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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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亲政后，康熙六年（一六六八年）十二月，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上疏，指责吴明烜所制康熙八年历种种差误。康熙帝传谕：“历法关系重大”，“应以合天象为主。”命大臣图海、李霨、索额图、明珠等二十八人同住观象台测验。一六六九年二月，在观象台观测星象测量日影以校定历法。杨光先托放不行，由吴明烜 与南怀仁应对。观测结果，“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吴明恒所言逐款皆错。”（《圣祖实录》卷二八）康熙帝决定复用时宪历，任南怀仁为钦天监副（一六七三年升为监正）。杨光先从宽免死。
历法的考辨促使年轻的康熙帝发愤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他后来自称：“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庭训格言》）康熙帝在经筵学习儒学的同时，延聘南怀仁和葡萄牙人徐日升，意大利人闵完我等轮番进讲自然科学。每天约二、三小时，先后持续十余年之久。据说，他曾先后学习天文、数学、地理、医药、音乐、绘画以及欧洲哲学、拉丁语文等知识，都能粗通大意。南怀仁在一六七四年制成大型天文仪器，置于观象台，被授任太常寺卿。
康熙帝对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日益信用，南怀仁请求罗马教廷增派传教士来华。一六八七年，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五人来到北京。一六九○年，清朝派出使团去尼布楚与俄国举行谈判。张诚、徐日升等曾被任为使团译员，在谈判中奔走于双方之间。西方传教士进而参予了清朝的外交活动。一六九三年，白晋受命为清朝皇帝的钦差，去欧洲延聘人才。一六九八年白晋返回北京，随同前来者有巴多明等十余人。
西方传教士得到清朝皇帝的信用，天主教也随之在清朝各地日益广泛的传播。一六六九年任用南怀仁时，原曾晓谕直隶各省禁止立堂入教。但事实上各地天主教势力在不断发展。一六九一年，浙江巡抚张鹏翮曾重申康熙八年上谕，禁止浙江各地传习天主教。传教士通过信教的大臣佟国纲等向康熙帝请求弛禁。一六九二年，康熙帝传谕“各处天主堂仍照旧存国。凡进香供奉之人，不必禁止。”（《奉教正褒》）康熙帝取消禁令，天主教迅速发展，遍及十五省。据一七一○年统计，全国教徒多达三十余万人。
天主教的教义和理学的伦常说教尖锐对立。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援引天主教义傅会理学的伦常，允许教徒祭天、祭祖和祭孔。利玛窦身着中国儒士冠服，被称为“西儒”。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白晋等传教也都遵从利玛窦的方式，称为“利玛窦规矩”。一六九二年弛禁后，天主教势力日益强大。以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的多明我会，联合圣方济会，坚持宣传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唯一主宰，攻击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祭天、祭祖、祭孔，是对教义的背弃。双方都上书罗马教皇，相互指责，被称为“礼仪之争”。一七○四年，新任教皇克罗门十世决断：中国教徒祭天、祭祖、祭孔，实属异端，应予禁止。铎罗携带禁止异端的谕令前来中国。康熙帝传谕：“慎无扰乱中国”；来华的西人必须“谨守法度”，劝铎罗返回。铎罗行抵南京，竟然擅自公布教皇谕令，要求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一体遵照勿违”。康熙帝怒其抗旨，将铎罗押送澳门。
