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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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解进一运，以四千匹为率。一六○一年七月，令陕西羊绒袍服另织新样，但一年解进四千匹之额不改。次年七月，工部尚书姚继可奏称：已解绒服等物，充斥内库，积久易蛀，不无可惜，陕西累年土瘠民贫，民不堪命，请求将陕西织造羊绒袍服之事暂予停止。神宗敕：姑准织进三千疋，以示宽省民力。一六○六年二月，李太后加上徽号，神宗又敕陕西进贡的羊绒袍服“今于每岁再减一千疋，以甦民困”。（《神宗实录》卷四一八）
山西潞绸之坐派始于一五七五年，数量为二千八百四十疋，用银一万九千三百三十四两。一五八二年，再派四千七百三十疋、用银二万四千六百七十余两。神宗亲政后，于一五八七年派二千四百三十疋，用银一万二千余两；一五九○年，又派五千疋，用银二万八千六十两。时万历十五年所派者尚有一千六百余疋未曾织解。这次增派，曾有工部尚书石星、工科都给事中张养蒙等人反对，但未被采纳。一五九五年十月，工部请停罢山西应解潞䌷，以宽民力，神宗仍不允。一五九七年九月，并因织造违式违限，将山西抚按等夺俸半年，潞安知府等降一级。
供应皇室消费的“烧造”，以江西瓷器的上供最为烦重。一五八二年秋七月，令江西饶州造瓷器九万六千六百多件。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多为无益之器或不急之物。一五八四年三月，工科都给事中王敬民极言磁器烧造之苦，与玲珑奇巧之难。得旨：将其中的烛台、屏风、笔管等减半烧造。一五八五年四月，又因御史邓鍊等的请求，烧造难成的屏风、烛台、棋盘、花瓶、新样大缸等，已造成者采进，未造者可停止。后来，江西巡抚陈有年等再加请求，神宗勉强同意再次减轻了一些江西的烧造。一五九一年，神宗又派江西烧造磁器十五万九千余件，续派八万余件。后来才逐渐有所减轻。
山西潞安自嘉靖年间开始坐派砂器，一五六○年（嘉靖三十九年）为五千个，次年为一万五千个。一五九○年（万历十八年）继续坐派一万五千个。砂器一万五千并备余器，价值不过银一百一十余两。但这一万多个砂器运往京城，规定要用红櫃装封，铜锁錀，黄绳扛，需费银二百余两；用夫一千三百名，费银一千八百余两；打点使用费银二百五十余两，以上几项合起来，共用银二千三百六十七两九钱。此外，装在红櫃中的砂器还须用净绵塞垫。潞安不出绵花，要到外地采买，费银近二百两，加上打点使用三百五十余两。一万多件砂器运往京城共需运载费银二千八百三十三两六钱，比砂器本身的价格高出近三十倍。
随着宫廷生活的侈靡，宫中宦官、匠役等供役使的人员也日益增多。穆宗隆庆元年（一五六七年），曾规定内宦监局的匠役额数为一万五千八百八十四人，一五六九年更减少为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七人。万历十四年（一五八六年）三月，有人指出，当时诸监局之匠役，不下一万六千四百，至于内廷的宦官也增至万余人。一次收用的新宦官即超过千人。一五八八年十一月，命选收净身男子二千人；一六○一年四月竟连收两次，第一次收用净身男子三千名，第二次添收一千五百名。这时的宦官还不得干预朝政，但从宫廷的靡费中却可以中饱私囊。一六○○年三月工部尚书杨一魁揭发，景陵“插补桃梅，所需不过（银）千数上下，而内官监揭开物料数内，约费二万有奇，夫匠工食之费犹不与焉”。（《神宗实录》卷六四五）一六一二年，工科给事中马从龙奏称：“臣每见朝廷有重大典礼，中人群小视为金穴，实用百无一、二，余尽耗蠹于若辈之手。”（《神宗实录》卷四九二）内廷宦官成为宫廷内部的一大贪污集团，皇室的靡费，更加难以节制了。
