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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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传奉授官者多被罢免，传升之官多被罢黜，仍留原任。
追谥太后——孝宗即位后，尊奉祖母周后为太皇太后。宪宗王皇后为皇太后。又奉两宫大后旨，追谥生母纪淑妃为孝穆皇太后，附葬宪宗陵（茂陵）。纪淑妃在孝宗立为太子前数月死去，宫中或传出种种疑言。孝宗降黜万喜后，山东鱼台县丞徐顼上疏说：“先母后之旧痛未伸。”“万贵妃戚属万喜等罪大责微”请重行追究。礼部与大臣谋议，以为“宫闱之事，不可臆度”。请在宫中密访贵妃近侍，在外逮万氏亲属鞠问。孝宗不准，降 旨说：“此事皇太后（周后）、母后（王后）宣谕已明。凡外间无据之言，难凭访究”（《孝宗实录》卷三），只令万喜将累次所赏金银等，悉数还官。不久之后，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司马至上疏谏孝宗，说：“圣母之终，不能无疑。然太皇太后、皇太后所以保护陛下之恩亦至。似宜少抑悲思，从容审察，弗伤两宫之意。于凡先帝所行，尤当含弘广大，以盖其愆，勿轻信希冀之徒，为已甚之举。”（《孝宗实录》卷六）纪淑妃原为掳自蛮族的宫婢，宪宗私幸生子，秘而不宣。纪妃长期病苦，事涉宪宗，难以查究。移罪万妃，不免株连诬枉，难得其平。太皇太后、皇太后宣谕阻究其事，不仅为回护万妃，也还为顾全宪宗，用意是明显的。孝宗禀承两宫之意，追谥生母附葬茂陵，又采礼部尚书周洪谟议，在奉把帝后的奉先殿旁，另建奉慈殿，以奉把孝穆。孝宗得以岁时祭祀，博得孝母的美名，也避免了一场宫廷风波。
孝宗在九月间宣诏即位，至十二月，即先后完成了上述的几件大事。罢逐佞幸而不过事更张，追溢生母而不深究既往，从而较为顺利地稳定了政局，建立起新朝的统治。
孝宗弘治一朝，上承成化时渐趋稳固的政局，继续保持长期稳定的局势，号为承平。在国家建设中，先后做出了两项业绩。
治理河患——元朝末年，黄河曾在开封、曹州至济阴等处决口，酿成大患。贾鲁修筑堤埽，使黄河归于故道。明朝建国后，一三九一年，黄河在原武决口，东经开封城北，南至项城，又东经颖州、寿州，入于淮河。元朝修建的大运河会通河因而淤积。永乐时，曾修浚会通河，以通漕运。英宗正统时，黄河又在荣阳决口，经曹州、濮州，冲击会通河与黄河交会地带的张秋镇长堤和沙湾东堤。景泰时，黄河又在沙湾堤决口，右金都御史徐有贞奉命治河，自张秋向西南修渠数百里，以平水势，名为广济渠。孝宗即位后，一四八九年，黄河在开封及黄陵冈决口。次年，又在原武决口，分为三支泛滥。一支自封丘经祥符、曹州、濮州，冲决张秋堤，一支出中牟，下尉氏，另一支泛滥于兰阳、仪封、考城、归德等，下至于宿州，江为大患。户部左侍郎白昂前往治理。在阳武筑长堤以防张秋。在中牟引水入淮河。修浚宿州古睢河，以连通泗水。北塞南疏，使水患得以暂时平息。
一四九二年，黄河又在张秋决口。次年，命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为右金都御史前往督治。一四九四年二月，张秋再次决口，众议纷坛。刘大夏受命后，沿黄河千余里考察形势，与山东、河南守臣集议督治之法。以为张秋乃下流咽喉，不可即治。应先治上流，再筑长堤。刘大夏等征发民丁数万人在上流西岸开凿月河三里许，引入旧河道。又在中牟别开新河一道至颖州东入于淮河。由陈留至归德，修浚淤河，分二道入淮。在黄陵冈南修浚贾鲁旧河，由曹县出徐州。