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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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离主的条令，主要是皇太极用以控制满洲贵族，但奴隶由此获得告主和离主的权利，却是对奴隶制统治的一个冲击。
（五）清国的对外扩张和侵掠
一、侵朝战争
一六三六年四月皇太极称帝后，强迫朝鲜称臣，遣送质子，朝鲜不允。皇太极于当年十二月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命令睿亲王多尔衰、贝勒豪格分统左翼满蒙兵，从宽甸入长山口；豫亲王多锌等率领先锋一千五百人进入朝鲜王京，贝勒岳托等带兵三千接应；皇太极与代善等率主力部队从镇江渡江，向朝鲜王京进军。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盛京，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分屯辽河海口，防备明朝水师。朝鲜国王李倧把眷属转移到江华岛，带领亲兵守卫南汉山城。各路清军先后到达王京，包围南汉山城。朝鲜军民激烈战斗，用火器击毙清朝将领扬古利。由多尔衮率领的清兵攻入江华岛，俘虏王妃、王子、宗室七十六人，群臣家口一百六十六人。朝鲜国王李倧被迫接受清朝的条件：（一）献出主战的宏文馆校理尹集等人；（二）交出明朝赐给的诰命册印；（三）送质子二人到盛京；岁时贡献、表贺，依对明朝的旧制；（四）清国出兵征代，朝鲜调兵扈从，并献犒师礼物：（五）朝鲜不得擅自修筑城垣，不得擅受逃人。朝鲜断绝了与明朝的关系。次年二月，清兵撤退。
二、征服黑龙江诸部
皇太极称帝时，黑龙江流域还有一些从事渔猎的部落，虎尔哈、瓦尔喀、索伦、达斡尔等散处在山河之间。一六三四年精奇里江畔的达斡尔人巴尔达齐率部归附金国。此后，瓦尔喀部冯家屯人季思哈、巴克达等相继投附，授予甲喇章京。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派副都统霸奇兰领兵往征黑龙江地方，招抚各部落。说：“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清太宗实录》卷二一）归附人户编成牛录或仍留居原地，或随军迁来，给与田舍用具。同年，虎尔哈部降附。一六三七年，索伦部博木博果尔来贡貂皮等物。次年，又反清自立。一六三九年，清国派索海等出征。次年，大败博木博果尔兵，攻克雅克萨城。一六四一年，又派锡特库等出兵追击，博木博果尔在奇洛台（赤塔附近）被擒。清军索海等俘获索伦人口男子二七五一人，女子三九八九人，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赏给衣服、布匹。
在此期间，清兵又先后征服乌札拉、尼满、阿库里等部。原来被称为东海女真的部落均归于清国统治。《清太宗实录》记载，清军征服诸部，俘虏人口共计二万四千八百四十四人。绝大部分与降人一样，作为“新满洲”编入牛录。使马鄂伦春与使鹿鄂伦春降附，也“审户比丁，编为佐领。”（《清朝文献通考·舆地三》）
漠北蒙古的臣附 皇太极征服漠南蒙古，建号称帝后，随即派遣使臣去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汗处议和。一六三六年十一月，车臣汗派遣卫征喇嘛等六人，从者一百五十六人到盛京，叩见皇太极，呈上奏疏，进贡马匹弓箭。一六三八年，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均遣使来清朝贡，并规定此后每年进贡白马八匹、白驼一只，称为“九白之贡”。漠北蒙古（外蒙古）三汗由此成为清国的藩部，清国不冉有后顾之忧，得以全力进攻明朝。
