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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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繁重，但对限制横征加派，改变官场上下公开贪污的积弊，还是有作用的。
讲求实政 康熙晚年提倡理学，要臣僚对上忠顺，对下宽仁。忠顺流为逢迎，宽仁流为隐庇，官场中从而形成因循苟且不负责任的颓风。雍正帝即位前深知这些积弊，即位后在理财惩贪的同时，力图矫正官风。他在元年元旦的上谕中即指责：“今或以逢迎意指为能，以沽名市誉为贤，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肖官吏，滥列荐章，而朴素无华、敦尚实治者，反抑而不伸，是岂风励属员之道乎！”（《世宗实录》卷三）他力矫臣下逢迎之弊，以防欺隐，说“一涉欺隐，即开巧伪之端，何弊不因此而渐滋耶。”（《朱批谕旨》钟保四年一月十二日折）一七二九年十一月的一个朱批说得更明白：“封疆大吏于是非真伪必有确见，将一派忠诚对朕方是。若一味迎合揣度，以为敬慎，则大错矣。”（《朱批谕旨》赵弘恩七年十一月七日折）一些官员标榜“宽仁”沽名，放纵豪绅贪吏触法而不究治，政务废弛却博得颂声。遭到罢斥，也有人为之申吁。雍正帝称这些人为“巧宦”，说“巧宦沽名之贻误国家，较贪劣者为尤甚”（《朱批谕旨》石云倬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折）雍正帝针对逢迎欺隐、因循巧伪的积弊，提出“实心实政”，以整顿吏治。
雍正在裁汰庸劣官吏的同时，极力奖谕实心任事的官员。山西巡抚诺岷到任半年，即将钱粮料理清楚，雍正帝称他“实为天下抚臣之第一者也”。满洲贵族鄂尔泰（镶黄旗人）康熙未年任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帝为皇子时曾向他违例需索，遭到拒绝。雍正帝即位后，对他说：“汝为郎官拒皇子，其执法甚严”。擢任为江苏布政使，以矫逢迎之弊。一七二五年升任力云南巡抚，一七二八年为云贵、广西总督，勤劳任事。雍正帝称他为“满汉文武大臣中第一人”。一七三二年，升任大学士、兵部尚书。一七二三年山西灾荒，巡抚德音隐瞒不报。内阁侍读田文镜路经山西，如实陈报灾情，受到雍正帝的嘉奖，任为山西布政使。次年，改任河南布政使，擢为巡抚、总督。一七二八年，任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极力整顿吏治，遭到非议。河南学政王国栋奏报说：“怨望田文镜者，或言其催科太迫，或言其御下太严，不留余地。……臣下封印后回省，目击其办事甚勤，大小属员一到即见，家人吏役约束甚严，门包小费一概谢绝。居官如此，可谓难得”。雍正帝朱批：“甚属公当”（《朱批谕旨》王国栋摺）。云南布政使李卫，因整顿盐政，揭露官吏贪污，被巡抚借端裁抑。雍正帝擢任他为浙江巡抚，又任为浙江总督管巡抚事。雍正帝授任各地方官员，有意矫枉，以倡导实政，消弭积习。
清朗中枢也拣选“实心任事”的满汉大臣，以加强统治机构。雍正帝翦除谋立诸弟，赞誉十三皇弟允祥“未尝图利干预一事，纠党邀结一人”，加封为怡亲王，管领户部。十七弟允礼“实心为国，操守清廉”，封为果郡王，管理理藩院与工部事。中枢大臣、满人大学士白潢、马齐、汉人大学士张鹏翮、礼部尚书张廷玉、刑部尚书励廷仪、吏部尚书朱轼、礼部右侍郎蒋廷锡等都以勤慎廉能得到擢用，形成雍正帝的统治核心。
雍正帝为加强对各级官员的控制和深入了解下情，特定密折言事之制。康熙时满汉大臣与督抚提镇许密折言事。雍正帝进而命朝中科道诸臣每日每人上密折，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据实敷陈。地方官员布政使、按察使至道员、知府，军中总兵、副将、参将也都可以密折陈奏。一切地方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饬，以至水旱天时，百姓生计等等都可密奏。“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风闻入告”（《朱批谕旨》鄂昌七年六月十八日折）。密折不准谋于他人，不准泄露，须官员亲自书写，直送京师。督抚密折呈交官内奏事处。以下满汉官员密折，分别由怡亲王允祥和汉人大臣张廷玉、蒋廷锡转呈雍正帝阅看批旨。雍正帝从密折察知各地政情，又设缇骑（侦探）秘密侦查官员言行，虽生活细事也随时密报。甚至有的官员，身边仆役即是雍正帝派遣的缇骑。官员们心怀畏惧，不敢妄为了。
（二）军机处的设立与赋税制度的改革
雍正帝统治时期，对中枢统治制度和赋税制度，相继作了重要的改革，成为此后情王朝历代相承的定制。
一、军机处的设立
清朝初年，沿袭满洲贵族议事的旧制，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军国大事。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满洲、蒙古都统俱为议政大臣。六部满人尚书也参与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较前扩大。康熙帝亲政后，加强皇权，会议权限逐渐削弱。民政事务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会议具奏。议政王大臣只议国家典章制度及军事要务。设南书房后，始由汉人翰林参预撰拟诏旨。一六八五年，罢满蒙都统议政，只参预议论军事。雍正帝削弱八旗王公权势，议政王大臣会议又被进一步削弱。
