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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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的领域里,南宋后期江西诗派进一步风行,诗风颓靡,形式上生硬拗捩,一派衰败的气象。永嘉四灵(徐照字灵辉、徐玑字灵渊、翁舒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他们都是永嘉人)起而反对江西派,但因为思想内容与艺术功力都比较浅狭,不足以矫正时风。四灵派的推广,成为所谓江湖派(陈起能辑诸家诗,题为《江湖小集·后集》)。这些人都是江湖游士,品类复杂。其中比较出色的有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刘克庄在词上继承辛派词人的豪放风格,是南宋后期能独树一格的重要词人。
南宋末年,蒙古南侵,在南宋的危急关头,文天祥毅然奋起,高举抵抗的旗帜。他也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他兵败被俘后,在《过零丁洋》诗中,慷慨誓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充分显示了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同时的文人如谢妨得、谢翱、汪元量、郑所南、林景熙等也都和文天祥有共同处。他们的诗,悲愤苍凉,表现了诗人们的气节。
三、金元的诗词和散曲
金元的诗词,从风格上讲,大体上是两宋诗词的延续。金初的诗人,多是被拘留的宋朝使者,其中著名的有字文虚中、高士谈和吴激等。他们被迫留仕金朝,但又索情故国;不满忍辱事仇,但又无所作为,只是抒发哀思,很少有积极的情绪。
金世宗、章宗时期,党怀英、赵讽、王庭筠等活跃在诗坛。他们的作品很少触及社会矛盾,在形式上则大都模仿苏轼和黄庭坚。刘祁说:“明昌间,作诗尚尖新”。金中叶的诗风基本上是崇尚江西诗派。当时,金和南宋都崇江西诗派,但表现各有不同。金人追求尖新奇峭,南宋崇尚使事用典。换句话说:金人着重于以俗为雅,而南宋人则以故为新,各执江西诗派的一技。章宗明昌以后,作家益趋于雕章琢句,追求形式的新巧,呈现一种多华而少实的风气。科举考试的文章也要求拘守格法,苟合程式,十分平庸陈腐。赵秉文、杨云翼出,思有以矫正,于是提倡唐宋古文。金宣宗初年,赵秉文在省试时录取李献能。李献能所作的赋“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于是举子大哗,以为“大坏文格”。这种文风是与金朝的衰败相一致的。
金宣宗南迁以后,一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前的一段时期,北方处在战乱之中,沦于蒙古贵族统治之下。元好问的“丧乱诗”就是这一时期的记录。元好问(一一九○——一二五七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人。他的创作生活,前半是随金室南迁汴梁,后半是在蒙古统治下度过。他的诗,“奇崛而绝雕判,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金史》本传)。他力矫前一时期金诗的形式主义颓风,成为金元之际北方文坛的一代宗师。他不满意于江西诗派“奇外无奇更出奇”的风气,没有生拗粗犷的毛病,但也没有完全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他的诗作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续小娘歌十首》描绘蒙古军的肆意俘掠,《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记载了战火所带来的毁灭性的破坏,《雁门道中书所见》、《寄赵宜之》反映了兵乱后人民的灾难。这些诗暴露社会的黑暗、同情人民疾苦,以浑厚深沉的艺术风格而达到一定的成就,但总的基调仍是消沉的。元好问在汴京被围时曾为叛臣崔立撰颂德碑,后来又同张德辉到漠北觐见忽必烈,投降蒙古。金亡之后,山西地方诗人集结在元好问周围,形成所谓河汾诗派。他们的诗摹仿中晚唐。对金的亡国,怀抱淡淡的留恋,有些诗也表现了对人民痛苦的同情。他们的风景诗,刚健清新,多有佳作。