河流既分，水势渐平。起河南胙城北经滑县、东明，东历山东曹县、单县，至于徐州，长三百六十余里。四月间，再塞张秋堤，改张秋镇名安平镇。刘大夏治水功成，孝宗下诏褒赏，进为户部右侍郎。协助刘大夏治水的山东参政张缙进为通政司右通政，代刘大夏继续治河。张缙相度形势，随时修浚。又在张秋决口之东，砌石岸数里，以固堤防。一四九五年初，刘大夏又请筑塞黄陵冈等处，以疏导黄河南流。二月间完工。黄河经徐州入运河，恢复南流故道。黄河水道，经刘大夏等治理后，孝宗一朝，不再有水患发生。
编修会典————四九一年十月，丘浚以礼部尚书入兼文渊阁大学士。次年，刘吉致仕。一四九五年二月丘浚病死。礼部左侍郎李东阳、詹事府少詹事谢迁，入值内阁。一四九七年十月，孝宗敕谕阁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编纂明朝开国以来制度典章。谕“以本朝官职制度为纲，事物名数仪文等级为目，一以祖宗旧制为主，而凡损益同异，据事系年，汇列于后，粹而为书，以成一代之典。”（《孝宗实录》卷一二三，《大明会典》卷首）孝宗敕定书名为《大明会典》，以徐、刘、李、谢为总裁官。徐溥年已七十，于次年致仕，会典的编修，历时四年有余。遍采内廷所藏诸司职掌等书及官府籍册，分馆辑修。依孝宗所订体例，“百司庶事以序而列。官各领其属，而事皆归于职。”（孝宗《御制大明会典序》）全书凡一百八十卷，于一五○二年十二月修成。由刘健等奉表呈进。孝宗敕令刊刻，颁行全国。会典的颁行，不仅保存了历朝制度沿革的纪录，也使官府行政，有所遵循，意义是重大的。此后，正德、嘉靖间续有修订，万历时重修刊布，流传后世，也为清朝编修《大清会典》提供了范例。
三、内宦与外戚
孝宗即位后，臣下称誉“太平无事”，仍依宪宗的先例，从不召见大臣议政。章奏批答均经由内宦，或稽留数月，或并不施行。孝宗在位数年，即逐渐倦政，崇信道术。表面的太平掩盖着重重的矛盾，朝廷的种种积弊也在发展。一四九七年二月，大学士徐博等上疏说：“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疲敝，阎阎穷困，愁叹之声，上干和气”。“将来之患，的然可忧”（《明史·徐傅传》）。三月，孝宗迫于阁臣之请，在文华殿召见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阁臣，授以诸司的题奏，说与先生们商议。徐傅等拟旨，呈孝宗改定，各赐茶一杯而退。这是一四七一年宪宗召见大臣二十六年后，又一次召见大臣，满朝称为盛事。此后，孝宗长期不见大臣，依然经由内宦，在宫中决事。
司礼监太监怀恩，在弘治初年病死。孝宗赐给祠额，题为“显忠”，是宦官中难得的忠良。此后，孝宗倚信的太监李广，以道家符篆和烧炼丹药取悦于孝宗，接受贿赂，荐引官员，强占京畿民田，恃权谋取盐利，赃迹昭著。户部主事胡爟上书弹劾李广“借左道滥设斋醮，惑乱圣聪，耗蠹国储。乃有不肖士大夫，昏暮乞怜于其门，交通请托，不以为耻。”给事中叶绅上疏劾李广进不经之药等八大罪。祠祭司郎中王云凤上疏请斩李广，言词激切。李广借故反劾王云凤，下锦衣卫狱，谪知陕州。一四九八年，李广在万岁山建造毓秀亭成。不久，孝宗的幼女病死，太皇太后周后的清宁宫火灾。说者指建亭触犯了岁忌。周后抱怨说：“今天李广，明天李广，果然大祸来了！”李广畏罪自杀。家中查出向他行贿的名册，列有文武大臣多名，各送黄、白米百、千石不等。孝宗不解说：李广能吃多少，怎么接受这么多？人们解释说：所记黄米是黄金，白米是白银！李广死后，仍有人为他请赐祠额，大学士刘健力持不可。孝宗仍命撰文赐祭。
宦官干政谋私，为害最烈的仍是传奉官与东厂。