教皇的禁令也自然要在汉人臣僚中引起强烈的反应。一七○六年，康熙帝对理学名臣李光地、熊赐履等说：“汝等知西洋人渐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亦骂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过是用其技艺耳。历算之学果然好。你们通是读书人，见外面地方官与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榕村语录续集》卷六）次年三月，康熙帝断然传谕各国传教士：“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康熙帝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康熙时期，欧洲各国已先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向外殖民。各国传教士来华，以传教为主要任务，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只是辅助的手段，同时也不能不在政治上为本国政府的殖民利益服务。康熙帝企图使传教士服膺于理学的封建伦常，而单纯地“用其技艺”，这当然不能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与教廷发生严重的冲突。一七一八年，罗马教皇克罗门十一世正式公布了禁止异端的禁令。一七二二年，罗马教廷派遣教士嘉乐携带“禁约”来中国见康熙帝。“禁约”规定，在中国之西洋人和中国天主教徒，不许用“天”字，不许祭孔子、祭祖宗，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如不遵守，依天主教规处罚。康熙帝接见嘉乐，驳斥说：“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只可禁得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也。”并明确宣布此后禁止天主教在中国流行，传教之人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外，其余均回西洋。嘉乐被斥离去。康熙帝随令广东等地禁止天主教。传教士陆续离华返国。理学战胜天主教，更加巩固了其思想统治的地位。
（三）吏治败坏与人民的反抗
一、吏治的败坏
康熙帝提倡理学，标榜仁政，对官吏的贪风由宽容演为妥协，吏治日益败坏。
康熙帝曾公然提出，廉吏并非一文不取，火耗取一分即是好官，实际上是公开准许官吏加派火耗营私。所谓“火耗”即税户向官府交纳税银，额外加成，归州县官吏私有，并向上司馈送。加火耗既属合法，其他各种名目的加派也层出不穷。一六八四年山西地方加派的火耗，一两即加至三、四钱（《圣祖实录》卷一二二）。一六九七年，御史荆元实奏报说：“盖言州县居官一月不派费，则不能安其位，犹之京官赁房一月不出租，则不能安其居也”。（《皇清奏议》卷二十三）一七○一年，御史李发甲详细地陈奏说：“一官入省，省费有派，夫马有派，贽见有派，中伙长随跟役有派。上官一饭，封赍四两、六两不等。上官一席，封赏十二至二十四两不等。而又捏为公务，押令某府州县捐银若干，或百金或三、四百金，或一、二千金。又且上官之父母生辰有公祝之礼，生子生孙有三朝满月之礼。至于平日之生辰礼节，定为常规，无足论矣。”“每岁民间正项钱粮一两，有派至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而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皇清奏议》卷二十三）大官对小官，小官对小民，层层刻剥，最后都加到广大农民的身上。一七○二年，湖南巡抚赵申乔奏报湖南地方情形说：“计每岁科派有较正供额赋增至数倍者”，“百姓穷蹙不支，多致流离转徙”（《圣祖实录》卷二一一）。
