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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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卷五三七至五四二）赐彭家屏自尽，将段昌绪斩决，彭家屏子传笏斩监候，没收家产入官。图尔炳阿和孙默查办此案“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俱免革职，仍留原任。此案源起于河南百姓被灾，满官匿而不报，经查核属实。乾隆帝虽然不得不下谕斥责，却又以文字之罪转而严惩了揭发此事的乡绅和文士。讳言疾患，粉饰升平，乃是乾隆朝习见的现象。但乡民控告封疆大吏，却被乾隆帝认为是“此风不可长”。乾隆帝亲自处置此案，意在回护满洲大员，镇压汉人士民的反抗，目的十分清楚。
蔡显案 江苏华亭举人蔡显，字景真，号闲渔，乎生所作诗文，自编为《闲渔闲闲录》，刊印行世。书中对邑绅及知府、御史等官员，多有指责。乡绅因而嫉恨，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指书中引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是对清朝“怨望讪谤”，向松江府检举。蔡显已七十一岁，自信无罪，向松江府出首。松江知府钟光豫呈报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检阅《闲渔闲闲录》及蔡显的其它著述，指为“语含诽谤，意多悖逆”，逐条粘签标出，进呈乾隆帝。乾隆帝亲自查阅蔡书，指书中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及“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等诗句，是“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乾隆帝并且严厉斥责督抚于此等处“转不签出”，“签出各条，多属侘傺无聊”，所拟有关案犯治罪等节，是“意存姑息”，“苟且完事”。（《高宗实录》卷七八六）传谕严加惩处。蔡显斩决，十七岁的儿子蔡必照发往黑龙江为奴。为《闲渔闲闲录》作序的闻人倬及蔡显门人刘朝栋等二十四人被株连，遣戍伊犁等处。
蔡显所称戴、钱得罪事，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只是因为隐含同情语气，便被指为“甘与恶逆之人为伍”，铸成此狱，罪及家属门生，在江南文士中引起极大的震动。
齐周华案 浙江天台县生员齐周华，早在雍正帝时，曾撰拟“独抒己见疏”为吕留良案申辩，赴刑部具呈，被解押回浙江，永远监禁。乾隆帝即位，遇赦出狱，游历各省，卒居湖广武当山道观。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其子齐式听接他回籍。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浙江巡抚熊学鹏至天台巡查，齐周华将已刊及未刊的历年所撰文稿《名山藏初集》等书奉呈，请求熊学鹏作序，并将当年的“独抒己见疏”稿附呈。熊学鹏将齐周华押解至杭州，与闽浙总督苏昌会同审讯，随即向乾隆帝奏报说，书中《祭吕留良》一文，“将逆贼吕留良极力推崇，……希图煽惑人心，其存心党逆，牢不可破”。“其已刻、未刻诸书，牢骚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庙讳御名，公然不避。”（《清代文字狱档》）经乾隆帝钦准，将齐周华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子孙四人从宽斩监候，秋后处决。齐周华堂兄齐召南，原任礼部侍郎，为当代名儒。齐周华书中《天台山游记》一文，有齐召南跋。熊学鹏召齐召南至省讯问，供称雍正二年曾“为跋数语”，“今所刻者，系齐周华自行添改。”乾隆帝命召齐召南进京候审。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拟处杖流。乾隆帝谕令宽免，递回原籍，传谕他“闭户安分”。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将齐召南交原籍地方官，向乾隆帝奏报说：“奴才仍随时查察，如再不知感恩警惕，稍有掉弄笔头怨诽情事，即行严参，从重治罪。”（同上书）齐召南四月回籍，五月间即病死。此案因涉及名士齐召南而轰动士林。
王锡侯案 江西新昌人王锡侯，三十八岁才考中举人，会试落第，仕途无望，便在家编书，刻印发卖谋利。所编书如《国朝试帖详解》、《唐人试帖详解》等，都只是供考试举子参阅，并没有什么政治见解可言。另编有《字贯》一书，是就《康熙字典》摘编，使散字联贯，以便检索。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他的仇家王泷南乘文字狱迭起的时机，告发他删改《康熙字典》，“与叛逆无异”。江西巡抚海成（满人）亲理此案，查阅《字贯》序中有议论《康熙字典》“穿贯之难”，“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等语，指为“虽无悖逆之词，隐寓轩轾之意，实力狂妄不法”，请旨革去举人，并将《字贯》粘签进呈。乾隆帝亲阅《字贯》，在书前凡例中发现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的名字，开列不讳，大为震怒。说：“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并严厉申斥海成“茫然不见”，“漫不经意”，命海成亲往王锡侯家继续搜查并将王锡侯领押来京。十一月，海成查出王锡侯编纂书十种进呈，并奏称“检阅各书，俱有悖谬不法之处。”乾隆帝又申斥海成“身为巡抚，乃于初次条奏王锡侯《字贯》时，并不将伊书内大逆不法之处据实核出，转称尚无悖逆之词。实属昧尽天良，罔知大义，不可不重加惩处。”（同上书，卷一○四四）随将海成革职，交刑部治罪。命两江总督高晋前往，暂管巡抚事，继续收缴江宁等地流传的《字贯》等书。王锡侯斩决，子、孙五人斩监候，所著书概行销毁。
