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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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陷于昏乱之中。
明太祖时即立有官员考察制度。初为三年,后改十年一考。孝宗弘治十四年(一五○一年),定为六年一考。武宗正德四年己巳年(一五○九年)起,规定巳年与亥年为考察之年。朝廷京官的考察,简称为京察,又称内计。外官考察称为外察,又称外计。朝官四品以上京察后,或升或黜,由皇帝亲自裁决。神宗怠于政事,对官员的升黜,不免为廷臣言论所左右,或者任情用事,轻易裁处。臣僚乘机构私毁誉,平时积累的恩怨都在京察中暴露出来。相互对立的官员,则在京察中,结援同党,与对手一决胜负。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癸已京察以后的四次京察,大都演为群臣的大搏斗,一批又一批的大臣被罢免,一再掀起轩然大波。
一、阁部之争与癸巳京察
明制,吏部居六部之首,掌理官员选授封勋考课,直接向皇帝负责,权位特重。内阁诸臣以尚书衔兼殿阁大学士,协理朝政,与前朝宰相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不领铨选(《万历野获编》卷七)。万历以前,阁臣兼领吏部,只是偶然出现的特例。神宗以冲年即位,张居正独揽朝政,吏部遂受命于内阁首辅。张居正死后,神宗亲政,削弱内阁,但吏部尚书杨巍遇事仍请命于阁臣。万历十八年(一五九○年)户部尚书宋壎改任吏部,遂力求摆脱内阁的控制,恢复吏部的权位。《明史·宋壎传》说他“绝请寄,奖廉抑贪,罪黠吏百余人,于执政(内阁)一无所关白。”《明史·陆光祖传》说:“时部权为内阁所夺,壎力矫之”。次年,宋壎卒于官。继任吏部尚书_陆光祖继承其志,对首辅申时行不予理会。旧例,吏部尚书与阁臣在途中相遇,不避让。以后内阁权重,吏部尚书须引避。陆光祖据理力争,遂又恢复旧例,以提高吏部的地位。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原南京吏部尚书继任京师吏部。《明史·孙鑨传》说:“自宋壎及光祖为政,权始归部,至鑨,守益坚”。首辅申时行于万历十九年三月致仕,继任首辅王家屏也于一年后致仕。原以礼部右侍郎引归的张位被起用入阁。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正月,阁臣王锡爵归省还朝,继为首辅。内阁大学士共三人:王、张与赵志皋(万历十九年九月以礼部尚书入阁)。《明史·张位传》说:“时黜陟权尽还吏部,政府(内阁)不得侵挠,位深憾之”。张位建议把原来由吏部廷推大臣,改为九卿各举一人类奏,由皇帝裁用。得神宗诏准。内阁与吏部的权力之争,仍在继续。
这年(癸已年)三月,实行京察。例由吏部尚书孙钱主持其事。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左都御史李世达协理。这次京察,史称“秉公澄汰”,“无所徇私”。孙鑨的外甥吏部文选郎吕胤昌、赵南星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均被斥黜。阁臣赵志皋之弟也在被贬斥的官员之中。许多由阁臣任用的私人,也因不称职而被黜。前此的京察,对官员的去留,先告知阁臣,再上奏皇帝。孙鑨、赵南星等有意矫正此事,为吏部夺权,不经内阁,直接将察疏上奏神宗。首辅王锡爵原想有所庇护,察疏已上,无以为计。