康熙帝晚年实行宽政，甚至对于证据确凿的重大贪污案件，也任意宽纵，与早期严惩贪污，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七一○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参予贪污的官吏多达一百数十人。康熙帝说“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寐，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矣”（《圣祖实录》卷二四二）。经九卿复议，只将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员勒限赔完，免其议处。次年三月，康熙帝对大学士等大臣说，“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夫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者。今张鹏翮居官甚清，在山东充州为官时，亦曾受人规例。张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书甚多。刻一部书，非千金不得，此皆从何处来者？此等处亦不必究。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圣祖实录》卷二四五）。
康熙帝宽纵官吏贪剥，虽然得以使各级官员上下相安，与广大人民间的矛盾，却日益激化了。
二、人民的反抗
清朝在大规模战争过后，封建经济逐渐恢复，农民群众遭受地主阶级的压榨也日益深重，出现大批的破产流民。官吏的肆意加派，更使广大农民饥寒交迫，不断举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
杭州反加派斗争�；�；一七○七年六月间，浙江巡抚加派公费，下属州县，拟每亩加三。这年又值大旱，歉收，百姓数千人到巡抚门前抗议，督抚被迫出告示安民（《文献丛编·王鸿绪密缮小折》）。十一月间，太仓州北门外永乐庵地方，有大批群众，头裹红布，竖立旗帜聚集。官兵出动镇压，群众散走（《李煦奏折》）。
江浙抢米斗争�；�；杭州的斗争，影响到江浙两省。一七○八年，户部尚书王鸿绪奏报江浙情形说：“近因官法废弛，又有不轨之徒在内煽惑，遂有市井奸民，倡率饥民吵闹官府，打劫富家，一呼而集遂致数百人，官府一时无法”。江宁因祟卖官米刻剥居民，群众聚集抢米铺三四十家。王鸿绪说：“其余江浙之各府州县在在有之。至各府州县之村镇奸民，聚众以米贵为名，抄抢富家者，尤不可胜数。”（《文献丛编·王鸿绪密缮小折》）。
泉州抢米斗争�；�；一七一一年时，福建泉州府永春、德化两县联界地带贫民以陈五显等四人为首，聚集至二千余人抢夺富户米粮，抗拒官兵。陈五显等在各处张示揭帖说：屡次捐免钱粮，地方官员不曾施及百性，“故我等穷民窘于衣食，不得已而为此。若各处富户不将屯积米石祟卖，我等必抢夺。”康熙帝得报，也不能不承认：“伊等原非盗贼，因年岁歉收乏食，不得已行之耳”（《圣祖实录》卷二四六）。官兵大举出动，对抢米的贫民残酷镇压，斩杀八十余名，逮捕一百四十五名。负伤逃走者甚众。
零都抗租赋斗争�；�；一七一三年，江西零都县佃户丘兰秀、陈万余、丁介卿等率众要求“除赋捐租”，围攻地主赵唐伯的田庄。当地广东人马天祥等在各处响应，聚众千人。地主赵唐伯向县衙报告。官兵逮捕四十余人入狱监禁。陈万余等率众据守禾丰。十一月间，官兵前来镇压，陈万余率众作战，失败被擒，被斩首牺牲。次年，官府又将狱中三十余人处死。
兴国抗租斗争�；�；一七一三年时，江西兴国县也暴发了佃户抗租的斗争。兴国县衣锦乡佃户李鼎三率领当地佃户和闽、广迁来的农民，共约数千人，向县官要求“田骨田皮许退不许批”，并勒石为例（同治《兴国县志》）。斗争获得胜利，反抗的佃户即组织“会馆”，进行长期的抗租斗争。每年秋收，倡议“七收、八收”，即将二成或三成交租。田主如按原来高额收租，佃户即聚集起来，夺回多收地租收入会馆。当地农民以“会馆”为斗争的组织和基地，坚持抗租达十三年之久。至雍正时才被官府勒令将会馆焚拆。
宜阳反加派斗争�；�；一七一六年，河南宜阳县的农民群众进行了反加派的斗争。河南巡抚李锡传令八府所属州县加派田赋，每亩地私派银四厘，又借故科派马捐。群众二千余人在亢珽等率领下起而反抗，将宜阳知县擒捕。官兵前来镇压，抢回知县。亢珽等声言：“皇上因李锡居官甚劣，已取进京。若李锡伏诛，我等情愿引颈受刑。”康熙帝谕：“李锡居官固属不堪，但此贼不尽拿获，断乎不可。”即派刑部尚书等乘驿急往当地，“严加查获详审，一面于彼处正法，一面奏闻。”（《圣祖实录》卷二七三）亢珽抗拒官兵失败，自缢死。其他领导者十五人被清朝处斩，十五人处绞。二十四人流放到三姓等地做奴隶。
