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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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陷于无所作为的境地。武宗死后，张太后倚用杨廷和等阁臣定策立世宗，阁臣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世宗在后来的诏书中，一再提到他初即位时，内阁老臣欺他年幼。他有意独立处事，不为内阁所左右，对阁臣多所限制。大礼议后，他任用新人，重建内阁，称杨一清、张璁等为“辅臣”“丞弼”。在新政的推行中，内阁又显示出决策性的重大作用。此后，世宗皇位巩固，崇信道术以求长生，阁臣由咨议渐成辅弼，权位日重了。
　　崇道修玄——明朝自开国以来，即礼重佛、道。宪宗宠信僧继晓，广封僧道官。武宗、刘瑾也大兴佛寺，番僧入于禁苑，僧道传升官充斥于朝。世宗初即位，即采工部侍郎赵璜议，没收大能仁寺妖僧齐瑞竹资财，毁除佛像，又查禁京师淫祠，革罢僧道传升官。但听信太监崔文，信奉道教斋醮（道场）祷祀。明太祖曾封授龙虎山张道陵的后裔张正常为真人。宪宗、孝宗两朝多次封授他姓道士为真人。一五二四年，世宗召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祷祀雨雪，有验，封授为致一真人，总领道教。宫中设醮，世宗亲自祷祝。一五三四年，世宗见禁中佛殿的佛像有淫亵之状（当是密宗神像），命废除佛殿改建内宫，又将佛殿所藏佛牙及佛像等一万三千余斤，在街市通衢大道公开焚毁。从此宫中不见佛殿，只有道场。这年，世宗杜贵妃生皇子载垕（穆宗），世宗认为是邵真人祷祀之功，加授邵元节礼部尚书。一五三九年八月，邵元节病死。次年，世宗封授他生前所荐引的道士陶仲文（原名典真）为秉一真人，领道教事。
　　嘉靖时文士何良俊说，当时的道士有三千六百家，“盖剑术、符水、服金丹、御女、服日月精华、导引、辟谷、搬运、飞精补脑、墨子服气之类皆是，不可以一途限也”（《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二）。大抵世宗初年奉道，还是在于求雨祈年，以巩固皇位。中年以后，自称多病，服食丹药以求长生。道士段朝用进献自炼的金器，说是作为饮食器皿用，可以长生不死。又自称可以点化金银，补助国用，世宗信以为真，召他入朝。后来证明都是谎言，被人揭发下狱，死于狱中。宫中斋醮祭天，例需撰写“青词”，是奉祭天神的表文。世宗常命文臣代撰，后来竟由内阁大学士撰写供奉。世宗此举，似在向臣下表明，他确是受命于天，可以上与天通，但由大学士撰写诞妄的青词，自是有失体统，不免传为笑柄。一五四二年十月，世宗宿于曹妃宫中，宫婢杨金英等十余人乘世宗熟睡，企图用绳索把他勒死。方后闻讯赶到，世宗得救，宫婢被擒处死。此事原委，史书记载甚简，但似无重大的政治背景。世宗采邵元节主静之说，以静摄修玄求长生，据史事记事，也并不象武宗那样淫乐无度。朝鲜《李朝实录》载归国使臣的书状记此事说：“盖以皇帝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少不容恕，辄加捶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余人，蓄怨积苦，发此凶谋”。又记得自明人的传闻：“皇帝笃好道术，炼丹服食，性浸躁急，喜怒无常。宫人等不胜怨惧，同谋构乱云。”（朝鲜《中宗大王实录》卷十）朝鲜保存的记录，可能较为接近于事实。