王锡侯原是科场失意、编书求活的乡曲文士，在政治上、学术上并无建树，对清廷也未必有谤言。乾隆帝由此兴起大狱，株连甚广。《字贯》另本前有工部待郎李友棠题诗一首，乾隆帝斥责李友棠“身为卿贰，乃见此等悖逆之书，尚敢作诗赞美，实属天良已昧。”李友棠即著革职。江西布政使赣南道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因未能检出《字贯》“悖逆重情”，俱被革职，交刑部治罪。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以“失察妄著书籍”，降一级留任。江西吉安、南昌二处历仟知县、知府，从宽免于治罪，交部分别议处。乾隆帝严惩王锡侯，旨在表明不准许汉人文士对满族皇帝有任何不忠不敬；严惩地方官员，则在激励所属，加强统治。他传谕说：“各省地方官当共加感惕，务须时刻留心查察，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拿重治”，倘若“漫不知儆”，“嗣后别经发觉，必当从重办理。”（《高宗实录》卷一○四九）此案之后，各省先后设立“书局”，专门负责查缴不法违碍书籍，对诗文著述的控制，大为加强了。
徐述夔案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春，江苏东台县民徐食田与蔡嘉树发生田亩纠纷。东台县出示收缴违碍书籍，蔡嘉树即指控徐食田祖父徐述夔（已故）所著《一柱楼诗》中多有违碍。徐食田将已刻书及书板向知县涂跃龙呈交。涂跃龙将田亩纠纷事结案，见徐述夔所著书中有引吕留良语句，送呈江宁书局查处。书局局员因原书未粘签指出违碍，退还东台县。蔡嘉树又径赴江宁布政使衙门控告，并将《一柱楼诗》中“明朝期振融，一举去清都”每句粘签摘出。布政使陶易命幕友陆炎批交扬州府，批语中有“若有违碍，俱应收解奏缴；若只字句失检，将举首之人以所诬反坐”等语。扬州知府谢启昆签出“悖逆”诗句，送呈督抚。署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将书稿及有关案卷解京。这时，江苏学政刘墉也得到民间告发，将《一柱楼诗》及原礼部侍郎沈德潜（已故）所撰《徐述夔传》呈送乾隆帝。徐述筵先世世代为官。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考中举人。进京会试时，勘磨官指他试卷中有“不敬”字句，停止考试，永不叙用。徐述夔家居吟诗，不无怨望。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病死；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子徐怀祖将其遗作《一柱楼诗》、《和陶诗》等诗集刻板流传。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徐怀祖病死。乾隆帝审阅送呈诗集，传谕说：“《一柱楼诗》各种妄肆诋讥，狂诞悖逆。”“伊子徐怀祖并敢将伊父逆词公然刊刻，均属罪大恶极。”“沈德潜敢为逆犯徐述夔作传，……实为丧尽天良，负恩无耻。”（《高宗实录》卷一○六八）将此案交军机大臣等议处。军机大臣阿桂等遵谕锁拿徐食田等人，会同刑部严加审讯，奏称徐述夔引据逆犯吕留良邪说，是“悖逆不法”；《一柱楼诗》“犴肆谬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是“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极。”徐怀祖刊刻流传，是“父子相继为逆”，“照大逆凌迟律剉碎其尸，枭首示众。”（《掌故丛编》第九辑）布政使陶易以“故纵大逆”之罪处斩，扬州知府、东台知县也以惩治迟延不力，分处流刑和徒刑。徐食田及弟食书，参与校刻的徐首发、沈成濯及陶易幕僚陆炎等俱从宽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已故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内有“品行文章皆可法”等语，廷臣请旨将官爵谥典尽行革去，御赐祭葬碑文一并扑毁。碑不移置他处。长洲人沈德潜自乾隆初年以进士入为翰林院编修，以诗名一时，在上书房行走，与乾隆帝作诗唱和。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礼部侍郎休致归籍。曾进呈所著《归愚集》，乾隆帝亲为作序。乾隆帝历次南巡，沈德潜均被召见。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加礼部尚书衔。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入朝祝皇太后七十寿辰。入朝赐仗，为致仕九老之首。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在常州迎驾，加太子太傅。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在家死去，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谥文悫。沈德潜晚年入仕，备受乾隆帝眷遇，为一代名士。死后遭此恶谴，使士林再次震动了。
