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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赂遗，不可胜纪”。仁宗时，宋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宋库（音祥xiáng）在政府，叫人对宋祁说：“听说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得某年同在州学内吃虀（咸菜。音激jī）饭时么？”宋祁大笑说：“寄语相公（宋庠），不知某年吃虀饭，是为了什么？”意思是说，当年在州学读书受苦，就是为了做官享福。梁适做相，留大商人郭秉在家作买卖。张掞（音砚yàn）向梁适行贿，得作三司副使，有人在殿上揭露说：“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王钦若知贡举，举子任懿托僧人惠秦贿银三百五十两，把银数写在纸上交给王钦若麦李氏。李氏命奴仆把任懿名字写在手臂上，把贿银数密告王钦若。任懿果然得中。历朝的大臣，几乎无不贪污受贿，无不穷极奢侈。
宰相以下，朝廷和地方的官员，贪污、腐化成风。州郡文帐送上三司，随帐都有贿赂，各有常数。足数即不发封检核，不足便百端刁难，成为通例。仁宗时，杭、越、苏、秀等州“旱涝连年”，“饿尸横路”，淮南转运使魏兼奉命去处理。魏兼到苏州三天，“穷彻昼夜，歌乐娱游”，把饥民都赶到庙里关起来，三天中饿死甚多。魏兼所到的各州，都遣送妓乐迎候。民间流传歌谣说：“绕梁歌妓唱，动地饥民哭。”蒲宗孟（曾任尚书左丞、知州）每天宴饮要杀猪、羊各十只，燃烛三百。有人请他减少些，蒲宗孟发怒说：“你们要让我在黑房子里挨饿么！”宋朝在各地军政机构设有“公使库”，准许谋利作为官员用度，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熟药，无所不为。各州军又有“回易务”，经营商贩，并将货物，抑配人户，强行售卖，甚至贩卖盐酒违禁之物，图规厚利，交结权幸。全国各地大批的吏员，没有规定的俸禄，贪污受贿，成为合法的收入。官员们“以受贿为生，往往致富”。宋朝自上至下的大批官吏，遇事因循苟且，而又贿赂公行，侈靡腐化。庞大的官僚机构日益腐烂了。
马克思曾把剥削制度社会的国家政权，比做“寄生赘瘤”。列宁写道：“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 ①马克恩、列宁这一深刻的揭露，对于宋代的封建国家也是完全适用的。宋王朝豢养着的大批的官吏和大批的军队，日益显示出他们是封建社会躯体上的大寄生虫，吸吮着劳动人民的膏血。不断有大臣上疏说，养兵的费用，已占国家岁人的十之六七。官吏的俸禄虽然好象比养兵之费少，但通过多种途径贪污剥夺的财富，却比兵费还要大。用人民血汗养肥了的官吏和军队，又反过来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事实说明，只有人民群众起来扫除这些寄生虫，历史才能前进。
侈靡腐朽的皇室 宋朝皇室是最大的寄生虫，也是最大的耗费者。澶渊之盟后，真宗与王钦若定计，伪造“天书”，举行“封禅”（祭泰山和泰山南的梁父山），妄想以此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挽回他的“天威”。大中祥符元年（一○○八年）正月，真宗对群臣说：“去冬我梦见神人，说当降天书。”这时，皇城司果然奏报在左承天门南发现黄帛二丈如书卷，育文字。宰相王旦等都跪拜祝贺，说是“天书”降临，拜读后藏于金匮。龙图阁待制孙姡Вㄒ羰絪hì）对真宗说：“以臣愚所闻，天下会说话，那里还有书？”真宗只好默然。六月间，王饮若又上言，泰山也发现“天书”。真宗说：“我五月间又梦见神人，说来月当赐书于泰山。”十月，真宗由庞大的仪卫扈从，亲自去泰山行封禅礼。王旦等随行。十一月，回京都，群臣争颂功德，说是帝王盛事。真宗自编自演的这次所谓“东封”，竟耗费八百余万贯。一○一一年，真宗又奉“天书”出潼关，祭祀汾阴，费钱一百二十万贯。一○一三年，又去毫州太情宫祭老子。真宗在京都修建玉清昭应宫（道观），铸造神像，并安放“天书”，命三司使丁谓为修昭应宫使。丁谓制定的计划规模宏大，需修建十五年，勒令工匠夜以继昼，七年修成。宫中房屋凡二千六百一十间，金碧宏丽。修建中，到南方砍伐木材，期限急迫，工徒辛劳至死，还要诬指为逃亡，收捕妻子。全国各地也都因“天书”降临，修建天庆观。当时就有御史上言，“今费造竟起，远近不胜其扰”。伪造“天书”、大修道观成为一大祸害，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财，带来了多少灾难！
仁宗以大庆殿为明堂，又举行大享明堂礼（祭天地祖宗），用法驾卤簿（仪仗）达一万多人，一次祭享的用度竟耗费一千二百万贯。祭祀如此，生活的侈靡可知。仁宗晚年服丹药，沉溺深宫，不问政事。大臣奏事，只是点头敷衍。谏官王陶上疏说：“现在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中书、枢密决定，陛下一无可否，岂是为人主之道。”渑池县（渑音敏mǐn）主簿苏辙在仁宗策问时答卷说：“听说近年以来，官中贵姬有几千人。陛下上朝不听议论，便殿不问政事。不要说好色于内不害外事啊！现在海内穷困，生民怨苦，可是宫中赏赐没有限制，要什么给什么。大臣不敢谏，管财政的官也不敢争。国家内有养宫养兵的费用，外有给契丹、西夏的奉赠，陛下又自做一个大坑来耗费其余。恐怕陛下要因此受诽谤而不得人心。”仁宗整天在宫中宴饮享乐。后宫数千人，赏赐动以万计。国库的红罗，都被消费一空。