明制,京察之后,言官仍可纠弹没有被察议的官员,称为“拾遗”。言官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孙鑨为虞、杨说解,只黜袁黄。刑科给事中刘道隆迎合内阁,遂上疏劾奏吏部非体。孙鑨回奏说:“臣不忍以功为罪。若知其无罪,以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欺君,臣不能为”。神宗怒孙鑨不引罪自责,罚俸三月。内阁遂拟旨切责吏部专权结党。孙鑨愤而上疏自辩,说:“今以留二庶僚为专权,则无往非专矣。以留二京职为结党,则无往非党矣。”(《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辞官乞休。礼部署员外郎事陈泰来上长篇奏疏,说他历官四任,目睹四次京察,都没有像今春这样“旁咨博采,覈实称情,邪陷尽屏,贪墨必汰”。他在疏中直接揭露阁部之争,说:“今除奸祛蠹之功未偿,而以怜才为过。割情捐爱之义不称而以品评为私。科臣或有独见,阁臣得无微指耶?”又说吏部权归内阁,始自高拱兼摄(代领)部事和张居正专擅国政。今借拾遗处分,“将来必挈权以阿阁臣而后为不专权,必植党以附阁臣而后为不结党”(《神宗实录》卷二五八)。神宗将陈泰来降级,发往极边。孙鑨罢免,赵南星削籍。吏科都给事中史孟麟也称病归里。礼部郎中于孔兼、主事顾允成、国子助教薛敷教等上疏申救,被指为“朋谋乱“政”,各降三级,调外任。被言官弹劾的虞淳熙、杨于庭,罢职削籍。
此次争论中,首辅王锡爵也上疏乞休,神宗手诏慰留,说:“朕因新春积火上升,两目疼痛。卿可即出,待朕火愈,召卿面商国事。”(《神宗实录》卷二五八)神宗将国事委付内阁,以王锡爵为首的阁臣在癸已京察中获得全胜,进而追究吏部官员。
吏部右侍郎赵用贤素与王锡爵不和。孙鑨罢免后数月,赵用贤也被罢免。起因只是他的女儿出生三月时曾许配吴家,其后又退婚改嫁蒋氏。这原来只是家庭细事,却成为朝臣互攻的依据。吴家控讼赵用贤“论财逐婿”。赵用贤上疏自辩。王锡爵疏议“宜听用贤引疾”,遂被免职归里。户部郎中杨应宿力诋赵用贤,仍请治罪。都御史李世达力陈赵用贤无罪,杨应宿谄谀,遭到杨应宿等的反击。癸已京察中,李世达协助孙鑨,已为阁臣所不满。至此,获准致仕,吏部行人司行人(官名)高攀龙上疏指杨应宿谄谀阁臣。杨应宿上疏反击高攀龙。高攀龙又上疏说,大臣则孙鑨、李世达、赵用贤罢去,小臣则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于孔兼等贬斥,为(皇上)圣德累不小。神宗将杨应宿、高攀龙俱贬官外调。
次年(一五九四年)五月,王锡爵引疾致仕。廷推阁臣。吏部尚书陈有年推举被神宗罢免的前任首辅王家屏。神宗不纳,以礼部尚书、国史副总裁陈于陛与原任南京礼部尚书、国史副总裁沈一贯二人入阁。陈有年因请致仕。参预此事的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也被削籍归里。都察院左都御史孙丕扬继任吏部尚书。
二、阁臣相攻与乙巳京察
一六○五年(万历三十三年)乙巳京察上距癸巳已十二年。中经一五九九年(万历二十七年)己亥京察,似无多争斗。乙巳京察又成为历年积怨的大爆发。
一五九四年十月,陈、沈二人入阁后,赵志皋为首辅,次为张位,合共四人。一五九六年十二月,陈于陛病死。一五九八年六月,张位落职闲住。十月,赵志皋养病家居。阁臣实际只有沈一贯一人。这种情形延续达三年之久,沈一贯独专内阁,为前此所少见。沈一贯原籍浙江鄞县,在任期间,浙江籍的官员多附丽门下,一时被指为“浙党”。一六○一年九月,赵志皋病死,沈一贯正式继任首辅,势须增选阁臣。神宗对大臣素来心存疑虑,更虑阁臣植党,因而不用在任官员,而在家居或已罢的人员中选用。河南归德人沈鲤,嘉靖时进士,神宗为太子时,曾任太子东宫讲官,即位后,为左赞善,累进礼部尚书。一五八八年,因与首辅申时行不和,被劾辞官,家居十余年,已六十一岁。被召以原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继沈鲤为礼部尚书的朱赓,浙江山阴人,万历初年,曾以侍读为神宗侍讲官。任礼部尚书的次年,即以母丧去官家居,也被召以故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沈鲤为人耿直,遇事秉正不挠,颇有威望,因是神宗幼时的讲官,也颇受神宗的礼重。沈一贯长期专擅朝政,得神宗倚信,深虑沈鲤入阁夺其权位,多有戒备。沈鲤以师保老臣自居,对沈一贯也不肯屈从。沈一贯在朝有浙党旧臣为依恃,沈鲤则结纳礼部侍郎郭正域、左都御史温纯等人相助。二沈之间,渐形对立。