尹嘉铨案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乾隆帝西巡五台，三月中回銮至保定。原大理寺卿，在博野县休致家居的尹嘉铨，连上两折，命其子尹绍淳至保定奏呈。一折请求乾隆帝对其故父尹会一赐予谥法，一折请将清初汉人大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诸人从祀孔庙。尹会一曾任巡抚，休致时，请返籍终养老母，乾隆帝曾赐诗褒奖孝行。尹嘉铨在奏折中说：“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乾隆帝览奏甚怒，在第一折批：“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要他“安分家居”。第二折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命将尹嘉铨革去顶戴，交刑部治罪。又命直隶总督袁守侗查抄尹氏在博野的家产，大学士英廉查抄尹嘉铨在京的房舍。谕令“至伊家如果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必留心搜检。”（《清代文字狱档》）英廉与大学士三宝详查搜获的书册，有尹嘉铨编《近思录》书稿，将汤斌、陆陇其、张伯行与尹会一合称为“孔门四子”。又所著《随五草》，内有《朋党说》，与雍正帝所著《朋党论》相背。又编有《本朝名臣言行录》，列入高士奇、张廷玉、鄂尔泰等多人。廷臣会审，尹嘉栓不得不自认“狂悖糊涂，罪应万死。”乾隆帝览奏，指斥尹嘉铨文中“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等语，是“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诚不知是何肺肠？”又指斥所编《本朝名臣言行录》是“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等子孙恩怨即从此起”，关系“朝常世教”，其他狂悖诞妄，不一而足。命将尹嘉铨以绞刑处死，立决。
乾隆帝处死尹嘉铨后，特发布“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乾隆帝提出的这个新论点，是说清朝的统治，一切决定于皇帝，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皇帝英明，就不需仰赖“名臣”，也不会容纳“奸臣”。臣下都不过是效忠于他的奴仆。尹嘉铨要求崇列这些奴仆，自是乾隆帝所不能容许的。
以上文字狱，是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至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十余年间几桩影响较大的案件。其中大多数是乡里文士的语言文字的疏失被加以悖逆不法的罪名，并非确有反满的思想和行动。尹嘉铨身列九卿而遭显戮，也只是由于请求表彰他的父祖和名臣，更没有什么反清思想可言。但崇显名臣，却触犯了乾隆帝的忌讳。乾隆帝不断处置文字狱，是要以暴力镇压的手段，强制汉人臣民文士对满洲皇帝绝对效忠和安分，而绝不容许任何不忠或不敬。但文字狱兴起，却又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后果：（一）仇家告讦。乾隆帝严治文字之罪，不逞之徒因而摘引文字告讦仇冤之家，借以报复私仇，夺取私利。随着文字狱的迭兴，社会上到处出现了诬告之风。（二）官员严处。乾隆帝查处文字狱，经办的各级官员往往以失察得罪，遭到严厉的处治，轻者革职，重者流放或处死。官员们畏罪，不得自安，遇有告讦，即从重审理，以求免祸。此类冤案从而更为泛滥。（三）师友株连。文字狱起，例需查抄家藏书稿、诗文、书信。一人在案，曾为撰写序跋、碑传、唱和诗词以至书信往来的师友，往往横被株连，祸从天降。文字狱迭起，广大文士惴惴不能自保，造成社会上人心动荡。以上这些现象日益严重，势将反转来摇撼清朝的统治。面对这一形势，乾隆帝不得不多方收敛，以稳定人心。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福建海成县人周铿声挟嫌诬告在籍知县叶廷推纂辑县志“载入碑传诗句，词语狂悖。”巡抚杨魁上奏。乾隆帝查阅，认为“俱系剿用腐烂旧句，原无悖逆之处”，命依诬告律，将周铿声“严示惩创”。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湖南龙阳县监生高治清刊行《沧浪乡志》，被告“语句狂悖”。署巡抚李世杰奏请究治。乾隆帝传谕：乡志“不过无识乡愚杂凑成编”，“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同年，安徽巡抚谭尚忠奏报已故贡生方芬诗集中有“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句，请将其孙依大逆律治罪。乾隆帝认为，诗句“虽隐跃其词，有厌清思明之意”，但还不是“公然毁谤本朝”，“若必一一吹求，绳以法律，则诗以言志，反使人人自危。”谕令“毋庸办理”。（以上俱见《清代文字狱档》）乾隆帝亲自连驳数案，使官员严处、仇家告讦之风有所遏止。风靡一时的文字狱，渐趋平息。但就在此前后，又兴起了禁毁书籍的浪潮。
二、禁毁书籍的浪潮
乾隆朝在迭兴文字狱的同时，又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查禁时人著述与藏书，先后延续了十余年之久。
早在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乾隆帝阅钱谦益所著《初学集》、《有学集》等书后，说“其中低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传谕各督抚在各地查缴销毁。钱谦益是明末清初文坛巨擘。叛明降清后，因病乞归，死于家中。所著文集在各地流传甚广。乾隆帝怒斥他“大节有亏”，“不足齿于人类”，令各地不得再遗留片简。销毁钱书，是焚毁书籍的开始。大规模禁毁书籍，大体上是和《四库全书》的编纂同时进行。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帝即曾传谕直省督抚学政，广泛搜访民间书籍，汇送京师。“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刻只系钞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高宗实录》卷九○○）次年初，安徽学政朱筠上疏，请将《永乐大典》中分在各卷的佚书，分别辑录校阅。乾隆帝诏谕依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