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 皇室的侈靡和大量的冗官冗兵，使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宋太祖曾对左右说：“军旅（战事）和饥荒要预作准备，不可等临事再向民间征敛。”在国库左藏库之外，另设一内库称封桩库，每年用度的赢余，放到这里封储。但到真宗、仁宗时，消费巨大，不但没有盈余，而且“年年亏短”，不断“支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一○六五年（英宗治平二年），朝廷的剥削收入，达到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但这年朝廷的支出有一亿二千三十四万，非常支出又有一千一西五十二万多，仍然亏短一千五百多万。这些数字说明了宋朝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到了多么残酷的地步，也说明了宋朝的财政日益陷入了危机。
宋朝的财政人不敷出，便不断增加对人民的剥夺，但这又和大地主大商人发生了利益冲突。大地主用各种方法逃避赋税。真宗、仁宗时不断有人主张清查田亩，但最多只能在个别地区试行，便遭到大地主和官僚们的反对而停止。大商人垄断商行，左右赋税，冲击专卖，也不断地从各方面向宋朝争夺着剥削人民的权利。宋王朝的财政危机更为加深了。
三、改革的建策
从真宗统治时期以来，朝廷中就在议论着各种各样的改革的建策，仁宗朝这种议论更加发展。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主张和实施方案。
王禹偁的“五事”——真宗初即位，知扬州王禹偁即应诏上疏，建言五事：一是“谨边防，通盟好”（对辽夏）；二是“减冗兵、并冗吏”，从而减少“山泽之利”的税收；三是严格选举，使人官不滥；四是淘汰僧尼；五是“亲大臣远小人（宦官）”，朝廷信用宰相不疑，宰相择用诸司长官。王禹偁的建议，主旨是在减少官兵冗员，他认为这是“国用不足”的主要原因。
宋祁的“三冗三费”———○三九年（仁宗宝元二年），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一）天下育定官无限员，各级官员增加到以前的五倍：（二）厢军几十万人不作战而耗衣食；（三）僧道越来越多，没有定数。没有受戒的，已有五十多万。“三费”：一是道场斋醮（音轿jiào），百司供费不资；二是京师多建寺观，又多设徒卒，添置宫府衣粮；三是大臣罢黜（音触chù），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国用。宋祁最后又建议仁宗和后宫应节俭，不得妄费。宋祁的建策，主旨仍在裁减官兵，节省靡费，是沿袭王禹偁而略有发展。
范仲淹的“新政”——一○四三年（庆历三年），仁宗任用范仲淹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要他们条列当世急务。九月，范仲淹奉诏条上十事，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下救，祸乱必生，夷狄（指辽夏）骄横，寇盗（指农民起义）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所上十事是：（一）“明黜吵（音治zhì）”。即改变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的磨勘法。官员中有大功“高才异行”者，可特加任用。老病愚昧者另作处理。有罪者按情节轻重处分。（二）“抑侥幸”。改变贵族官员子弟“恩荫”作宫的旧法，严加限制，以减省冗官。（三）“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经学。（四）“择官长”。严格选择转运使、提点刑狱及各州县长官。（五）“均公田”。各地官员按等级给以多少不等的。’职田”，用来“责其廉节”，防止贪污。（六）“厚农桑”。每年二月，提倡各地开河渠，修筑堤堰陂塘，以利农业生产。（七）“修武备”。京师招募卫兵五万人，队捍卫朝廷。（八）“减徭役”。裁并州县建置，使徭役相对地减少。（九）“罩恩信”（覃音潭tán）。朝廷有赦令，各地必须执行。（十）“重命令”。各地法令应由朝廷统范仲淹提出的十项建策，除兴修水利属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其他各项都在于整顿政权机构，以加强宋朝的统治。范仲淹疏上，仁宗颁行全国，号称“新政”。只是修武备一项未能付诸实行。次年，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抵御西夏，朝中官员对新政多有指责。一○四五年初，仁宗即下诏罢废关于磨勘和恩荫的新法。范仲淹被罢免。富弼因附和改磨勘法，被指为范仲淹朋党，也被罢免。韩崎上书谏罢富、范，不准。韩倚被迫出朝，知扬州。范仲淹提出的所谓新政，前后只一年左右，便因贵族、官员们的反对而失败。一○五二年。范仲淹病死。
文彦博的“省兵”——皇祐元年（一○四九年）十二月，宰相文彦博、枢密使庞籍，以国用不足，建议省兵，裁减禁军归农。沿边诸将反对，说是兵士都会弓刀，裁减后必“相聚为盗贼”（起义反抗）。文、庞同奏：公私困竭，只是由于养兵太多；万一“聚为盗贼”，两人愿拚死去镇压。仁宗采文彦博等的建议，下诏陕西保捷兵（禁军）年五十以上和短弱者放归农。共放归三万五千人，存五万人。据说陕西沿边养一兵一年需钱七十贯，省兵后，每年可节省二百四十五万贯。但此后，王德用为枢密使（一○五四——一○五五年），又选厢军补禁军，兵额又增。
