的学说曾一时与朱、陆并立，比永康学派具有更大的思想影响。
和朱、陆、陈、叶约略同时而有影响的学者，还有张栻和吕祖谦。
张栻——张栻，字敬夫，汉州绵竹人，是南宋名臣张浚之子，学者称南轩先生。早年从胡安国之子胡宏研习程学。孝宗朝曾为吏部侍郎兼侍讲，出知袁州，擢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在任内曾严厉镇压反抗的人民。张栻讲授《论语》、《孟子》、《诗》、《书》，自成一学派，但基本上仍是二程的理学。张栻早年信奉胡宏的学说，曾怀疑孟子的性善论，而吸取告子的“生之谓性”说，但后来又转而崇信孟子，认为“人生性无不善”（《南轩文集》卷十三）。所以，张栻死后（一一八○年死），朱熹编集他的遗作，只取“晚岁之意”，而不取“早年未定之论”（《南轩文集序》）。
张栻学派的特征，是极力提倡“义利之辨”，而反对功利之说。张栻在答朱熹的信中说：“今日大患是不悦儒学，争驰乎功利之未”（《南轩文集》卷一）。他认为功利之说行，必将使“三纲五常日以沦弃”，以致亡国。朱熹因而称赞张栻胸中“无一毫功利之杂”。张栻在经学和哲学上，并无多少建树，但由于与朱熹同宗程学，反对功利，一时颇有影响。
吕祖谦——委州吕祖谦，字伯恭，与朱、陆同时，曾参与鹅湖之会。孝宗时举进士，历太学博士兼史职，进为秘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以病归里，在浙东聚徒讲学，一时颇负盛名，号为东莱先生（曾祖封东莱郡侯）。
吕祖谦的主要著述是在史论方面。他主张读史应自《尚书》开始，然后读《左传》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著有《左氏博议》二十五卷，在史论中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议论风生，成为传诵的名作。又有《丽泽讲义》，讲解读书治学之道。他和朱熹、陈亮都是好友。但认为：“近时论议，非颓惰即孟浪，名实先后具举不偏者，难乎其人，此有识者所忧”。吕祖谦似乎要吸取各家之长，去其所短，兼顾名实两个方面。因而他说“义理之上，不可增减分毫”。又说：古人为学，十分之九 在于实际活动，指责“今之学者，全在诵说”。他还指责：“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塾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这显然会导致脱离正统，有所改革。吕祖谦曾劝告陈亮“从容自颐”，“不用则退”，对陈亮与朱熹关于王霸的争论，则主张“三代以下，气脉不曾断”。朱熹曾认为同甫（陈亮）、伯恭（吕祖谦）“二家打成一片。”但吕祖谦的论述只是包含有某些注重实用和趋向变革的思想，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全祖望评论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吕祖谦四十五岁即病死，但他传授生徒甚多，为浙东学术的传播和后来文士集团的形成，奠立了基础。
南宋孝宗至宁宗时期，社会经济较为稳定地发展，政治上则在反复地探索着建国的方略。在此时期，哲学思想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各学派竟相峥嵘。理宗以后，南宋王朝的统治，日益危殆。统治者选中了朱熹学派的理学作为官方哲学，企图凭借封建纲常的说教，以维护垂亡的统治。朱熹学派因而受到多方的尊崇（参见本书第五册）。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也都以朱学为基准。理宗时，有真德秀、魏了翁，号为朱学后继。魏了翁官至权礼部尚书，真德秀官至礼部侍郎。有人攻讽魏了翁是伪（魏）君子，真德秀是真小人。真、魏二人在学术思想上并无新创。其后，理学的名家，有黄震、王柏、金履祥等人。黄震著有《古今纪要》、《黄氏日抄》，他宗法程学，但于朱学“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不满朱学的“专言性与天道”，也不满陆学的“用心于内”，而主张从事实学，说：“君子之学，自本至未，无非其实”（《黄氏日抄》卷二七）。王柏考订《诗》三百篇经汉儒增补。弟子金履祥，南宋亡后，隐居金华山中讲学授徒。陆九渊学派的后继者，在江西和浙东讲学，浙东有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等人，号为明州四先生。但陆派心学在南宋并未取得官方的认可。理宗时，程朱学派诸人从祀孔庙，不列陆九渊。朱、陆两派长期争论的结果，朱学在政治上战胜陆学，为南宋统治者所采用。朱学的推行，也加深了南宋统治的腐败。
