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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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吴御史汴渠》）、水利（《送宋中道倅洺州》）、盐政（《收盐》）、被镇压的囚徒（《叹息行》）以及借评论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来发抒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抱负。在风格上意气纵横，惟意所向，如排山襄陵，略无桎碍。但是，另一方面也因此显得缺乏含蓄；有时用语险怪，多采故典，对后来的诗风带来不好的影响。他的晚年在律诗的技巧上力求精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石林诗活》称赞他的写景诗“选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合，言随意远，浑然天成”。有名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锺山只隔数重山。春风自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绿”字曾经多次修改，先用“到”，后来改用“过”、“入”、“满”，都不合意，最后才选用“绿”字，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说明作者遣词用句，千锤百炼，态度是很严谨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晚年的诗，表面上冲淡宁静，实际上却涵蕴着“烈士暮年”不能自己的“壮心”。“尧、桀是非时入梦”，“每逢车马便惊猜”，所表明的正是一种表面平静所难以掩饰的激情。王安石写词不多，但如有名的《桂枝香》“登临送目”，气势浑厚，是公认的佳作。
苏轼（一○三七——一一○一年），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蔚为一代名家。父苏洵、弟苏辙，都有文名，一时合称“三苏”。庆历以来，士大夫中谈论政治改革是一时的风气。苏轼早年也谈改革，但是，他所提出的主张，除役法改革外，其余都很平庸，缺乏政见。在王安石变法时，他认为是操切生事而予以反对。朱熹评他“分明有两截的议论”；陈亮也讥他“转手之间，而两立论焉”。这是苏轼的弱点，也是当时一些文人的通病，因为他反对变法，终神宗之世，都遭到排斥。甚至因他写诗，语涉讥刺，而被捕入狱，几乎丧命。元祐以后，保守派执政，他又反对司马光废免役而复行差役法，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因而又为保守派所不容。这些都表明了苏轼在政治上的迂阔和天真。但作为诗人，他勇于革新，气势豪放，取得很大的成功。关心现实与不容于现实，构成苏轼思想上用世与超世的矛盾，但其基本趋向还是积极的。熙宁九年，苏轼黜居密州，写成了有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在极度的失意愁怨中发出了“我欲乘风归去”的浩叹。然而，对生活的热爱，又使诗人不忍遁世，终于作出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抉择。苏轼的诗词，在思想矛盾中力求解放，用鲜明的浪漫主义构成独具特色的新声。
苏轼的诗，诸体皆工，尤长于七古。沈德潜称誉他“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梅尧臣、苏舜钦始倡平淡；欧阳修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开拓了北宋一代诗风。苏轼不提倡艰险，但要求“新诗如玉雪，出语便新警”。并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美理于豪放之外”。这“新意”和“豪放”便是苏轼作品的特征。苏轼对词的发展，功绩尤为巨大。他“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酒边词》）。他用写诗、写散文的笔法来作词，不拘守过分严格的音律；并且扩大了题材的范围，使词能同诗歌、散文一样，表达复杂的生活和情致。他采用韩愈所谓的盘空硬语来抒写他胸中的抑郁，使词的创作一反传统的婉约而出现豪放的风格。用硬语代替软语，用言尽意尽代替半吞半吐，用不满意代替满意，这就是豪放派与婉约派的分界线。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大地奇观”（《辛稼轩词序》），为词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但由于他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思想上又杂有老、庄消极成分，所作诗词很少昂扬的情调，连认为要由关西大汉来唱的《念奴娇》“大江东去”，最后仍归结为“人生如梦”，意境是消沈的。