二、矿监税使的掠夺
宫廷侈靡过度，耗费日增。明初，宫廷年入税银一百万两，渐不敷用。一五七八年，神宗结婚，命户部太仓库增送银二十万两输内库。此后，每年依例命太仓库进上。户部因原无额派，不得不挪移他项钱粮，屡请除免，不得获准。直到一六○九年，因阁臣力争，才被取消。此外，神宗还不时向户部索取国帑，移作宫廷用度，时称“传索帑金”。一五八四年，因内库缺乏，取太仓银十五万两，一五八七年又取二十万两。边赏首功例由内库支领，神宗改为万两以上的赏银，由太仆寺马价银内发给。此外，一五八四年还曾直接取太仆寺马价银十万两，进供内廷。光禄寺因前朝节缩，曾有积储。神宗不时传索，前后共传进宫银达一百一十万两。神宗不时传索帑金，不能不受到内阁和户部的抵制，但仍不能满足日益奢侈的需求。
一五九二年平宁夏喼剑姆燕鸲儆嗤蛄健３手剑群蟀四辏泥甙儆嗤蛄健Ｅ哟蟮木芽В构饪萁撸岩栽俑旱；适业南选Ｒ晃寰帕耆拢つ鸹稹Ｑ蛹扒骞焦惴佟４文炅拢始⒅屑⒔钣衷饣鹪郑罴爸芪Ю确浚急簧栈佟Ｖ亟ü睿枰薮蟮姆延茫谑浅晌褡谒压尾聘坏睦碛伞Ｗ砸晃寰帕暌岳吹娜昙洌褡谒煲粤暾魈郑獠刎呀撸罟げ朴茫蝗碳优尚∶裎桑叫沙龃笈谕⒒鹿伲浴翱蠹唷焙汀八笆埂钡拿澹箍巳段У拇舐佣帷�
矿监由皇帝特派赴各地督领金银矿的开采，税使则奉皇帝特旨征收各地各行业的商税。矿监与税使均由宦官充任，因而又泛称为内使或中使。有些矿监也兼为税使。搜括所得可直接进奉内廷，供皇帝和皇室消费。
世宗嘉靖时，各地矿冶曾广泛开采。穆宗隆庆时，因防暴乱，曾在京畿地区禁止开矿。神宗派出矿监，始于一五九六年。这年六月，“府军前卫千户仲春等奏开采以济大工”，七月二十日，神宗差承运库太监王虎同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金书张懋忠于真保蓟永等处开采样砂进览”，（《神宗实录》卷二九九）此后，中使四出，矿监遍及各地。京畿附近之昌平、真、保、蓟、永、房山、蔚州、昌黎，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棲霞、招远、文登，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南直隶之宁国、池州，湖广之德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陕西之西安，以至四川、辽东、广东、广西、江西、福建、云南等地。三年之间，矿监几乎遍于全国。
矿监督领开矿，一般是只督百姓自行采取，不得支费公努，地方上的抚按调兵防护。矿夫多是招集熟惯采取的盗矿的居民。开采之费全由富户供办，约定开采后偿还。矿头择富民担任。开矿所得，一般规定官民均分，以一半归矿监为代表的官方，另一半与民，作为开凿运送之费。也有“官四民六”，各地略有不同。由于报矿者对矿情多不明了，开采的矿洞，多属贫矿，加以开采技术不高，开采后常常是得不偿失，甚至全无所得。一些地方的矿监于是推行包矿法，把开矿收入改为由民间坐数纳银，或令富户包赔，或纳入一条鞭税额科派平民，甚至括取地方库银充作矿利代解。包赔矿银并经神宗敕准。《神宗实录》载：万历三十一年（一六○三年）七月，准易州、阜平等十一州县派包矿银一千七百两，说是“以示朝廷虑恤畿辅地方之德意”。一六○五年八月，准南直隶等处矿务银两听该府州包纳解进。如果说解除矿禁，多少有利于矿冶业的发展，那么，包矿制的实行则变成以采矿为名的巧取豪夺。富户至于平民，都凭空增加了科派的税银负担。