三、对明朝的侵掠
以皇太极为首的满族奴隶主，在占领辽东后，把掳掠汉地的人口、牲畜作为获得奴隶和财富的来源。战争成为掳掠的手段。一六三二年，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等汉臣上疏说：“观今日军情，无大无小，都以蛮子家（指汉族）为奇货，是势之必欲内入也。”王文奎进一步说：“且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夫‘抢’之一字，岂可以为名哉！”他建议，“慎无杀人，无掳掠，遍张明示。”（《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王文奎对战争的建策，显然与满族奴隶主掳掠人口、财物的传统不合。一六三三年六月，皇太极命诸贝勒议奏对明作战之策。贝勒阿济格奏称：先前我兵围大凌河城，获得良将精兵（指明朝降军），但部下士卒一无所获，以为徒劳。以后再叫他们前进，都不行了。固山厄真和硕图明白建策：“杀其人，取其物，务令士卒各餍所欲。”贝勒多铎说：“宜直入长城，庶可餍士卒之心，亦可合皇上久长之计（灭明）。”（《清太宗实录》卷十四）所谓“士卒之心”，即纵令军兵掳掠人口、牲畜。
南下掳掠
一六三四年五月，皇太极领兵直趋宣大。七月，命大贝勒代善等领兵入得胜堡，攻取大同，到朔州会师。贝勒阿济格等入龙门，至宣府。皇太极自领大兵与贝勒阿巴泰、豪格及孔有德、耿仲明等自宣府至朔州，又围应州。闰八月至大同，回师。皇太极此次在大同、宣府掳掠时，各牛录分取男妇奴婢和牛。因互相争兢，分配不均。有些士兵“赌气不抢”，以致所得不多。
一六三五年，命多尔衮往收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后裔。顺道在山西掳掠，经忻、代州至崞县。
一六三六年五月，皇太极称帝后，下诏大举征明，但仍以掳掠为目的。诏书说：“此行若多所俘获，每牛录派取男妇六人、牛二头；其新附满洲牛录下蒙古贝勒之人，及内外新编牛录内者，亦照此派取。如一无所获者，私献本主（者），不得滥行收取，须与从征者均分之。”最后说：“至后所遣每旗一员，每牛录甲士一名，原令往携俘虏。若入明边，至长城下，即令之还：勿以少所俘获，而不令还。俘虏虽少，亦不下万余。我国有万余俘获，亦不为不利矣。”（《清太宗实录》卷二九）阿济格率兵，自鵰鹗堡入长安岭，攻延庆，克昌平，北京戒严。明兵部尚书张凤翼督诸镇勤王兵，宣大总督梁廷栋统兵入援，都退怯不敢战。清军过保定，破安州、定州、定兴、安肃、宝坻、东安、雄县、顺义、容城、文安、永 清诸城，五十六战皆捷，九月从建昌营冷子口出边回师。清军共俘掳男女七万三千二百九十人，牲畜十万九千八百六十六头。
一六三八年八月，皇太极又命多尔衮与岳讬分领左右翼兵南下侵掠。皇太极自领兵攻山海关外诸城，以牵制明军。九月，清军入墙子岭、青山关攻进长城。明蓟辽总督吴阿衡在密云战死。十月，明京师戒严。明宣大总督卢象升入援，受命督各路援兵。清兵分三路南下。一路由涞水县攻易县，一路由新城攻雄县，一路由定兴攻安肃。卢象升由啄州进据保定，命诸道援兵分道出击。十二月，卢象升败死于钜鹿。清军转战山西，又攻入山东。次年正月，攻入济南府，俘虏明宗室德王朱由枢。明朝廷调遣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总督蓟辽，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孙传庭会兵十八万援济南，不敢进军。二月，清军回师。此次南下，前后五个月，转掠数千里，攻破一府三州五十六县，俘虏人畜四十六万二千余。三月，出青山口北返。