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撤消总理事务王大臣制。次年，雍正帝下密旨，在内廷设立军需房，筹办西北用兵的军需。西北准备出兵，是当时的军事机密，朝内外均不得知。一七三○年，在内廷设军机房。由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雍正六年拜大学士兼领户部）等，参予军机要务。随后改称军机处。一七三二年，铸造“办理军机印信”，成为正式的常设机构。
军机处选派大学士、尚书、侍郎数人入值，名为“在军机处行走”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后来又保选内阁中书舍人数名，缮写文书、保管文件，名为军机章京。军机处只有值庐，没有官署，官员称“内廷差使”。部院大臣不得擅入，军机大臣也不得接交外吏。皇帝每天寅丑二时（上午五至八点）召见军机大臣，口授谕旨，或是把章疏交下审议。军机大臣“承旨书谕”，经办一切。军机处虽名为军机，实际上是作为皇帝左右的助手，处理所有军政要务。据王昶《军机处题名记》所记：内而六部各卿寺及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则十八省及边疆将军、办事大臣，迄于属国，有事无不综汇。凡巡幸、谒陵、经筵、蠲赈与朝内侍郎以上，外省知府、总兵以上，黜陟调补，以及晓谕中外谕旨，称为“明发”；告诫臣工，指授方略，查核政事，纠正处理不当的刑狱，称为“寄信”（廷寄）。“明发”交内阁，转发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驿马递送，注明日行三百里或四、五、六百里，以至八百里。内阁、翰林院撰拟不当，下军机处审定。军机大臣还被派往各处调查，处理各种重要事件。军机处承旨出政，把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阁票拟合而为一。内阁只办例行题本，也成为处理政事的机关，军政大事均在军机处决定。
军机大臣满汉并用，但大学士、军机大臣的领班需由满大臣担任。他们能文能武，出将入相，既能熟悉部院事务，了解地方情况，又能指挥作战，具有军事经历。鄂尔泰出身进士，先后任佐领、广西巡抚、云贵广西三 省总督，一七三二年授任保和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进为军机大臣。军机处的汉大臣参与机要，草拟谕旨。雍正帝曾说：“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世宗实录》卷八十七）他们都是翰林出身，经由内阁学士、六部侍郎、尚书以至大学士，进而充任军机大臣的。
雍正帝每天与军机大臣在一起，处理各地呈送的各种文书，迅速批交内外官员办理。使手续简化，行事快捷，加强了王朝的统治效能。议政王大臣会议渐成虚设，被军机处取代。
二、赋税制的改革
明朝赋税，自万历时实行一条鞭法，合并各种税目，但仍是田亩征税，人丁服役，二者并行。明末“加派”赋税，漫无限止，激起农民的广泛反抗。清初，削减加派，但地丁税役仍沿明制。康熙五十一年起，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法，以限制赋税的增加。但行之既久，各地人口生死迁徙，原定税额与实际不符，出现许多流弊。雍正时，将人丁税与田亩税合一，依地亩多少统一征收赋役，号为：“摊丁入亩”。在我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史上，这是一次重大的改革。
清初编审户口，分军、民、匠、灶四种户籍，十六岁以上成年男子称“丁”，女子及未成年的男子称“口”，六十岁以上除籍。三年（后改五年）编审一次。凡编审在册的成年男子，都须缴纳丁银（又称丁徭银或徭里银），各地额数多寡不一。康熙时编审户口，已是沿袭旧簿，老不除籍，壮不加丁，亡故者仍在籍不减。征收丁银都转加到在籍男丁身上。农民被迫逃亡，应纳丁银也由在籍人丁负担。康熙时，丁银的征收已是统治者面临的严重问题。
早在顺治时，陕西南郑、浙江嵊县等地就曾试行过“丁随粮行”和“摊丁入亩”的办法。有的地方将逃亡故绝的人丁的丁银摊入田亩中征收，以田补丁。康熙时，河南太康、四川芦山、湖北沔阳、山东黄县等地也分别试行过“丁随地派”，“按亩均丁”，“丁随粮派”和“丁银摊地”等办法，将丁银与田赋结合起来征收。一七一四年（康熙五十二年）御史董之燧即奏情“统计丁粮，按亩均派”（《养吉斋余录》卷一），未获允准。一七一六年户部议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四川省实行“丁随地起”，“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买卖”（《熙朝纪政》卷三《纪丁额》、《纪丁随地起》）。