（四）金元理学的传播
和南宋并立的金朝，在它的建立初期，处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阶段，对于汉文化只是作为封建文明而逐步加以接受，还不存在提倡某一学派的问题。在长期战乱的年代，也没有出现什么“名家通儒”。金世宗、章宗倡导汉文化，奖励儒学，宋朝的经学和理学才又在金朝继续得到传播。霸州儒者杜时升在嵩，洛山中教授二程之学。《金史·杜时升传》说：“大抵以伊洛之学教人，自时升始”。易州麻九畴治《易》与《春秋》，并以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授徒。金朝末年，在学术上 有所撰述并在社会上有所影响的学者，是王若虚和赵秉文。
王若虚——真定藁城人王若虚，字从之，承安二年（一一九七年）经义进士。以县令进为国史院编修官，预修《宣宗实录》，曾奉使夏国，归为平凉府判官，转延州刺史。王若虚著《道学渊源序》，以为宋儒“使千古之绝学，一朝复续”。他推崇两宋理学家“推明心术之微，剖析义利之辨，而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所未见”，但也指责理学“消息过深”“揄扬过侈”“句句必涵气象，而事事皆关造化”，“名为排异端（佛，老），而实流于其中”。因此，他赞同叶适的评论，以为理学家是将六经之书牵合性命之论，茫然不可测识（《论语辨惑序》）。他在《论语辨惑》中，对周敦颐、二程、朱熹、张栻等人的注释，一一加以评论褒贬。指出朱注“删取众说，最号简当”，但有些注解则是“妄为注释”，“过为曲说”。王若虚以金人而论宋学，得免派别的纠葛，因而议论较为客观平允。但他所学仍以宋学为主，并未能独辟蹊径，成一家言。所著文章编为《滹南遗老集》传世。
赵秉文——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晚年号为“闲闲老人”，金哀宗时病死。生平研治《易》、《中庸》、《论语》、《孟子》诸经，兼善诗文。一时号为“斯文盟主”。赵秉文以程朱的道德性命之学自任，在学术上少有新创。晚年值金朝衰乱，又于禅学求慰藉。传世的著述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
蒙古灭金时期渐与汉文化有所接触。一二三五年，蒙古阔出军侵宋，攻下德安，俘儒生赵复。赵复字仁甫，德安人。杨惟中、姚枢携赵复至燕京，见忽必烈于潜邸。赵复与姚枢在燕京建周子祠（周敦颐祠），又建太极书院，讲授程朱理学。赵复带来程朱传注，尽付姚枢。《元史·赵复传》说：“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金末儒生早已有人品评程朱之书，并非始白赵复。但建立书院，广收门徒，则确是自赵复始，学者称复为“江汉先生。”姚枢将程朱书授予许衡。广平人窦默与姚、许一起讲习性理之学。姚枢、许衡、窦默，成为元初影响一时的名儒，并且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汉人儒士集团。元世祖忽必烈多次向他们访问治道，并延聘教授太子真金。在元朝初年，蒙古奴隶制与封建制，汉法与“回回法”的政治斗争中，姚枢、许衡等人无疑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学术上，他们对理学虽也有过某些评议，却没有多少建树可言。
元朝灭南宋后，在江南著书讲学的学者，则有邓牧、吴澄和许谦。
邓牧——浙江钱塘人邓牧，字牧心。南宋亡后，他拒不在元朝做官。元成宗时，隐居在余杭山中的洞霄宫，曾与宫中道士编集《洞霄图志》。他的著述，则收编于《伯牙琴》一书。书名寓意是知音者少，书中的论说也确是遇然不同于流俗。邓牧亲历南宋亡国之痛，深感南宋崇信空谈，集权专制，贪婪腐败所造成的祸害，著《君道篇》痛斥皇帝的专制，说：“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今夺人所好，聚人所争，慢藏海盗，冶容海淫，欲长久治安可乎？”又痛斥官吏的贪暴：“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