孝宗初即位，虽曾罢黜传奉官数千人，但并未废除制度。即位后不久，即因修京城河桥，从太监李兴之请授工匠四人官。此后，传升及传授之官又渐加多。李广大量受贿，就是因为官员们请托传升。至一四九九年，一月之中升授文武官员多至二百余人。兵部尚书马文升与吏部尚书屠滽等上疏，请罢传奉官。孝宗不纳。传奉官的积弊愈演愈烈。
东厂例由司礼监提督太监管领。怀恩死后，太监杨鹏等领厂事，积弊日重。一四九六年十二月，刑部吏徐珪上疏说：“臣在刑部三年，见鞫问盗贼、多因东厂镇抚司所获，其间有称校尉挟私诬陷者，有称校尉为人报仇者，有称校尉受首恶之赃而以为从，令旁人抵其罪者。刑官纵使洞见其情，孰敢擅更一字。”“臣愿陛下革去东厂，剹杨鹏”。（《孝宗实录》卷一二○）孝宗说他狂诞，发回原籍为民。一四九八年御史胡献又上疏请罢东厂。说：“东厂校尉，本以缉奸，迩者但为中官外戚泄愤报怨”，“推求细事，诬以罪名”。孝宗拒不纳谏，将胡献下狱治罪，贬为蓝山县丞。东厂太监得到孝宗的倚信，又与中官外戚交通，原有的积弊也愈演愈烈了。
孝宗为太子时，选纳京畿河间府兴济人张氏女为妃，即位后立为皇后。父张峦原以乡贡入太学。一四九一年，封为寿宁伯。尚书王恕上疏说，钱太后（英宗后）、王太后（宪宗后）都是正位数十年后，现在才封家人。今皇后刚立三年，张峦就已封伯，不可许。孝宗不纳。张后生皇子厚照。一四九二年立为皇太子。张峦又进封为寿宁侯。孝宗又欲封张后弟张延龄伯爵，命大学士刘吉撰诰。刘吉说，尽封二太后（周后、王后）家子弟才可。孝宗不悦，命刘吉致仕，仍封张延龄为建昌伯。同年，张峦死，赠昌国公。子鹤龄袭爵为侯。张鹤龄、张延龄兄弟恃张后支持，占田经商谋利，又与内宦及东厂太监结纳，恣为不法。一四九二年与宪宗生母太皇太后周后弟长宁伯周或两家争夺商利，至令家人在街市上聚众斗殴，京城震骇。九卿上疏说：宪宗皇帝曾有诏书：勋戚之家，不许占据关津桥梁水肢及设肆（商店）鬻贩，侵夺民利。违者听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执治以闻。“迩者长宁伯周或、寿宁侯张鹤龄两家，以琐事忿争，聚众兢斗，喧传都邑，上彻哀居。盖因平日争夺市利，已蓄忿心。一有所触，遂成仇敌。失戚里之观瞻，损朝廷之威重”（《孝宗实录》卷一一七）。请求降旨，遵宪宗诏旨，凡贵戚店肆，悉皆停止。孝宗敕令揭榜晓谕。张鹤龄兄弟注籍宫禁，得以出入内宫。一日，张鹤龄醉酒，带上皇冠。宦官何鼎怒斥他无礼，奏言二张大不敬。张后竟激怒孝宗，将何鼎下狱，又命李广将何鼎打死。张鹤龄受孝宗赐地四百余顷，竟借山侵占民地多至三倍，并打死平民。巡抚勘报，孝宗竟将所占地给与张鹤龄。周太后弟周或有赐田过制，官员请予勘正。孝宗不许。周后得知，说：怎么能因为我的缘故，枉皇帝的法！终于将多占田归还官府。与周太后不同，张后执意纵容两弟骄横不法，继续结纳市井无赖，谋夺民利，又将寡母金夫人奉养宫中，权势更重。一五三○年二月，户部主事李梦阳上疏，斥张鹤龄“招纳无赖，罔利贼命”（《国榷》卷四十五），张鹤龄上疏自辩，并反指李梦阳疏中有“陛下厚张氏”语，罪当斩。金夫人也向孝宗陈诉。孝宗将李梦阳下狱，一月后释放复职，罚俸三月。史称孝宗对李梦阳有意曲为回护，但由此也可见张后与外戚之专横不法，已难于制止。
四、边地风云
弘治一朝，边境上迄无重大战事，但在局部地区也曾出现过短暂的风波，主要仍是北边的鞑靼与西北的哈密。