雍正帝即位后，一七二三年六月，山东巡抚黄炳曾疏请“摊丁入亩”，未准。七月，直隶巡抚李维钧疏言：“顺天、保定、河间、水平、宣化五州（府），地多旗圈，丁银留为民累，请自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始，摊入通省地亩内，按地输丁。”（《清史列传》卷十三）雍正帝命户部议复。九月，户部议准，清于雍正二年为始，造册征收。每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厘。李维钧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后，福建巡抚黄国材亦奏准自雍正二年实行“摊丁入亩”，田赋一两，摊丁银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三厘不等，只有台湾府缓行（《熙朝纪政》卷三《纪丁随地起》）。山东、河南、云南、陕西、浙江、甘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十二省和广东、四川未“摊丁入亩”的州县，也在雍正五年至七年间先后实行“摊丁入亩”，将丁银摊入田赋内征收。摊入科则各地不同，有的全省通筹均摊，有的是各州县分别均摊，甘肃则分河东、河西各自均派。山西省在雍正二年即由布政使高成龄奏请“照直隶新例，将丁银并入地粮”（《世宗实录》卷二十四），但遭到各州县官的反对，迟迟不能实行。盛京、吉林因大量八旗丁壮和家属迁进关内，又有大批汉人移居关外，户籍无定，仍照旧制地税丁银分征。
明代的军户清初改称屯户，军丁改称屯丁，与民丁分别编征。实行“摊丁入亩”后，有的省区不分民丁、屯丁和民地、屯地，一律把丁银摊入田赋中征收。也有的地区则将屯丁银摊入屯地银征比，与民丁、民地分开计算。另一种办法是，归入所在州县内均摊。清初曾一度废止明代的匠籍，将匠户编入民籍一体征银，后又恢复匠籍，单独完纳，称为“匠班银”。实行“摊丁入亩”后，匠班银也与丁银一起摊入地粮。从事盐业生产的人丁属于灶籍，称灶户，人丁称灶丁。灶丁除缴纳盐课外，还需缴纳丁银。“摊丁入亩”后，灶丁的丁银也摊入灶地（制盐场地）内征收。
雍正帝改革税制，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推行摊丁入亩制，实际是统一依据占田多少增加赋税。占田多的地主须多纳田赋和附加的地丁银。少地和无地的农民则可少交或不交赋税。贫苦农民的负担因而减轻，作用还是积极的。对清王朝说来，由此较易于保证赋税征收，加强统治。摊丁入亩后，逃隐的人丁减少，入籍的户口显著增多了。
三、“除贱为良”
清代统治的人户中，满洲贵族役使的奴隶之外，还有各种贱民，分布各地，在明代或更早的时期即已形成，历代相沿不改。这些贱民并非奴隶，但地位低于平民，不列于民户的户籍。雍正帝在削除满洲奴隶制和改革丁税制的同时，陆续将各地的各类贱民，除籍为良民，编入户籍。
山陕乐户乐户原为教坊乐人。明代将罪犯罚为乐户，逼勒为娼，不入民户户籍。山西、陕西一带有大批乐户。据《熙朝纪政》卷三《除贱为良》条载，他们是明初不附靖难的兵民，“编为乐籍，令世世不得自拔为良”。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四月，浙江道监察御史年熙（年羹尧子）条奏说：“山陕乐户沉沦丑秽，无由自新”。（《永宪录》卷二）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压良为4S0贱，是前朝弊政，亟宜革除。雍正帝采此议，命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改业为良民（《世宗实录》卷六）。
浙江惰民浙江一带有所谓“惰民”，不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不入民籍，甚至不能穿着四民的服装。男子捕蛙，卖饼为业，妇女或说媒，或伴良家娶嫁，为人髻冠梳发、穿珠花。或走市巷，成为私娼。一七二三年八月，两浙巡盐监察御史噶尔泰奏请除绍兴惰民籍，说当地惰民称为“丐户”，“丑秽不堪，与乐户无二。请照山陕乐籍，一例削除”。雍正帝于当年九月，诏“除绍兴府惰民丐籍”（《世宗实录》卷十一）。惰民改业，同于平民。
安徽伴当、世仆明末以来，江南徽州府有“伴当”，宁国府有“世仆”，当地称为“细民”。伴当、世仆户需为主户服役，甚至遭受主户鞭打。主仆之分承袭前代，茫然无考。雍正帝认为，这是相沿之恶习，并无上下之分，应开豁为良，命当地督抚查明具奏。安徽巡抚魏廷珍奏请：“嗣后绅衿之家典买奴仆，有文契可考未经赎身者，本身及其子孙俱应听从伊主役使；即已赎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孙，仍应存主仆名分；其不在主家所生者，应照旗人开户之例，豁免为良；至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永行禁止”。雍正帝准其议，一批细民被除为良民（《世宗实录》卷五十六）。
广东疍户广东滨海，有疍（音旦）户籍。疍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疍户地位卑贱，不准登岸居住。疍户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跼蹐舟中，终身漂泊。雍正帝认为，疍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不应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饬令督抚晓谕地方，“凡无力之疍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疍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世宗实录》卷八十一）。
江苏丐户七三○年五月，江苏巡抚尹继善奏称，苏州府属之常熟、昭文二县，有从旧沿袭下来的丐户，不得列于四民。请照乐籍、惰民之例，除其丐籍，列于编氓。得到雍正帝的允准实行（《世宗实录》卷九十四）。
雍正时，各地大批不在籍的贱民除为良民，编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