王安石上万言书——江西临川人王安石在一○四二年（仁宗庆历二年），中进士，年二十二岁。当年签书淮南判官，一○四七年调任鄞县（鄞音银yín）知县。文彦博建议省兵，王安石持异议，在鄞作《省兵》诗说：“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他指责宋朝兵制是“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提出“百宫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一○五三年，王安石通判舒州。在地方州县做官的王安石，不像朝廷士大夫那样只看到了官僚机构庞大的一面，而且看到了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大地主、大商人的残酷敲剥，将激起农民的反抗。在舒州作《发凛》诗，指出“贫穷主兼并”，说：“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感事》诗说：“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指农民起义）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取资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又作《兼并》诗，直指“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俗吏不知方，掊克（敲剥。捂音pǒu）乃为才”。真宗以“不抑兼并”作为国策，王安石这时已逐步酿成了诛抑兼并的变革思想。一○五七年，王安石调知常州。次年，移任提点江东刑狱，被召人朝，向仁宗上长达万言的奏疏，要求培植人才，改革法度。
王安石指出：国家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在于法度不合“先王之政”。如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又患人才不足，所以人才是当务之急。他建策从教养取任四个方面培植人才，使在位者得其才，然后再审视时势人情，变更天下之弊法。万言书提出了“流俗所不讲”的一些新意，如说官员诚然冗多，但宫俸微不足道。前人理财是“因天下之利以主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理财能得其道，即使官俸增加，也不致有损国家经费。又说当今“法令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是所谓“不能裁之以刑”，治之非其道。万言书奠立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但并没有被仁宗采纳。
司马光上三札——陕州夏县人司马光，一○三九年中进土。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庞籍出知并州，司马光为并州通判，建议筑麟州堡以制西夏，结果宋军大败，庞籍因此得罪，司马光改任开封府推官。一○六一年，司马光任同知谏院，向仁宗上三札子。一是论“君德”，说人君大德有三：仁、明、武。要仁宗“以天性之至仁”，“善无不录，恶无不诛”。二是论“御臣”，任宫信赏心罚，不要只是“累日月以进秩”。三是论“拣军”，“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司马光的三札，重复提出了范仲淹的“明黜陟”和文彦博的“省兵”，强调“君德”“天性至仁”，是宣扬儒学，以别善恶。
南宋思想家陈亮曾经指出：“方庆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但对改革的方针和途径，官员上大夫中显然有着不同的主张。司马光、文彦博等所主张的，只是局限于财用的节省和官兵的裁减升降，也就是基本上仍然维持现状，不作更大的改革。较为激进的范仲淹，也还是着重于官僚机构的整顿。王安石所提出的，是另一种主张，即从他所说的“大法”上着眼来变革法度。不是单纯地用官员升降的办法，而是以加强法治来整顿吏治；不是单纯地主张节省，而是以“理财”来增加国用；改革的方向也不是仅限于官兵，而且指向了社会上的大地主、大商人那些兼并之家。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两种主张的对立在逐渐形成。
（四）农民、士兵的起义
宋朝统一后的几十年间，广大农民和工匠以辛勤的劳动，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生产的果实却被地主阶级所剥夺。宋王朝“尽用衰世衷刻（裒音掊póu）之木，取于民以啖之而犹不足”。地主、富商也争相榨取农民和工匠的膏血，劳动群众陷于残酷的地租剥削和赋役压榨之中，被断绝了生路。青年诗人王令作《梦蝗》诗，假借蝗虫的控诉，犀利地揭露了地主和农民的对立：“尝闻尔人中，贵贱等第殊。雍雍村能官，雅雅仁义儒。脱剥虎豹皮，假借尧舜趋，齿牙隐针锥，腹肠包虫蛆。……割剥赤子身，饮血肥皮肤。……贫者无室庐，父子一席居。贱者饿无食，妻子相对吁。……此固人食人，尔责反舍且（音居jū，语助词）？……吾害尚可逃，尔害死不除！”地主阶级的“材能官”、“仁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