无锡人民斗争�；�；康熙末年（具体年代不详），江苏无锡县人民因县令李牧残酷成性，草菅人命，村民数百人啸聚山中反抗。村民刘三公布李牧残酷杀人数十事。李牧派捕役下乡擒拿，刘三率兵抵抗，逃匿后被捕。黄印《锡金识小录》记载说：“刘自知必死，讯时辞色侃侃，历数其恶（指李牧）。备受极刑，终不委靡乞哀，下于狱，瘐死狱中。”
如上所举，一七○七年以来，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虽然这些斗争都还限于局部地区，规模也很小，但它不断地冲击着清朝的统治，显示着康熙末年社会矛盾在日趋激化。
三、禁矿与禁海
康熙帝面对着各地农民的斗争，同时注意到对游民、手工业者的防范。一七一二年，告谕臣下说：“朕前谕各省督抚，查拿越省游行者，另有深意。盖调奸恶之徒，有为僧道而行者，亦有为市药卖卦而行者。……明代李自成即其验也。不予为之计可乎？”（《圣祖实录》卷二五○）一七一四年，京师城内的游民即达数十万人。康熙帝认为：这些人原来都是来京师贸易佣工者，因贸易无资，“栖泊京师，入于匪类者甚多。”（《康熙起居注》）京师如此，各省区更为严重。
明末矿工和沿海工商游民曾不断举行反官府的斗争。康熙帝以“安民防乱”为名，一再实行“禁矿”、“禁海”，以防止手工业工人、海上商贩和各类游民的反抗。
禁矿�；�；矿业的开采是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必要的条件。康熙帝亲政初年，曾开放矿禁，工商业因而得到发展。一七○四年，康熙帝传谕：“开矿事情，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俱著不准行。”（雍正《会典》卷五十三）这还只是不准再开新矿，已有之矿业尚未禁止。所谓“无益于地方”即不利于统治。次年，御史景月畛上疏请禁闭广东海阳县矿，说是“聚众几至十余万，强梁争兢，时时有之。”（《圣祖实录》卷二二一）广东巡抚随即上疏，说广东商民何锡已开矿六十四处，在厂之人约二万有余，请予封禁，得到康熙帝的允准。何锡在商民中，开矿规模最大，因而首遭封禁。由此开始了对各地矿厂的封禁。
一六一三年，四川提督奏称：“蜀省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人开矿，随逐随聚。”康熙帝命大学士与九卿会议矿事。议复后决定：（一）除云南督抚雇本地人开矿和皇商王纲明等在湖广、山西雇本地人开矿以外，其他各省未经开采之矿，仍行禁止。（二）本地贫民已开采的小矿，姑免禁止。由地方官查明姓名造册。（三）外省人不许开采，并严禁本处豪强富户设厂。这几项规定，即不准开新矿、开大矿，不准外省人游移，只许当地贫民小规模开采。但在实行中，逐渐扩大封禁范围，陆续停止整个地区的矿采。在此以前，一七一一年时已封禁湖南铅矿。此后，一七一四年，停止郴州银矿和河南全省的矿采。一七一五年，严行封禁广州所属矿场。一七一八年又停止四川全省各厂。事实上，广东、四川和河南的矿采，已全遭封禁。
云南的矿业，尤其是铜矿的开采，自元代已称发达。历代相传，清初仍是全国最发达的矿业。一七○五年，云南总督贝和诺，废除原来由商民开矿，官府抽税二分，余铜听民自售的旧制，改为官收余铜，不准私卖。商民矿业受到打击，日渐衰落。一七一○年，云南徵江府属路南州之开太厂、羊脚迹厂被封禁。一七一五年，云南官员请求准开银矿。康熙帝与大学士等论议。李光地奏对：“今议开矿以苏民困，清著令禁止。土 著贫民无产业职事者，许人持一铫而越境者有诛，则奸民不致聚徒山泽以生事端矣。”（方苞：《安溪李相逸事》）康熙帝采此议，以防民变。李光地记述说，“盖明季矿徒之祸，上所素念故也。于是特旨不准行。”（《李光地年谱》）一七一九年又封禁云南运一厂、狮子厂、华祝箐厂。云南境内其他厂矿，也半开半闭，矿采日益萧条。云南铜矿年产曾达四百万斤，课税八万余两。康熙末年下降到一百万斤，课税仅二万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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