松锦之战
清军屡屡南下侵掠。山海关外的宁远和锦州仍由明兵驻守，联成一道防线。一六三八年秋，皇太极领兵攻占义州，以此为基地，展开对锦州的围攻战。一六三九年初，明朝调派洪承畴总督蓟辽，领陕西兵东来，与山海关马科、宁远吴三桂两镇合兵。锦州有松山、杏山、塔山三城，相为犄角。一六四○年冬，清军来攻，洪承畴派兵出援，败于塔山、杏山。一六四一年春，洪承畴调宣府、大同、密云等地八总兵官，兵十三万，马四万，集结宁远。三月，清济尔哈朗军攻锦州外城，断松山、杏山援师道路。明锦州守将祖大寿不敢出战。明廷臣集议军事，兵部尚书陈新甲力主分道进兵。洪承畴以兵分力弱，持坚守之策。明廷遣使赴军前，促洪承畴出兵。七月，洪承畴领兵援锦州，与辽东巡抚邱民仰驻军松山北。八月，皇太极亲自领大兵围攻锦州，到达松山。洪承畴集议背山突围。大同总兵王朴遁走，马科、吴三桂两镇兵逃窜，被清兵截击。两镇六总兵败溃，死五万余人。洪承畴、邱民仰入松山守城，被清军围困。九月，皇太极回盛京，留多锋攻城。洪承畴突围失败。十月，清军豪格部驻松山。洪承畴战败，明兵不能回城，多半降清。一六四二年二月，松山副将夏成德降清作内应，清军攻破松山城。洪承畴、邱民仰被俘。三月，祖大寿出城降清。皇太极命斩邱民仰，送洪承畴入盛京，命范文程说降。洪承畴降清，皇太极大喜，说：“我今获一导者（向导），安得不乐！”松山之战是一次决定性战役。明朝失锦州，山海关外的防线瓦解，清军得以入关掳掠。
松山战后，崇祯帝命兵部尚书陈新甲向清军求和。陈新甲派遣使者去见皇太极，五月到盛京，六月返回，带回皇太极的国书。皇太极提出的条件是：（一）明朝岁馈金万两、银百万两；（二）双方送还叛逃人犯；（三）以宁远与双树堡中间土岭沿海至黄城岛以西为界；（四）在连山互市。国书内容被陈新甲泄露，朝中大哗。崇祯帝羞怒，斩陈新甲，和议作罢。
清军入关掳掠
一六四二年十月，皇太极再命阿巴泰领兵入明境侵掠，自黄崖口入长城，至蓟州，败明白腾蚊军。破河间、景州，进至兖州，杀明鲁王朱以派。分军掠莱州、登州、莒州、沂州，南至海州。清军所到之处，四出掳掠，明军望风披靡。
清军的掳掠，激起人民的反抗。顺德府东南以张府为首，府西北以郭宅为首起兵反击。响应者四千余人。兖州有小袁银（袁时中部，又称小袁营）义军起兵救兖州府，沿途秋毫无犯，被人称为“佛兵”。崇德八年（一六四三年）正月，小袁银军进攻海州清军，挖壕沟围城。
一六四三年四月，清军自山东退兵，路经明京畿。明大学士周延儒督师通州，不敢出战。清军此次侵掠，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掳掠人口三十六万九千人，牲畜三十二万一千头。自天津至涿鹿，沿途运载财物的车驼绵延三百里。五月，清阿巴泰军返回盛京。
一六四二年至一六四三年清军侵明的战争，目的仍在掳掠人畜，而并不占驻州县。此次出兵前，降清的汉臣李国翰、祖可法（祖大寿子）等人曾经建言：掳掠战争“便于将领，而不便于士卒；便于富家，而不便于贫户。将领从役颇众，富家蓄马最强，是以所得必多。贫乏军士不过一身一骑，携带几何？”他们建策攻取北京，灭亡明朝，可使四方贡献，上下同享其利。皇太极以为不可，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清太宗实录》卷六二）阿巴泰掳掠回师后，皇太极说“此番出征，各旗王、贝勒、贝子、公等家人获财物甚多，而各旗将士获财物甚少。”又说：“此番出征所获财物，必须樽俭节用，岂可恃俘获以为生计乎？夫出师征伐，以有土有人为立国之本，非徒为财利也。至于厚生之道，全在勤农桑耳。”（《清太宗实录》卷六五）皇太极逐渐意识到恃俘获为生的局限，立国须有土地人民，即效法明朝的封建统治。不过，在他一生中所进行的战争，主要还是为了俘掠人畜财物，这显然是和满洲奴隶制的发展相适应的。
