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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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兵虚溃 万历天启以来,各级军将虚报兵额,贪污军饷,作战的精兵越来越少。一万兵额通常只有六千,另四千作为家丁的粮饷。家丁即军将私养的兵丁,成为军队的中坚。锦州总兵吴襄(吴三桂之父)所领乓士,按册有八万,其实只有三万。三万人中只有三千可用,即是家丁。吴襄对崇祯帝说,这三千人都是“细酒肥羊”,“纨罗纻绮”,衣食华美。所以一年需饷百万,还嫌不足。(《绥寇纪略补遗》卷上)
明初,各镇的主兵(正兵)即足以镇守其地,后来不足,增加募兵;又不足,再增加客兵。客兵越来越多,军饷也逐年增长。明初边饷约需五十万两。万历时,增加到二百八十五万六千两。天启时,又增加到三百五十三万七千余两。朝廷杂项开支,万历时不过三十四万;崇祯时已增加到六十八万。朝廷总开支共五百余万两,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即拖欠军饷不发。一六一○年至一六二七年间,京运银饷积欠达九百多万两。一六二八年,陕西兵饷积欠三十多个月。一六二九年(崇祯二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欠饷至三十六个月。朝廷长期欠饷,军官再从中贪扣,士兵每月仅得饷银五钱,而一斗米价银至六、七钱。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卢象升奏报说:山西的士兵饥寒迫体,“馁而病,僵而仆者,纷纷见告矣。”(《卢忠肃公奏议》卷八)这样的军兵,当然无法战胜强敌。迫于饥寒的军兵,或四出劫掠扰民,或哗变反抗。崇祯一朝,到处发生。官员奏报说:“今调官兵剿贼,本以为卫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贼,反以殃民,以致民间有‘贼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谣。”(《烈皇小识》卷四)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左良玉部至武昌,向宗室楚王索要兵饷二十万。楚王不应,左良玉纵兵劫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均逃奔山谷。官兵以“剿贼”为名,劫掠扰民。李自成针锋相对地提出“剿兵安民”的口号,被迫害的人民纷纷投向起义军。士兵大举哗变之事,自天启至崇祯时,前后有数十次。兵士哗变,明朝即重责官员,补发粮饷来平息。袁崇焕在崇祯二年的奏疏中即指出:“凡请饷之疏,俱未蒙温谕。而索饷兵哗,则重处任事之臣。一番兵哗,一番给发,一番逮治。哗则得饱,不哗则不得饷。”他还指出,“哗不胜哗,诛不胜诛。外防虏江,内防兵溃。”“如秦之大盗,哗兵为倡,可鉴也。”(《明清史料》甲编第七册)士兵逃跑之事也不断发生。
山西巡抚耿如杞率领五千士兵入援京师,抵抗金兵。兵士到良乡,三日不得粮饷。五千人一哄而散,逃回山西。延绥镇的士兵也因缺饷哗变,逃回陕西。明兵“剿贼”,李自成军“剿兵”,互剿的结果是农民军越战越强,明兵越来越弱了。
明军将领在对清作战和镇压农民起义中,稍有失误,即被崇祯帝兔官下狱,以至处死。乒部尚书王洽颇负时望。清兵陷遵化,崇祯帝责王洽事先侦探不明,下狱,瘐死。领兵总督自袁崇焕以下,前后被处死八人。巡抚被处死十一人。《明史·流贼传序》说崇祯帝“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责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明军作战屡败,军将或战死或被处死。增兵日多,而善战的将领日少。崇祯帝末年,文臣武将杀逐殆尽。虚弱腐朽的统治集团已经完全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
加派赋税 天启时,因辽东战事,屡次加派“辽饷”。每亩增税银至九厘,共加派五百二十万两。崇祯时,朝廷入不敷出,军饷不继,又多次加派税银。一六三○年(崇祯三年)辽东军兴,在原增亩税九厘外,又增辽饷三匣,共加派税银一百六十五万两。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明廷命熊文灿围剿农民起义军,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称为“剿饷”。崇祯帝下谕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明史·杨嗣昌传》)一年之后,农民军更加壮大。明廷继续征收“剿饷”,只是饷额减半。一六三九年(崇祯十二年),廷议义以军兵虚弱,请练边兵。崇祯帝命杨嗣昌定议,边镇及畿辅、山东、河北四总督、十七总兵官,共抽练额兵七十二万余。郡县设练备、练总,训练民兵。练兵的费用,又加派到当地人民身上,称为“练饷”。每亩加税银一分,各地共增七百三十万两。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兵部通计各镇额兵一百二十三万八千五百二十四人,缺额十六万五千二百二十一人。“辽饷”、“剿饷”、“练饷”每年共征二千三百余万两。户科题本指出添饷之后,“究境(竟)旧伍空虚,未闻清核。新兵募练,未见充强。小民卖儿贴妇,剥肤敲髓之脂膏,徒为行间歌舞行乐、结交窟穴之具而已。”(《明清史料》乙编第五本)明廷一再加征税银,并不能强兵,而只是增加对人民的敲剥。广大农民再也不能生活下去,明朝也再不能统治下去了。