税使（又称税监）的派遣也始于一五九六年。这年十月命宦官张晔赴通州张家湾征税，又命宦官王朝用督征天津店租。此后税使四出，由督征变为自征。《明史·食货志》所记派出税使之地，自京畿的密云、芦沟桥，南直隶的京口、苏州，以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浙江、广东、广西各省的通都大邑和关津要道。税使所到之处，水陆行数十里，即材旗建厂收税，形成商品转运过程中的重复征税。一六○一年五月巡按刘曰梧上疏指陈南直隶长江沿岸的状况说：“以臣所属，上有湖口，中有芜湖，下有仪扬。旧设有部臣，新设有税监，亦云密矣。湖口不二百里为安庆，安庆不百里为池口，池口不百里为荻港，荻港不百里为芜湖，芜湖不数十里为采石，采石不百里为金陵，金陵不数十里为瓜埠，瓜埠不数十里为仪真，处处收税。长江顺流扬帆，日可三、四百里，今三、四百里间五、六委官拦江把截，是一日而经五、六税地，谓非重征迭税可乎？”（《神宗实录》卷三五九）
税使不仅拦路把守，重征迭税，并且巧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都要输税。顺天府所属各州县，增立“过路”、“落地”两种名目的税银。宝坻产银鱼，进贡朝廷。一六○○年起税使宦官又征其鱼税。随后邻县武清等县不产鱼之处，也征取鱼税。宣府地区因增加税收，商贩渐少。税使责令佥报行户，包收定额的税银交纳。据说被佥的行户，“大者破产，小者倾囊”。
矿监与税使的上述种种，还只是限于强征利税的范围。事实上，他们因是皇帝特命，得以专敕行事，往往纠集各地无赖作参随，任意敲诈勒索。如一六○一年五月，吏部尚书李戴上疏说貂珰（恶宦）奉使四出，指某人屋下有矿，这家就立即破产，指某人漏税，立刻就要倾家。《明史·食货志》论述说：税使“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戴行李，亦被搜索”，矿监遇“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太监陈增的参随徽州人程守川因自己捐银助建宫殿，被授给中书舍人官衔。自称“钦差总理山东直隶矿税事务”，勘究江淮不法大户及私藏珍宝之家。出巡太平、安庆等府，许人不时告密问理。所到之处，会地方无赖匿名告发某人“富而违法”，某人“家藏珍宝”。被告发者即被枷锁示众或置于水牢，施以酷刑，只好献金乞命。多则万金，少亦不下数千。据统计，仅扬州、仪真地区被毒刑抄产者即有百余家。矿监甚至以采矿为名，盗掘古墓，攫取财宝。矿监税使在各地搜括所得，逐年进奉给宫廷内库，供皇室消费。明人文秉著《定陵注略》，在“内库进奉”卷内，按年月记录了矿监税使进奉内廷的金银和珍宝状况。一五九七年，进银不足万两。矿监税使陆续派出后，一五九九年进银将近二十五万两，金七百七十五两。一六○一年进银超过百万两。此后历年多少不同，多者逾百万，少者七十余万，最少的一年也近五十万两。《定陵注略》所记自一五九七年至一六○六年十年间进奉内廷的白银共计五百六十九万两，黄金一万二千四百余两。明《神宗实录》所记与《定陵注略》互有出入，历年实际进奉的金银要大于《定陵注略》的数字。皇室每年原有额定用银一百二十万两。矿监税使每年的进奉，大约与此相当，或者还要超过。进奉以白银为主。这时白银已是通用的货币。皇室每年得银万余两，自可任情挥霍。
但是，矿监税使在各地实际掠夺的财富，要大大超过进奉的数目。《明史·宦官传》载，湖广税监陈奉曾被揭发“水沮商舟，陆截贩贾，征三解一”。《定陵注略》卷四“内库进奉”记载，一六○三年十月山西巡抚白希繍上疏揭发：“山西每年额解正税银四万五千二百两余，俱已尽数解纳，乃税监孙朝止进银一万五千八百两，余银侵匿不进，假称拖欠。”《神宗实录》卷四一六记载，万历三十三年（一六○五年）十二月，山东巡抚黄克缵上疏揭发：“税监马堂每年抽取各项税银不下二十五、六万两，而一岁所进才七万八千两耳，约计七年之内所隐匿税银一百三十余万。”以上三例显示：矿监税使及其爪牙贪污税金，约在三分之二左右，解进皇室仅占三分之一。这大概是矿监税使贪污中饱的一般状况。