在苏轼周围，集合了黄庭坚、秦观、晁无咎、陈师道（所谓“苏门四学士”）及张来、李廌（合前四人称为“六君子”）等人，形成一个诗派。但他们都不拘一格，各有千秋。黄庭坚在诗坛上与苏轼齐名，他与陈师道同为江西诗派的鼻祖，予南宋的诗风以巨大的影响。黄庭坚（一○四五——一一○五年）江西分宁人，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他以诗文受知于苏轼，由于当时的政争，两次受到贬黜，以至于死。他早年的诗词，大抵效法欧阳修，平易流畅。晚年风格发生了变化。他在《答洪驹夫书》一文中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些话实际是后来江西诗派的创作纲领。它要求：一是诗文要作到“无一字无来处”；驯至末流，便是在作品中大量堆砌典故。二是要能点铁成金，即所谓“脱胎换骨”。他还提倡“奇”、“拗”。“奇”就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拗”就是破弃声律。总之，是力图把冷僻的故事、生硬的语汇，运用到诗中，应该用平的地方用厌，故意违拗，以求声律奇古。拗又有单拗、双拗、吴体三种。这些都是在于形式上的改变。刘克庄说：黄庭坚“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锻炼勤苦”，“自成一家”，大概是不错的。黄庭坚所处的时代，朝廷上党争激烈，政潮起伏不平。他为了保身，在诗文中故作超脱，专从文字技巧上下工夫。因之，他的诗词在思想内容上没有什么特点。
秦观的成就主要在词。他善于刻画，情韵兼胜，但气格不高，纤弱无力，在风格上接近于柳永。苏轼就曾指出：他的《满庭芳》“山抹微云”中，“销魂当此际”句是柳永的词语。
北宋末年，以宋徽宗、蔡京等为首的统治集团沉湎于穷侈极奢的享乐之中。这种风气也给文坛带来了影响。贺铸、周邦彦就是这种影响下产生的作者。他们的作品都是满纸风月。周邦彦的词，南宋人陈郁说是“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戈载说：“其意淡远，其气浑厚，其音节又复清研和雅，为词家之正宗”。近人王国维更说他是“两宋之间，一人而已”，都不免褒扬过分。周邦彦的词主要是写男女之情，只是较柳永稍为含蓄。但他精通音律，能自度曲，所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在词的格律、法度和型式上有所创制，开南宋姜夔、吴文英等人一派的先声。
二、南宋的诗词
北宋亡于女真，南宋避地江南，屈辱苟安。诗人们依据他们的经历而激起多种的情思：离黍的哀思、飘泊的愁怨、投降的耻辱、光复的壮心，所有这些都发为诗词。汉族人民反抗金兵南侵，要求恢复大好河山，成为南宋一代诗词的主流。这一时期有成就的诗人，大都或多或少地受过江西诗派的影响，但他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部分或全部地摆脱了江西诗派的束缚。
南宋初年的诗人曾儿与江西诗派的渊源根深，但他的诗凤清淡，词意明快。他是大诗人陆游的老师，曾因件秦桧而去职。作家陈与义刻意学杜诗，在艺术技巧与思想内容上都高出于同时代的江西诗派中人。他不满南宋王朝的逃跑退却，作品中对沦陷的故乡寄予无限的深情。南宋初的几位著名人物岳飞、张元干、张孝祥等，都是坚定的抵抗派。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一首，浩气凛然，强烈地抒发了抗金报国的雄心壮志，是南宋人民抗金斗争的精神的凝结。张元干的《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和“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二首，慷慨悲凉，表现了诗人坚贞不屈，反对投降的高尚品格。稍晚的张孝祥，在《六州歌头》“长淮望断”里，以炽热的情感叙说了人民渴望恢复的激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藻霓族。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二张的词，直接继承了苏轼豪放的风格，下开辛弃疾一派的先河。
李清照（一○八四———一五一年）是著名的女词人，号易安居士，山东济南人。她的丈夫赵明诚是金石学家。李清照于前辈词人颇推重秦观、黄庭坚。她与赵明诚婚后感情非常融洽。金兵南侵破灭了美满的生活，被迫颠沛南流，赵明诚在赴湖州太守任的道上病死。这以后，李清照只身飘泊在浙东一带，晚景十分凄苦。她的诗留下来不多，但《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送胡松年使金》：“愿将血泪寄河山，去洒青州一杯土！”以及断句“南渡衣冠思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诸作，都表达了她悲愤热切的忧国伤时的心境。李清照的词接近正统的婉约派。她认为词与诗不同，“词别是一家”。由于过分地强调词的音律与婉约的传统手法，她的词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受到很大的局限，但在技巧上十分纯熟，语言艺术上的造诣达到了高峰。她的词，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她早年真挚的爱情与晚年流落的愁苦。《醉花阴》：“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鲜明的形象，含蓄的感情，达到了婉约词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开始就以七个叠字，用浓重的彩笔渲染出了那种无法排遣的愁苦，真具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感。李清照的遭遇，也是当时广大妇女共同的遭遇，因此，虽然她的词情绪低沉，但感情真切，十分动人。
南宋的诗人，旧来都以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并称为四大家。不过尤表现存的作品，不很相称。杨万里（一一二四———二○六年），自号诚斋，早年学江西诗派，后来转而师法自然，创为一种清新活泼、平易流畅的“诚斋体”，写成了不少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抒发忧国忧民情感的诗篇。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年），号石湖，他出使金国时写的七十二首七绝，和晚年归隐石湖时写的《四时田园杂兴》，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佳句如“岂是不能扁户坐，忍寒犹可忍饥难”，确是优秀的作品。