鞑靼边事 都海扶立达延汗后，即致力排除掌握兵权的亦思马因太师，以巩固汗权。明宪宗成化末年，亦思马因败逃，西依瓦刺。达延汗遣郭尔罗斯部的脱火赤（托和齐）追击，亦思马因败死。哈密都督罕慎向明廷奏报了亦思马因的死讯。孝宗即位后，达延汗于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年）六月，派遣一千五百三十九人的使臣队至大同，向明廷贡马骡等近五千匹。巡抚大同都御史许进向明廷奏报，请裁定入贡人数。历来鞑靼遣使人贡，既是表明政治关系，也是一种贸易方式。贡使越多，获得明廷回赐也越多。明廷因而多有限制。明孝宗敕令正副使等五百人来京，其余留大同款待候赏。一四九○年，达延汗再次遣使入贡，明廷赏加使臣并赐达延汗蟒龙服、红缨、琵琶、帐房等物，由使臣领回。瓦刺太师火儿忽力等也遣使入贡。明廷一例接待，给予赏赐。
达延汗与满都海夫人领兵西行，攻打瓦刺，以求实现统一全蒙古的宏图。一四九三年六月，甘肃官员向明廷奏报，鞑靼被瓦刺战败，住牧宁夏贺兰山后。一四九六年五月，鞑靼遣使，请准三千人入贡。不久，又称因回军攻打瓦刺，暂停遣使。此后，达延汗连年与瓦刺交战。
一四九八年二月，遣使六千人入贡，明廷准二千人入关，五百入入京。
鞑靼与瓦刺在明廷西北甘肃、宁夏邻境交战，不时在边界地带与明军发生冲突。一四九八年十月，明廷起用因结纳汪直致仕但熟悉边务的王越总制甘、凉各路边务。次年七月，王越奉敕出兵，袭击贺兰山后鞑靼驻军，自宁夏分三路出击，斩首四十二级而还。明廷对各级军兵记功授赏。此次不必要的战事，全由明军发动。
战争之后，达延汗不再向明朝入贡。
一五○○年，达延汗部己故的知院脱罗干之子火筛（科赛）自大青山入威远卫。明游击将军王果见往来军兵不多，仓促出击邀功，遭伏兵袭击，军士亡失千余人，裨将五十二人战死。副总兵马升、参将秦恭拒不出援。王杲大败，大同报警。王杲败报传到京师，明廷大震，京师戒严。孝宗改变不见大臣的惯例，急召刘健、李东阳、谢迁三阁臣商议军政。王杲、马升、秦恭俱以罪论死。以平江伯陈锐为靖虏将军防守大同。火筛军继至大同左卫，陈锐不敢出战，游击将军张俊出兵小胜，被擢为都督金事，充总兵官。此后，大同仍有小规模的战事。
这年冬季，达延汗领兵数万，大举西征河套地区反抗他的阿尔秃斯部（《蒙古源流》著其人名满都责阿固勒呼）。阿尔秃斯战败，即在明边境扰掠。明军略有交锋，即夸大其事，谎报获胜，以邀功请赏。明廷得报，即误认是“小王子（达延汗）寇边”，一五○一年三月，命鸿胪卿陈寿以右金都御史巡抚延绥，继而又命靖虏将军朱晖为总兵官，史琳提督军务，太监苗逵监军，率五都督领重兵去延绥防御。七月，达延汗部在明宁夏后卫花马池边地与明官军交战，明都指挥王泰败死。九月，孝宗敕责朱晖、史琳、苗逵等，起用已致仕的秦纮为户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制陕西军务。秦纮至边，整顿军旅，观察形势，上书陈奏，边务当以守备为本。随即在花马他以西，固原镇以北各筑屯堡，募民屯田，又在开成等县拓治城郭，招徕商贾。经营年余，边地渐安。一五○二年十二月，孝宗准秦纮议，改陕西开城县为固原州，置总制府，设总制、参将、游击等官，成为军事重镇。一五○四年六月，达延汗再遣使臣六千人自大同入贡。大同守臣上书，亟言和好之利，用兵之害，奏请准贡。明廷依旧例，准二千人入贡。
鞑靼达延汗致力于统一蒙古的大业，并无意南侵，恢复大元。明廷君臣因有英宗被俘的教训，对蒙古特加警惕，但于蒙古内部的情势并不甚明了。蒙古流散部众不时在边境扰掠。边将奏报，又往往虚张其事，希图升赏，以致屡有纷争。但明孝宗旨在对外防御，达延汗志在内部统一，这一基本形势决定了双方在经历一些风波后，仍能继续保持对峙的局势而不致酿成重大战事。
哈密争战 宗即位后，于弘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