第四节 农民战争与明朝的灭亡
明崇祯年间，在清军不断南下侵掠的同时，陕西、河南地区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一六四四年三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
天启年间，山东、河北地区以徐鸿儒为首的农民起义，曾经发展为颇大的规模。崇祯时，农民战争的巨大风暴，逐渐转移到陕西、河南。这是因为：
（一）徐鸿儒起义遭到明朝的残酷镇压，农民群众付出巨大的牺牲，斗争转入低潮。清朝建号后，连年出兵河北、山东地区侵扰，这一地区广大农民抵抗清军的抢掠，成为主要的斗争目标。
（二）陕西地区是明朝西北的边防地区。驻在这里的明皇室藩王贵族，占据大量田地，攫括巨大的财富。史称：“秦藩富甲天下，拥资数百万。”（《平寇志》卷七）早在洪武时，明太祖封第二子樉为秦王，就藩西安。以后秦王子孙历代相承，成为一方的豪富。一六六三年（清康熙二年）贾汉复《陕西通忐》载明末陕西占田状况，秦王府占有田地八千九百九十二顷，山坡、山场四百八十三处。此外还占有竹园、栗园数处。秦王所占田地，分布在西安、凤翔两府所属各县及鄂县、商州等地。平凉的韩王、汉中的瑞王等宗室藩王，共占王田近万顷，山坡、山场及果园等五百余处。陕西东布政使辖西、延、凤、汉、兴四府一州耕地，约有三十八万九千余顷，藩王即占去百分之五左右。在乎、庆、临、巩四府，肃、韩等王占地一万六千余顷，占这一地区总耕地面积二十五万三千余顷的百分之六强。藩王凭借权势，向佃户收租，不准拖欠。王侯都成巨富，“珠玉货赂山积”。河南地区有藩王八人，号为“八王”。也各占良田数万顷。李自成农民军进入河南时，即向老百姓宣告说：“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绥寇纪略》卷八）。
（三）陕西、河南地区是农业生产落后的地区，也是阶级压迫严酷的地区。宗王以下，各地官僚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韩城占有万亩田的大地主有数十百人，广大农民几乎没有土地。渭南南氏是世代为官的大族，农民军曾向南氏索要饷银一百六十万两。长安县薛氏、华州郭氏、米脂李氏、艾氏，都是一方的大地主，并且役使着大批的家奴世仆。农民破产无告，即投充到大地主家作奴仆，世代相承为奴。华州郭氏有家仆投身的契卷百余纸，米脂李氏奴仆甚多，艾氏奴仆均改为艾姓。奴仆或从事生产，或负担家内劳役，地位低于农民。河南地区有大地主曹氏、诸氏、苗氏、范氏四家，各占有千顷良田，称霸一方，号称“四凶”。农民遭受地主的敲剥，还要承担官府的压榨。一五九八年（万历二十六年）至一六二七年（天启七年），因抵御金兵，多次加派税银，称为“辽饷”。辽饷按照亩数加征税，不问产量的多少和年岁的丰歉。因而地多产少的陕西、山西和河南、湖广等省，较地少产多的省份，实际负担远为繁重。山西地瘠民贫，一年加派近四十万两，超过闽广的两三倍。陕西的情况也和山西差不多。河南省新旧税银多至一百六十多万两。湖广土地辽阔，照亩加派，是全国加派最多的一省。农民起义爆发于陕西、河南，发展到山西和湖广，明朝赋税剥削的繁重是原因之一。御史姜思睿曾经认为“剥民以养兵，是驱民而为盗也。”（《启祯野乘》一集卷三）官员们多次指出，加派税银，等于剜肉医疮，人民的皮骨被剥尽，只有起来造反。
（四）陕西地处西北，榆林、绥德、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