陆游（一一二五——一二一○年）是南宋杰出诗人，字务观，号放翁，浙江山阴人。几时即遇金兵南侵，备受流离迁徙的痛苦。壮年目睹南宋统治者忍耻包羞，强烈要求抗敌复仇，收复失地。他在参加进士考试中，因喜论恢复而受到秦桧的迫害，秦桧死后才被起用。张浚北伐失败，陆游也因“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而被罢黜。其后，陆游宦游入川，先后入参王炎与范成大的幕府。他怀着以塞上长城自许的雄心，从军到汉水之滨，“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金错刀行》）。但是，南宋统治集团文恬武嬉，陆游的热望不免落空。他只能作为一个行吟驴背的诗人，在细雨中的剑门吟哦踯躅。一一七七年，陆游饱含悲愤地写下了《关山月》一首：“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自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对耻辱的和议与醉生梦死的统治者发出了有力的控诉。在四川逗留的八年是诗人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一一七八年，陆游被召回临安后，又作过几任地方官，很不得意，但坚持抗战的主张则始终不移，最后竟因此受到当政者的忌刻，罢官乡居。韩任胄当政时期，陆游曾短期出仕，为韩托胄撰写了《南园阅古泉记》一文，颇为反对派所讥议。其实为抗金而合作，是无可非议的。八十六岁高龄的陆游，在临终前还写下了七律《示儿》一首，渴望王师北定中原。《示儿》诗情思并胜，传诵一时，是罕见的名篇。
陆游诸体皆工而尤长七律，艺术风格雄肆奔放，明朗流畅。刘克庄称他“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下，故当为一大宗。”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作家，直到老年，还是以“无诗三日却堪忧”。他所保存下来的诗有九千三百余首，大部分是抒发爱国的情思。正如靳荣藩《读陆放翁诗集》所说：“卷中多少英雄恨，不是寻常月露词”。
和陆游同时，雄据词坛、两相辉映的，是辛弃疾。辛弃疾（一一四○——一二○七年），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廿一岁时，曾参加耿京所领导的抗金农民起义军。南下投宋之后，积极建议恢复。但是，腐败的南宋统治者，把他视为所谓“归正人”，予以歧视和压制。辛弃疾自青年时领兵抗金，“壮岁施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陆游称赞他“管仲萧何实流亚”，是能文能武的经国之材。然而，却长期充任无足轻重的地方官，壮志难申。“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诗人把他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一二○四年，他出任镇江知府，正当韩托胄紧张地筹划北伐，辛弃疾以廉颇自况，愿杀敌报国。他在镇江府任上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但是很快又被调离，空怀着规复中原的宏愿，抑郁而死。
辛弃疾的词，留传至今的有六百多首。刘克庄称赞为“大声镗，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他继承和发扬了苏词豪放的风格。周密在评论苏轼和辛弃疾时退苏进辛，理由是“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把不同时代的古人放在一起来比长短，未免勉强。苏词首创豪放的风格，其巨大成就是不容否认的。苏词的豪放表现为超逸。辛词继承并发扬了苏词的传统，其豪放则表现为激励风发；在内容上则紧密联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这是南宋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确是苏词所不能及。辛词也在更大程度上突破了词体格律的束缚，自由恣肆，语言也丰富生动，“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但过多用典，即有所谓“掉书袋”的缺点。他在词中往往议论纵横，也时有议论过甚的毛病，致有“词论”之讥（陈模《怀古录》引潘牥语：“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但是，内容与形式并盛，仍是辛词的一大特色。
和辛词风格相同的词人还有陈亮、刘过和韩元吉等。他们政治思想上的共同特点是坚持抗战，并因此而受到压抑和排斥。与之相反，姜夔、吴文英、张炎、周密这一派人则极力回避现实，沉浸于词本身的艺术追求。这种词风的产生也是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联系的。屈辱的对金和约使南宋小朝廷终于稳定了偏安的局面，同时也腐蚀了恢复旧疆的积极精神。举朝上下都沉醉在苟安旦夕，纵情享乐的风气之中。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正是南宋统治腐败靡烂的写照。在达官贵人的酒宴席上，出现了一批吟风弄月的帮闲文人。姜夔、吴文英就是这批文人的代表。姜夔长于音律。他自制谱曲，无不协律，很讲究形式、音律和词藻的美，上承周邦彦而发展为后来以音律为主的格律派。过去评论姜词说：“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