但是，征收额定税金之外，矿监税使还要巧立名目，恃势滥征，以至敲诈勒索，归入私囊，其数量更为巨大。一五九九年，内阁大学士赵志皋说：矿监税使“挟官剥民，欺公肥己，所得进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橐者什之八、九”。（《神宗实录》卷三三三）一六○○年，山西巡按赵文炳说，矿监税使的爪牙竞相攫取，“如肉入饿虎之吻，民输十倍，无一、二入官者”。（同上，卷三四三）一六○一年，吏部尚书李戴说：“大约以十分为率，入于内帑者一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同上，卷三五九）一六○三年，户部尚书赵世卿说：“中使所取于民者十，而群小之侵渔者不啻千也。其献于皇上者百，而诸人所攘夺者又不啻万也。”（《定陵注略》卷四）综上诸说，矿监税使及其参随爪牙掠取各种利税的十分之九，而只将十分之一进奉内廷。这大概是当时的一般现象。
自世宗、张璁惩治恶宦，革罢镇守内臣以来，宦官势力大为削弱。神宗宫廷靡费，内宦从中渔利，形成贪污集团。矿监税使的派遣，形成为更大的贪污集团。广东税使李凤征多解少，入己的白银多至五十一万七千两，积有财富不下百万。陕西矿监赵钦因贪得无厌，也积有银两数十万。矿监税使到处吸吮民众膏血，成为蛀蚀社会的一群蛀虫！
三、民众的反抗
矿监税使四出掠夺利税，又从中贪污勒索，被剥夺的社会财富，难以计数。如从低估计，年进奉白银一百数十万两，“征三解一”，每年也当有四百余万。如是贪污十之八、九，则总数当在千万两以上。一六○三年，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说：国家钱粮征收，有正课、盐课、关课、杂课，“合此四项，方是四百余万之数，以当一岁之出”。（《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户部卷三）矿监税使掠夺的财富如此巨大，势必侵犯户部的正常税收。赵世卿在奏疏中陈述说：“近年开采之命一下，各处遂将一切杂课，如山东香商、福建屯折银、南直隶徽宁等府的税契银、江西的商税盐课，改归内使（矿监、税使），户部的杂课失掉了。又因杂课不敷，百姓将应征的正银、官员将应完的正税挪移充数，户部的正课减少了。山东运司分割部分盐税，两淮运司另立超单，户部的盐课难以实行了。原来的关课，因近年商贾萧条，大为减少，户部的关课被夺走了。关中军兴银、搏省银，尽抵矿税，户部的额外之课也空虚了。”内使四出的结果，宫廷进奉增加，朝廷税收减少，户部的财政，更加难以为计。
矿监税使的巧取豪夺、敲诈勒索，不仅迫使各地的大批富户破产，也迫使大批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失业流离。苏州一带是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最为发展的地区。一六○一年，巡抚应天右合都御史曹时聘上疏说，由于税使的横征，“吴中之转贩日稀，机户之机张日减”，又说：“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机工散者又数千人。”（《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一六○二年户部尚书赵世卿奏陈各地钞关（税关）情况，说他备查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诸暨钞关、扬州、北新关、淮安等钞关会计录，万历二十五年额定征银共四十万七千五百余两。二十七年以后，一年比一年减少，到二十九年（一六○一年），各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