一六○三年四月,楚王案起,两沈集团展开了公开的角斗。
楚恭王朱英俭(朱元漳第六子楚昭王朱桢之后)生前有“废疾”,隆庆五年死,宫人胡氏双生遗腹二子,华奎、华壁。万历八年(一五八○年),华奎嗣楚王位,华壁封宣化工。一六○三年六月,有楚王府宗人中尉朱华越上疏告状,说华奎本是异姓之子,不当立。华奎向沈一贯行贿,使通政使沈子木,将此疏压置,不予上奏。但不久之后,华奎劾宗人之疏奏上。神宗令“部院看议”。郭正域以侍郎署礼部事,主张“敕抚按公勘”,沈一贯提出“亲王不当勘,但当体访”。神宗采郭正域议,敕下“公勘”;华奎又向郭正域行贿,请求不再追究,并称事后将以馈赠沈一贯者赠郭。郭正域严辞拒绝。
抚按公勘的结果送到京城,都说事无佐证。公卿集议,意见不一,各写具一单。郭正域欲尽录诸人议,礼部左侍郎李廷机以辞太繁,摘要奏上。沈一贯遂使给事中杨应文、御史康丕扬,弹劾礼部“壅阏群议,不以实闻”。郭正域得沈鲤支持,上疏自辩,并揭发沈子本匿疏、沈一贯阻止公勘及受华奎贿赂等情状。沈一贯诬指郭正域“私庇华趆”。又使给事中姚文蔚等上疏攻击郭正域有意陷害楚王。左都御史温纯上疏弹劾姚文蔚,并指沈一贯。给事中钱梦皋又劾郭正域并及沈鲤。六月神宗传旨:“罢楚事勿按”,华趆坐诬告,降为庶人,禁锢凤阳。郭正域只好自请休致。此案原无据可查,二沈相争,沈鲤集团不能不陷于失败。
一年半后的乙巳京察,旧案重提,两沈集团再次展开搏斗。这次京察始于万历三十三年(一六○五年)正月。吏部侍郎署尚书事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其事。沈一贯请改用兵部尚书萧大亨主持,遭到沈鲤的反对,未能获准。
杨时乔与温纯在考察中极力铲除沈一贯的私人亲信,特别是以弹劾为职事的言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等,都在斥逐之内。考察的给事中评为“浮躁”者二人,评为“不及”者二人,御史评为“浮躁”者三人,评为“不及”者三人,评为“不谨”者一人。察疏奏上后,二月间,广东巡按御史林秉汉上疏条陈时事,重提楚案,称:“假王之说,未必全无影响,不一严勘,何以服诸宗之心?”钱梦皋乘机上疏,指林秉汉是侍郎郭正域的私人,并说他们被察,是当事大臣代郭正域驱除建白楚事之人,为楚事翻案。神宗轻信其说,将林秉汉降五级,调极边,说“钱梦皋尽职建言,忠义可嘉,著照旧供职”。(《神宗实录》卷四○六)杨时乔、温纯等呈上的察疏,留中不下。三月间,传谕吏部、都察院说:“今大察各官本内,科道两衙门不称职的甚繁,岂皆不肖。内必有徇私之弊。因忿恚以洩之者有之,因结党以去之者有之,欲竖权以挟人者有之,欲立威以制人者有之。不然,何乃如此,朕不能无疑”。(《神宗实录》卷四○七)杨时乔、温纯上疏陈辩,列举历次京察中被察科道官的数目,证明这次所察并不为多,但也不得不自承“圣谕严切,臣等无状”,请求罢免。四月,钱梦皋又提楚王事,请追夺郭正域侍郎职,并攻诋温纯,给事中、钟兆斗继续上疏劾温纯多赃。温纯被迫上疏求退,获准致仕。
五月,候补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元珍抗疏弹劾沈一贯,说“一贯自秉政以来,比暱人,丛集奸慝,假至尊之权以售私,窃朝廷之恩以市德,罔上不忠,孰大于是!近见梦皋有疏,每以党加人,从古小人未有不以朋党之说先空善类者,所关治乱安危之机,非细故也。”六月,南京御史朱吾弼上疏论察典,继续指责沈一贯。七月,兵部主事庞时雍“直攻一贯欺罔者十,误国者十。”神宗将刘元珍、庞时雍革职为民,朱吾弼罚俸。但迫于物议,终于发下察疏。考察不称职而被留任者,也不得不自请罢免去官。