　　宫婢之变的次日，世宗即迁出大内，移住西苑。此后二十余年即常居西苑，号为静摄修玄，虽然仍不时亲自改订诏敕、批答奏章，但不再朝见大臣。中年以后的世宗，由初政时的革故鼎新演变为静摄修玄，内阁大学士因而得以更多地预政，权势日隆。
　　阁臣倾轧——一五三七年四月，世宗因内阁规制未备，命太监高忠与大学士李时等议，在文渊阁正中一间设皇帝御座，旁四间各相间隔，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贮藏书籍，阁西制敕房之南，添造卷棚三间，安置书办。《世宗实录》说：“于是阁制，视前称完美矣”。（《世宗实录》卷一九九）阁臣原备顾问且非专职，世宗规划的“阁制”，使内阁成为阁臣经常的办公机构。次年九月，南京礼部尚书霍韬上书说：“陛下总揽乾纲，政自己出，宜无所谓权柄下移者，乃其疑似之迹则有之。内阁之臣，止司票拟，而外人不知者遂谓朝廷大政举出其手。”（《世宗实录》卷二○四）他举出官员的任免事例，说明阁臣超越本职，参预其事。霍韬的奏疏表明，“止司票拟”乃是原走的制度，并未明文变改。“权力下移”则是逐渐形成的事实。外人以为大政举出阁臣，并非无据。万历时，沈德符说：“内阁辅臣主看详票而已，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又说：自翟銮以后“无不以殿阁大学士为真相”（《万历野获编》卷七），当是反映了嘉靖以来人们的一般观念。
　　内阁权位渐重，阁臣间的相互倾轧，也日益严重。江西资溪人夏言，在大礼议后，于一五三○年以吏科给事中进为侍讲学士，建言分祀天地，得世宗宠遇。次年即擢任礼部尚书，与张璁不和。行人司正薛侃因上疏建言择藩王居守京师，获罪。张璁事先已得见此疏，送呈世宗，说是出自夏言。薛侃案后，张璁因有意中伤夏言，奉旨致仕。次年，还朝。一五三五年因病归里。一五三六年，李时为内阁首辅，夏言加武英殿大学士人阁，参预机务。一五三八年，李时病死，夏言继任首辅。
　　夏言入阁后，札部右侍郎严嵩进为礼部尚书。江西分宜人严嵩，弘治时进士。正德时，为南京翰林院侍读。世宗即位，召为国于祭酒，后出任礼部。一五三九年，夏言与严嵩随同世宗去湖北安陆，祭显陵（生父献帝陵）。夏言乞候回京，严嵩奏请表贺，得世宗嘉许。此后，严嵩谋与道士陶仲文设计倾陷夏言，夏言则指使亲信弹劾严嵩。一五四二年六月，严嵩向世宗历陈夏言欺凌之事，六月，夏言被削职。八月，严嵩授武英阁大学士，入值内阁。这时他年已六十，仍勤于任事，得世宗信任。夏言去后，原在内阁的大学士翟銮继为首辅。一五四四年，严嵩指使言官弹劾翟銮之子考中进士有弊。翟銮被削职。严嵩继任首辅。
　　严嵩为首辅未久，阁臣吏部尚书许瓒、礼部尚书张壁等即奏陈严嵩处事独断。一五四五年十二月，世宗又将已削职的夏言召还内阁，恢复原官，位在严嵩之上。
　　夏言复职，志得意满，所拟批答均自行处断，不理严嵩，又逐步斥逐严党官员，非严党的朝士，也往往因而受祸。严嵩厚赂内官，伺机报复。严、夏互相倾轧，日益激烈。
　　原由夏言荐用的陕西三边总督曾铣曾在一五四六年上疏，建策出兵收复河套，以抗御蒙古，得到夏言的支持。宣大总督翁万达依据他所了解的蒙古情事，认为不宜挑起战事。朝臣中议论不一。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年）正月，世宗命内阁议复此事，意在驳复，严嵩乘机上书，说原来拟旨褒奖曾铣，“臣皆不予闻”，称：河套必不可复，师既无名，费复不浅。又进而攻击夏言在内阁“骄横自恣，凡事专决。不椎常务不获与闻，即兴兵复套，事体重大，自始至终，亦并无一言议及”。（《世宗实录》卷　三三二）夏言上疏抗辩。世宗命削夺夏言官阶，以尚书致仕，逮捕曾铣问罪。严嵩又与锦衣都督陆炳等指告曾铣与夏言妻父苏纲结纳，厚赂当道、克扣军饷，掩败不报。世宗将曾铣与苏纲下诏狱拷讯。四月间又逮捕夏言，下镇抚司，查讯恣妾父苏纲为好利之罪。曾铣被指为“罔上贪功”、“交结近侍”，依律处斩。十月，夏言坐与曾铣交通，也被斩首。