元朝初年,北方和南方的诗文各自保持原有的特色。北方的作者如刘因、王磐、王恽、鲜于枢等沿着元好问所开辟的道路,学苏、黄而小变其调,清澹古朴,意尽言尽。南方作家如刘辰翁、方回、戴表元、仇远、赵孟覜等略变江湖诗派的风格而崇尚晚唐,清丽婉约。他们对蒙古贵族统治下的人民的痛苦有过一些揭露,也隐约地流露出悲凉的故国之思。但总的来说,思想性是薄弱的。成宗元贞、大德以后,北方的元明善、姚燧、马祖常,南方的袁桷相继而起,作古诗模仿魏晋,律诗学盛唐,风格清丽猷壮,开始形成南北统一的诗风。稍后的虞集、杨载、范椁和揭傒斯,号为元代四大家,是当时著名的代表人物。虞集(一二七○——一三四六年),字伯生,蜀郡人,宋亡,留寓在抚州路崇仁。他的诗优裕闲雅,有的作品接近李商隐,格律颇工,而且运用搁熟。所以他自称自己的诗如“汉廷老吏”。杨载(一二七一——一三二三年),字仲弘,福建浦城人。他认为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他的特点是含蓄委婉。范椁(一二七一——一三三○年),字享父,一字德机,临江路清江人。揭溪斯(一二七四——一三四四年),字曼硕,龙兴路富州人。他们二人都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但主要倾向是崇尚晚唐。他们的写作技巧不及虞集和杨载,但内容题材广泛,触及到社会上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
元代徙居中原的各族人,学习汉文化,也涌现出不少运用汉文进行写作的诗人。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刺、丁鹤年、高彦敬、康里子山、达兼善、雅正卿、斡克庄、鲁至道等都颇有时名。回回人萨都刺(一二七二年——?),字天锡,世居雁门。他以写宫词著称,清婉流丽。他的词也很出色,《满江红》“金陵怀古”,沉郁苍凉,继承了苏词豪放派的风格。
元末农民大起义前夕,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朱德润、廼贤等的作品中,对时政的黑暗进行了某些揭露。在大起义战争中,文士多采远居避祸的态度。他们虽然对元朝政府有某些不满,但更害怕人民的反抗斗争。这一时期中比较著名的诗人有王冕、杨维祯等。王冕的诗,自然质朴,气骨高奇,风格有时颇似李贺。杨维祯喜作乐府诗,“大率秾丽妖冶,佳处不过长吉、文昌,平处便是传奇、史断”。一般来说,他的诗,技巧纯熟,内容贫乏。
元代诗坛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散曲”。散曲是文士作家基于民间的“俗谣俚曲”,又吸收词的某些特点而形成的文学体裁。元代散曲极为流行,取得与诗、词同样重要的地位。散曲有小令与套数两种。小令是一个曲牌的小曲,套数是不同曲牌而属于同一宫调的若干支曲联缀成套。明人朱权所编《太和正音谱》,收录元代散曲作家有一百八十七人,其中不少人是达官显宦。他们在纵情诗酒之余,作曲取乐。曲子可由妓女歌唱,内容多是男女私情。也有一些曲是失意文人寄情山水,发抒心中的郁结。如张小山(名可久)、乔梦符(名吉)等人的作品,虽然思绪消沉,但写物状景,造语清新,在艺术上取得了不同于诗词的新成就。一些弃官隐退的文人,饱经仕途的险恶,深知名利场中的丑恶。归隐之后,在曲中寄寓感慨,也偶有几句同情人民疾苦的呼声。如卢疏斋(名挚)、张养浩的某些作品即属于此类。元末作家刘时中,有《上高监司》套数《端正好》两套流传。曲中极其犀利地揭露了吏治黑暗,钞法败坏,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生动具体地描写了人民生活的贫困,是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散曲套数是杂剧唱词的基础。元代的著名剧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等人(见后节),也都是杰出的散曲作家。流传至今的这些剧作家的套数和小令,是元代散曲中的优秀作品。
畏兀儿族作家贯云石(小云石海涯),自号酸斋,曾在两淮任达鲁花赤,精通汉文化,尤长于同曲。归隐后,作曲甚多,有《酸斋乐府》传世。一般说来,散曲较诗词更为通俗易懂。散曲吸收了西域和女真等民族的曲调,声腔也更为丰富新颖。元人杨朝英选录较好的散曲作品,编成《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和《阳春白雪》等曲集。明初人也续有编选。入选的作者,包括一批象贯云石这样以汉文作曲的各民族作家。如阿鲁威、杨景贤是蒙古人,李直夫、奥敦周卿、蒲察善长等是女真人,阿鲁丁、阿里西瑛、赛景初等是色目人。作家中包括了各民族的文士,这也是元朝散曲的一个特点。
(二)散 文
韩愈、柳宗元提倡的古文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五代,宋初,文风又一度发生逆转。宋初承晚唐、五代的靡丽之风,当时的所谓“时文”,即四六骈体文,又在文坛上占居统治地位。西昆派文士杨亿、刘筠倡为繁缛的辞藻,“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一时文士专意于《文选》,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这种僵死浮华的文体当然是令人厌恶的。林逋隐居西湖,皇帝派人去找他。他给来访者写信,用的是“俪偶声律之式”。有人评论说:“草泽之士,不友王侯,文须枯古;功名之子,俟时致用,则当修辞立诚。今逋两失之矣!”当时官府的公文程式用的是俪偶声律之式,而民间通行的则是“枯古散文”,也就是所谓“平文”。但这种散文的发展趋势却是不可遏止的。