乙巳京察之后,二沈之争仍在继续。沈一贯自京察以来,即称病闭门家居,但仍在家中草拟诏旨批答章奏,沈鲤极力说他不合规例。次年六月,南京吏科给事中陈嘉训、南京御史孙居相又交章、弹劾沈一贯奸贪。沈一贯上疏详辩,并再次请求辞官,说:“上如有意怜臣,则幸放臣,勿久留不决。”沈鲤也以年老,请求休致。七月,神宗诏降陈嘉训三级调外任,孙居相罚俸一年。
同日罢免沈一贯、沈鲤,各赐路费,驰驿归里。
沈一贯与沈鲤两大臣长期互斗,两败俱伤,同日罢官而去。内阁大臣又只剩下了朱赓一人。
三、朋党之争与辛亥京察
神宗怠于朝政,又不愿为大臣所挟制,疑虑多重。因而阁部大臣出缺,常常久不选补,以至曹署常空。二沈去后,朱赓一人在阁,将近一年。一六○七年才补任礼部尚书李廷机、叶向高入阁。次年,朱赓病死。李廷机因被言官攻击,杜门养病,不再赴阁。内阁大臣又只有叶向高一人。这种局面又延续了五年之久。叶向高,福建福清人,进士出身,曾任南京礼部右侍郎,改任吏部。在任期间,曾上疏说:今天下必乱必危之道,盖有数端,“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釁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明史·叶向高传》)叶向高所说五大弊端,大体反映了当时昏乱的形势。“士大夫好胜喜争”,进而结为朋党,相互攻讦,更加重了朝政的昏乱!
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自一五九四年罢官后,在无锡故里家居。尔后,在无锡东林书院聚集文士讲学议政,被指为东林党人。东林书院原为宋代理学家杨时讲学之所,一六○四年重新修建落成。学人除首领顾宪成外,还有高攀龙、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宪成弟允成等人。薛敷教年龄最长,曾是顾宪成、允成兄弟的教师。高攀龙与顾宪成是万历十六年的同年进士,同出赵南星门下。不难看出,他们都是癸巳京察阁部之争中被罢免的官员,而且多曾供职吏部,熟悉朝廷官员情况,因而得以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又因为他们多已罢官家居多年,与地主、商人、文士时有交往,熟悉乡里情事,往往能够反映民众的呼声,抨击朝政的积弊,因而在社会上博得清名。致仕的御史武进人钱一本也来东林讲学,罢官家居的赵南星则与东林相呼应。叶向高入阁后,顾宪成即写信给叶向高,说近日辅相“贤否混淆”,意在暗示李廷机出于沈一贯的浙党。一六○八年十月,叶向高奏准起用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少卿,顾宪成辞官不就,以保持令名,但不时干预政事。东林党渐由民间的议政集团变成参与政争的朋党。
朝官中的文士也结为朋党,有宣党、崑党。宣党首领汤宾尹,宣城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一六○六年进为右春坊右中允,一六○九年为左春坊左谕德,署国子司业,顾天峻,崑山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授编修,累迁至左谕德。汤宾尹和顾天峻都是翰林院编修,任太子东宫的文臣,却各自收召朋徒,干预时政《国榷》(卷八十一)。说“天峻高亢自得,宾尹淫污无行”,各自成一势力。东林以正人自诩,指他们为奸邪,两党则指东林为邪党。诸党之外,朝官与言官,北官与南官也各自结成大小不等的集团。是己非人,互攻不止。
阁臣李廷机晋江人,沈一贯在阁时,曾为吏部左侍郎,后代郭正域署理部事。处事公正,尤以廉洁著称,但不免偏愎固执。李廷机入阁后,一六○七年六月,工科给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