　　夏言死后，严嵩继为首辅，长达十余年之久。世宗居西苑玄修，严嵩得以独揽相权。曾铣案后，朝臣不再敢说边防事，随即爆发了蒙古俺答汗的南侵战争。
（二）蒙古俺答汗的南侵
　　明武宗正德时期，被称为鞑靼的蒙古诸部，在达延汗统治下，呈现出新的局面。达延汗在统一了东部即左翼诸部后，又进而征服了西部地区的右翼三万户，并分封他的子孙分别统领左右翼诸部，重新建立起黄金家族的统治。
　　明世宗时，达延汗之孙，统领右翼的俺答汗以河套地区为据点，日益强盛。一五五○年自大同侵入明朝境内，直抵北京郊外，明王朝又一次面临着严重的骚扰。
一、达延汗西征
　　明孝宗弘治末年，达延汗连年西征阿尔秃斯等部。一五○九年，明武宗得到报告说，曾经在大同战败王果的火筛与小王子相仇杀。大约即在此后不久，达延汗征服了火筛统领的满官嗔（蒙郭勒译）部，又称为土默特。次年，明朝又得报，原已投附鞑靼的永谢布（永邵卜）首领亦不刺联络阿尔秃斯部背叛达延汗，被小王子即达延汗战败，亦不刺西逃。《蒙古源流》详记此次战事并录有达延汗西征的命令，说是率领左翼的察哈尔部、喀尔喀部、乌梁海部和科尔沁部共同抗击鄂尔多斯（阿尔秃斯）土默特和永谢布三万户（三部）。战争爆发在达兰特里衮地方。《源流》说“达延汗，遂收服右翼，平定六万兵民大众”（清译《蒙古源流》卷六）。达延汗把秃猛可获得完全的胜利，实现了左右翼诸部的统一。
　　早在明孝宗弘治元年即一四八八年，把秃猛可就曾以达延汗即全蒙古汗的名义，以蒙古文致书明朝，明大同守臣一度误译为“大无”。征服右翼诸部后，再次宣布他是全蒙古的汗。不过，这所谓全蒙古，主要还是明人称为鞑靼的诸部。西部的瓦刺仍然占据西北地区，具有相当的势力。东北的兀良哈三卫，隶属于明朝，也不归达延汗统治。但是达延汗西征的胜利，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诸部纷争，鞑靼蒙古得以在东起克鲁伦河，西至河套地区的广阔草原往来游牧。蒙古历史的发展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意义是重大的。
　　达延汗把他直接统领的左翼察哈尔、喀尔喀和右翼鄂尔多斯、永谢布、土默特等五部，号为五万户，分封给他的子孙，重建起成吉思汗家族后裔的统治。科尔沁部原为哈撒尔后裔所统治，不在五万户之内。察哈尔万户是达延汗的基本属部，封授给长子铁力（图喀），不久，死去，传子卜赤（博迪）。右翼三万户被收服的部众，仍沿甲原来的部名，封授给次子五路士（乌鲁斯），遇害，又封给三子阿著（赛音阿拉克，又名巴尔斯）。其余诸子分领喀尔喀及其他属部的基层组织鄂托克。
　　大约在明武宗未年，达延汗死。阿著曾暂袭汗位，不久也病死。卜赤继为大汗。世宗嘉靖时，阿著子吉囊（清译全名为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统领阿尔秃斯，弟俺答统领满官嗔即土默特部。兄弟二人出入河套地区，成为诸部中最强大的势力。
　　原来随从达延汗西征的乌梁海部众，在西征之战后·又不时在北边掳掠。卜赤汗与吉囊、俺答多次出兵征讨，一五三八年征服了乌梁海，将其部众分配给各贵族为奴。
　　西征战后，永谢布的首领亦不刺率残部西逃，与西逃的别部卜儿孩联合，住牧于青海湖畔。约在一五三二年，吉囊、俺答兄弟率兵十万，屯驻河套。以四、五万骑西击亦不刺、卜儿孩营，收其大半部众，卜儿孩遁走。一五四二年吉囊死。俺答统领右翼三部的部众。随后再次出兵西征。蒙文《阿勒坦汗传》说：此次远征“降服仇敌博喇海（卜儿孩）太师于合鲁勒合雅之林”，（珠荣嘎汉译本第四三页），将收服的永谢布部众赐予其未弟之子岱青。《阿勒坦汗传》又记，此战之后，俺答的声名传闻四方，“博迪（卜赤）汗等为报答勇敢真诚的阿勒坦汗，于额真前，当六万户之面，赐号曰土谢图彻辰汗”。（同上，第四五至四六页）