烽烟四起崇祯时,中原有李自成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西南有张献忠和彝族起义,东北面临清军的严重威胁,东南沿海则有“海寇”出没。明王朝陷于四面受敌的危境之中。崇祯末年的形势是:
东北和北方;;清国以辽东为基地,不断扩军。连年到山海关内掳掠入畜,深入到河北、山东。蒙古诸部也继续与明朝为敌。
西北和中原;;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在西北建立大顺,控制陕甘。河南地区和湖北北部均为大顺军所占有。
西南;;一六二七年,崇祯帝即位时,彝族首领奢崇明、安邦彦等再次起兵反明。九月,明廷任朱燮元总督军务,移镇贵阳。次年,奢崇明自号大梁王,安邦彦称四裔大长老,合兵十余万,据有鸭池,进兵永宁。明云南、四川驻军与贵阳军分路出兵夹击。八月,击败彝兵,奢崇明、安邦彦败死。安位降明。
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初,张献忠农民军攻入四川。四月,在忠州击败明军。六月,攻下涪州,占领重庆。八月,攻占成都。四川州县均为大西军所占有。
东南沿海;;福建、广东、浙江沿海自天启时,即有“海寇”在海上活动,阻截商船,并在沿岸登陆。所谓海寇多是无告的民众,纠聚在海上依恃强劫谋生,发展成为职业。他们多来自福建,主要在广东海上往来,也有少数人北至浙江沿海。江西南部的山中,多有反抗的农民聚集。福建“海寇”登陆和他们保持联络。大股的“海寇”拥有大船,并有火器。明朝的兵船不敢接近,只能严守海门,防止登陆。
一六四四年初,当李自成在西安建制练兵,准备灭明时,明王朝已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能力。只有作为经济基地的江浙东南地区,还为明室藩王所统治。
三、大顺推翻明朝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在西安建制练兵,经过月余的准备,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开始攻取北京。李自成派遣刘宗敏、李过领兵入山西,山西明兵多次哗变,军力空虚。刘、李军顺利攻占山西西南部的三十多个州县,为大军出师开辟了道路。二月初,李自成亲率儿十万大军由韩城禹门渡黄河,入山西境,迅速占领太原。
大顺军在太原向山西、河南各地发出文告,揭露明朝:“公侯皆食肉纨绔,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施;微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并宣布农民军“五年不征,一民不杀”,“贵贱均田”(《罪惟录·李自成传》)。又派遣士兵扮作小商贩到各地揭露明朝恶政,宣传大顺农民军“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乎买乎卖、蠲免钱粮,且将富家银钱分赈穷民。”(《明季北略》卷二十)山西人民纷纷支持大顺军。
大顺军兵分两路,攻取北京。李自成亲自统率主力军取道忻州、代州、大同、宣化,由北路经居庸关取北京。偏师由刘芳亮率领,东出固关,经真定(正定)、保定自南道北上进攻北京,与李自成会师。
李自成农民军到忻州,州民开门迎降。进至代州,明总兵周遇吉退守宁武关。农民军经过激战,擒斩周遇吉。大同总兵姜瓖、宣化总兵王承胤相继投降,巡抚朱之冯自杀。农民军经过阳和、柳沟,到达居庸关。居庸关守将总兵唐通、监军太监杜之秩开门迎降。
刘芳亮率领的偏师出固关后,真定知府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内阁大学士李建泰也在保定投降。三月十七日,南北两路大军先后到达北京城外,包围北京。
明朝守卫京城的三大营溃散。大顺军缴获明巨炮轰城。城内防守力量薄弱,士气不振。大顺军猛攻西直门、平则门(阜成门)、彰义门(广安门)等处。守城明军在城上避而不战,迁延时日。
十八日,农民军与城外的百姓填平壕沟,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明守军士兵拒不与农民军作战,只向城外放空炮,或挥手让农民军避开再行射击。
大顺军命令少年组成的“孩儿军”攻城。砍倒杨树作云梯,手持短刀爬城。守城明军狼狈奔逃,或脱下军服,丢弃武器投降。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孩儿军师孩儿兵,孩儿攻战管教赢;只消出个孩儿阵,孩儿夺取北京城。”(《明季北略》卷二十三)