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是柳开。其后,王禹偁、苏舜钦、穆修、石介等相继而起。穆修一生潦倒,但搜集韩、柳文不遗余力。在《答乔适书》中,说:“盖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即指以为惑,谓之背时远名,阔于富贵。前进则莫有誉之者,同侪则莫有附之者。”在这种风气面前,他敢于逆流而进,见识和毅力都是超出时人。石介著《怪说》,猛烈攻击杨亿、刘筠的文风是“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篡组,勶耸ト酥扑槭ト酥裕胛鍪ト酥猓忌耸ト酥馈薄J槭侵木Ъ遥谖姆缟鲜浅己拔囊栽氐馈钡拇场
要改革文体,必须改革科举考试,提倡散文。庆历中,范仲淹推行新政,“精贡举”一项规定: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这一改革得到欧阳修的支持。欧阳修认为:“旧制用词赋,声病偶切,立为考式。一字违忤,已在黜落,使博识之士,临文拘忌,俯就规检。美文善意,郁而不申”。新政虽然很快失败了,但欧阳修并没有退缩。嘉祐二年,他主持贡举,极力排抑流行的险怪奇涩之文。所谓“太学体”,实际上即是西昆体。欧阳修排抑西昆,倡导古文,树立了平易流畅的文风,使场屋之习,为之一变。韩愈文章险仄,欧文则简洁明畅,平淡通达。谢叠山说欧文“藏锋敛锷,韬光沉馨”,不如韩文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这种平易的文风,显然更适合于宋代文化发展的需要。
散文经过欧阳修的提倡,在英宗、神宗年间,王安石、曾巩、三苏等都以散文著称于时。韩、柳发动的古文运动在宋代重又得到新的发展。因之,后世将韩、柳与欧、王、曾、三苏并列,号为唐宋八大家。曾巩的文章通达质朴,王安石的文章简健劲峭,苏轼的文章则纵横倏忽,姿态横生。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自然平易,文从字顺,并长于议论说理。朱熹评曾巩“文字依傍道理作,不为空言”。王安石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后人论苏轼,也说他“长于议论而欠弘丽”(《岁寒堂诗话》)。这些评论,大体上说明,宋代散文重新走上了“文以载道”的道路。
北宋时期,古体散文代替了西昆的俪文。但骈体四六文仍用于诏制表启。南渡以后,以陈亮、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师法苏轼,才辩纵横,发展为政论。理学家们则极意强调义理,把文词视为琐事。理宗崇尚道学,淳祐四年,徐霖“以书学魁南省,全尚性理,时竞趋之,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周密:《癸辛杂识》)理学家们重性理而轻辞章,从文学上说,是走上衰敝。故宋濂有“辞章至于宋季而弊甚”之叹。元初的散文作家有姚燧、戴表元等。戴表元的门弟子中最著名的是袁桷。《四库提要》认为他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此后,虞(集)、杨(载)等都以诗文著称。元末,黄溍、欧阳玄也长于散文。但是,总的来说,元代散文基本上还是对唐宋人的模仿,并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可说。
(三)话本与诸宫调
宋金元时代城市经济发展,城市里出现了一些讲说故事的人,叫作说话人。他们讲故事的稿本称为话本。“话”的意思即故事。
说话是从唐代的“说话”和“市人小说”发展而来。佛教的俗讲、变文也在形式上给了它以启发和影响。北宋的都城汴京,说话很盛。说话人多有专长,如说小说、合生、说诨话、说三分、说五代史等。南渡以后,在临安城中说话仍然十分繁盛。《都城纪胜》载:“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讲史和小说的区别,在于讲史一般篇幅要比小说长,讲史大抵依据史书,略加渲染;小说则大都取材于日常生活和口头传说。所以,小说比讲史更吸引听众。
现存的所谓宋元话本都是经过后人修改过的宋代说话人的稿本。讲史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