　　俺答拥有右翼三部之众，以河套为据点，势力至于青海，拥有汗号后成为实力胜过卜赤汗的又一个蒙古汗。一五四四年，俺答汗又领兵远征朵颜、福余、泰宁等兀良哈三卫。三卫首领相继降服，分别附属于俺答兄弟子侄。
二、俺答汗的侵掠
　　俺答汗声势日盛，以丰州川与阴山地区为基地，因而需要与明朝通贸易，以换取当地蒙、汉居民所需求的农业、手工业工具和粮食、丝绸等物产。早在一五四一年，俺答即派遣蒙古使臣肯切与汉人石天爵至大同，请求通贡市，并说如许通市，即令边民垦田塞中，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否则，将南下掠夺。大同巡抚史道上奏，兵部议复，拟准入贡通市。世宗以为求贡不可信，群臣从而附和。世宗下诏悬赏擒斩俺答，并将肯切扣留。次年五月，俺答等再遣石大爵等至大同请求入贡，说蒙古迫切需要纱缎，贡市对双方有利。如果一再请求不准，将要纵兵南下。大同巡抚龙士有将石天爵逮送朝廷，世宗竞将石天爵与肯切一起处死。双方矛盾激化，俺答南下不可免了。六月，俺答军自大同人明境掳掠，明军全无戒备，无力抵御，俺答自大同直驱太原，南至平阳，东趋潞州，然后北上出雁门返回。前后历时月余，沿途掳掠人畜资产，山西居民多遭劫掠。
　　俺答称汗后，于一五四六年五月，再遣使至大同投书议和、求通贡市，被大同边兵杀害。七月，又向大同递送蒙文文书，请准入贡。请限以地点、人数、时间，准许入贡，世宗不许。次年，俺答遣使李天爵持文书来大同，说今年羊年（丁未）利于取和。请贡马驼，求赐蟒缎等物，东起辽东、西至甘凉边境人互不相犯。翁万达代为转奏。这时，夏言、曾铣正主张出兵收复河套。朝臣议论不一，世宗犹豫不决。世宗从严嵩议斩夏言、曾铣，但仍未准俺答通贡。一五四八年，翁万达上疏，力陈前岁山西守臣之失，请加强边墙守备，又上疏说俺答“以求贡不遂，既耻且愤，声［言＇将纠众聚兵，待时一举”并再次代陈求贡之意。世宗驳斥说：“胡乃屡以求贡为言，其令遵前旨，一意拒绝。”（《世宗实录》卷三三四）
　　一五五○年（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六月，俺答率军攻掠大同。《阿勒坦汗传》说他聚集右翼三万户在上都白室之地会师，以其子辛克（僧格）为先锋，向汉地进军。明大同总兵张达奋勇抗击，被蒙古伏兵包围，副总兵林椿领兵营救，两将皆战死。世宗以原甘肃总兵仇鸾为宣大总兵，仇鸾遣入以重金赂赠俺答，相约不犯大同。八月，俺答移兵东去，由蓟镇攻古北口，巡抚蓟州都御史王汝孝以火炮抗击。俺答别遣一军由黄榆沟拆除边墙进军。由密云攻掠怀柔、顺义。巡按顺天御史王忬出驻通州防御，上疏告急。俺答军至通州，京师大震。兵部尚书丁汝夔急忙部署防守京城事宜，点阅京军册籍，据说“时册籍皆虚数，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明史·丁汝夔传》）。临时征募居民及四方应武举诸生约四万人防守京城，急调各地兵入京师勤王。援军五万集结京畿，明廷未及储备粮秣，据说，“犒师牛酒诸费皆不知所出。户部文移往复，越二三日，军士始得数饼。”（《鸿酞录》卷一六）仇鸾所率大同兵二万入京，世宗以他为平虏大将军，统率各地援军。仇鸾不敢出战。俺答至京城东直门外，命俘虏携带启书致世宗求贡市。世宗在两苑召阁部臣集议。内阁首辅严嵩说俺答是“抢食贼，不足患”，贡市是礼部事。礼部尚书徐阶认为应权且准许通贡，但不可“临城胁贡”，可令退出边外，另遣使经大同守臣人奏，才可准许。《阿勒但汗传》说明廷遣使杨增（珠译杨兀札克）来议和，说“不如往来买卖通贡”
　　（珠译本页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