农民军首先攻下彰义门,占领外城,继续向内城发动猛攻。崇祯皇帝见末日来临,逼死皇后,亲手杀死几个嫔妃,砍伤自己的女儿,然后换上太监衣帽,企图与太监王承恩一同出逃。走到崇文门不能出城,又到朝阳门,声称太监奉命出城。城上守军疑为“奸细”,张弓下射。崇祯帝又走到安定门,也不得出去。只得返回宫中,换上皇帝袍服,敲钟召集百官议事。这时,官员们都已脱下官服,换上贫民服装四处躲藏,无一人再来上朝。崇祯帝见大势已去,同王承恩登上万岁山(煤山,即景山),在一棵槐树下自缢而死。(南明溢思宗,后改毅宗。清谥怀宗,后改庄烈帝)明朝自太祖即位,凡二百七十六年,至此宣告了它的灭亡。
三月十九日上午,大顺军攻开内城各城门。李自成命令大军整队入城,不得杀掠。刘宗敏首先率领大军从宣武门进入内城,队伍整齐,军纪肃然。老百姓张灯结彩,摆设香案,张贴“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等标语,热烈迎接农民军的到来。
李自成依然保持农民军的本色,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着杂色黑马,在数百名骑兵护卫下,和大顺的官员们进入北京城,经承天门进驻皇宫。
大顺农民军攻占北京,推翻明朗,是巨大的胜利。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史上,也是一个辉煌的成就。农民军自陕西进军,所到之处,明朝官员开城出降,取得胜利是迅速的。但是,大顺军顺利攻占北京,显然缺少取代明朝、建立全国统治的足够的政治准备和必要的军事部署。农民军继承自发起义的朴素传统,对内和对外都缺乏有效的措施,自身的弱点也很快地暴露了。
内部措施;;李自成进驻北京后,随即采取了如下的一些措施:(一)废除亡明的政治制度,实行大顺的官制,六政府尚书分别管理政务。权将军刘宗敏统一节制文武官员。国中大事由李自成与刘宗敏、李过等议定。(二)限令明朝文武官员一概报名汇察。不愿仕者听其自便。愿仕者照前擢用。违抗不出者,处死。明朝兵部尚书候恂因与农民军作战失败被明朝下狱。大顺释放侯恂,任为尚书。四品以下官员任用者百余人。外任州县的五十余人。(三)礼政府开科考试举人,吏政府录用五十人,以安人心。(四)由刘宗敏、李过等主持向官员富户“追赃助饷”。明朗官员除彼录用者外,均交刘宗敏发落,勒令献出金银。勋戚大臣献银不足,即加拷掠追逼。被夹者多至数百人。明外戚周奎(周皇后之父)献银五十万两,仍被夹死。巨商大贾以至当铺、饭馆,均被搜掠。徽商被拷掠者多至千人。被捆绑追索的人,不绝于道,京城一片恐怖。
大顺军录用明朝官员、考试举人,多少起到争取敌人的作用。“追赃助饷”又抵销了这些作用。农民军起义时,怀着朴素的阶级仇恨,自发地夺取官员富户的财富,是可以理解的。李自成在行军过程中,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不征赋税以争取人民的支持,“追赃助饷”以济军用,也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是,推翻明朝后继续发展这些措施,而不及时制定政策,显然不利于大顺政权的巩固。农民军无休止地追索钱财,也造成了军纪的败坏。李自成曾企图禁止,将士们对他说:“皇帝让你做,金银妇女还不止我们么!”据说,大顺军在北京追得助饷银七千万两。自将军至战士也各有私囊。《明季南略》卷五记载说:“腰缠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农民军进北京一月有余,竞相夺取私财,战斗力大为削弱了。
大顺又派出州县官员到占领区的畿内和河南、山东各州县任职,推行“均田免粮”和“追赃助饷”。据山东诸城的一个地主丁耀亢记载,大顺所行均田,即将地主霸占的农民田地,退还给农民。田产不论久近,农民认为祖产即可占有(《出劫纪略》)。另据《顺冶史书》记载,诸城和日照的地主,明副总兵厉宁在两县所有田产四十余顷,当大顺官员到来后,也为农民所占有。农民夺回地主占据的田地,是完全正当的措施。农民群众也由此得到实际利益。但各地拷掠官绅,“追赃助饷”的资财,则全为农民军所得。山东等地的地主不断举行反扑。德州地主贡生马元等借口农民军“征比饷银酷急”,纠结当地地主杀死大顺派遣的官员。附近四十余州县也相继杀逐大顺官员。临清明地方官得商人资助,募兵三千杀大顺防御使,占领临清、济宁。山东、河北以至河南的地主纷纷组织武装,与大顺军为敌。大顺所属各州县面对地主阶级的反攻,面临着艰巨的斗争任务。
外部形势;;大顺军进驻北京时,已经占领了北起长城,南抵江淮,西至甘肃,东至山东沿海的广大地区。但在这个地区的周围,也还存在着与大顺并立和对立的几大势力。(一)张献忠的大西军占有四川,雄踞西南,构成农民起义军的又一支巨大的力量。但李自成与张献忠素不相容。大顺推翻明朝后,并没有去联合大西,壮大农民军以对付内外的敌人。(二)山海关是明清交界的要冲,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在此镇守。李自成逮捕在北京的吴襄(三桂父),要他写信招三桂来降。并派降将唐通去与吴三桂联络。吴三桂行至滦州,听说家室被掳,愤而降清。并发布檄文,声讨李自成。(三)辽东的清国,正处在发展的时期,军力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