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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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严重的程度。各省以督抚为首的贪污大案，不断彼揭露。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以后，朝廷上和ㄈň哿玻舷麓ǎ盎吖小Ｇ〉鄣⒂谟卫郑寂ǎ找婊璋怠Ｗ猿⒅恋胤降母骷豆僭保拔鄹埽笾嬉谎诟醋徘逋醭拇笙谩１谎蛊鹊母髯迦嗣竦姆纯苟氛言谛似稹！ �
一、各地官员贪污案的迭起
两淮盐引案——早在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案的被揭露，震动了朝野。两淮盐政尤拔世向盐商索贿不果，上奏说：“上年普福（前任两淮盐政）奏请预提戊子（乾隆三十三年）纲引，仍令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有奇。普福任内所办玉器、古玩等项，共动支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见存十五万余两，请交内府查收。”（《清稗类钞》第三册，《两淮盐引案》）乾隆帝以历任盐政并未奏闻有此项收入，检阅户部档案，亦无造报派用文册，显系盐政私行支用。自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提引以来，二十余年，数额巨大，密令江苏巡抚彰宝会同尤拔世详悉清查。彰宝、尤拔世清查后上奏说：“历任盐政等，均有营私侵蚀等弊”（《高宗实录》卷八一三），“历年预行提引商人交纳余息银两，共有一千零九十余万两，均未归公。前任盐政高恒任内查出收受商人所缴银至十三万之多，普福任内收受丁亥（乾隆三十二年）纲银私行开销者又八万余两，其历次代购物件、借端开用者，尚未逐一查出。”（《清稗类钞》第三册，《两淮盐引案》）盐商藉称办公名色，以提引应交官帑冒称乐输报效，滥邀褒奖。又将支用所余应输运库之项亦乾没不交，纲引应交官帑，各商未交余利六百数十余万两。乾隆帝命将原任盐政普福、高恒，盐运使卢见曾革职，解赴扬州交彰宝等按款查究。
七月，彰宝等奏称：查出卢见曾令商人办买古玩，未给价银一万六千余两。又查出和前任监掣同知杨重英名下，“隐寄累累”，尚有余引无著银三百九十六万余两。乾隆帝以查抄高恒家产，“几值数十万，一应精粗什物俱存，且平昔费用奢侈，核其见存货产，不甚相悬。”而“普福家当，查办时所存资财无几”（《高宗实录》卷八一五），疑有寄顿。一面命彰宝等继续详查，一面命将高恒、普福交刑部会同军机大臣鞫讯。九月，鞫实“高恒、普福侵蚀盐引余息，高恒收受银三万二千两，普福私销银一万八千八百余两。”（《高宗实录》卷八一八）军机大臣傅恒等结案后上奏说：“两淮商人迭荷恩赏卿衔，乃于历年提引一案，将官帑视为己资，除自行侵用银六百二十余万两外，或代购器物，结纳馈送，或借名差务，浪费浮开，又侵冒银至数百万两。”历年各商共应完纳银九百二十六万五百四十八两。各商代吉庆、高恒、普福购办器物作价银五十七万六千七百九十二两，又各商交付高恒仆人张文学、顾寥怀经手各项银二十万七千八百八十七两，各商代高恒办檀、梨器物银八万六千五百四十两，“均该商等有心结纳，于中取利。”通共应向商人“追缴银一千零十四万一千七百六十九两六钱”。又有普福自向运库支用并无档册可查之丁亥纲银四万二千八百五十七两，因普福无力赔补，亦“在通河众商名下均摊”。“卢见曾婪得商人代办古玩银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一两，例应在见曾名下勒追”，“如见曾家属名下不能全完，仍应在各商名下分赔。”（《清稗类钞》第三册，《两淮盐引案》）乾隆帝命将高恒、普福、卢见曾绞监候，秋后处决。此案涉及几任两淮盐政及众多盐商。官商勾结，侵吞税银千万两之多，连续舞弊达数年之久，上下相欺，贪利成风，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甘肃冒赈案——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揭露的甘肃冒赈案，是全省官员上下勾通，合伙贪污的大案。
早在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三月，陕甘总督勒尔谨以甘肃省地瘠民贫，储粮较少，而边地灾荒需赈事多为由，奏请按旧例收捐纳监生的本色粮，作为备荒赈恤之用。当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奏请乾隆帝允行。于敏中又奏调浙江布政使王亶望为甘肃布政使，协助办理。王亶望到任后，恃有于敏中庇护，改收捐监本色粮食为折色银两，并且倚任兰州知府蒋全迪“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七）于是各地连年虚报灾荒，具结申转，名为以捐粮赈灾，实际上是各级官员将捐纳银两私分。此后，王亶望调任浙江巡抚，王廷赞继任布政使，又将私收折色银一事专交兰州府承办，并公议每名监生捐银五十五两，此项捐银，由“首府分发各州县”。（《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二）这样，全省各地大小官员便联为一气，通同作弊，集体私分。“各州县亦视侵冒官项为故常，竟无一人洁己奉公。”（《高宗实录》卷一一四○）直到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去甘肃镇压苏四十三起义（见下节），奉命与陕甘总督李侍尧查办甘肃赈灾事，才发现“该省旱灾请赈，全属虚捏”，将该省官员冒赈私分捐银事上奏。乾隆帝惊叹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说“甘省上下勾通一气，竟以朕惠养黎元之政为若辈肥身利己之图，侵帑殃民，毫无忌惮。天下无不共知”，“而内外臣工无一人言及，思之实为寒心。”（《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七）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蒋全迪等相继彼刑部提讯处斩。府道州县官贪污二万两以上者拟斩决，以下者拟斩候。先后处死各级官员约六十人，另四十六人，发往伊犁、黑龙江等处充役，遇大赦不得援例宽释。贪污官员分别监禁者多人。
事后乾隆帝忆及甘肃捐监之事，最初是由已故大学士于敏中力言应开，说：“是于敏中拥有厚资，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赂谢。种种弊混，难逃朕之洞鉴。”（《高宗实录》卷一二四八）命将于敏中牌位撤出贤良祠，“以昭做戒”。
浙江贪污案——甘肃冒赈案被揭露后，原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已调任浙江巡抚，乾隆帝命斩王亶望，查抄其家产，又发生了以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为首的浙江官员贪污查抄钱物的奇案。
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乾隆帝阅看查抄王亶望任所资财呈览物件时，怀疑其中有抽换不实之弊，命现任藩司兼织造盛住“将查抄王亶望家产究系何人承办，及有无侵蚀抵换之弊，逐一确查密奏。”（《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一）九月，盛住查出升任河南粮道王站住首先随同抄籍，“有将金易银，那掩情弊。”（《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四）校检解缴内务府入官物品进呈册，与底册开载不符。王站住底册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查对解缴内务府进呈册内，并无此项金两。多列银七万三千五百九十三两，系将金换银。又底册内有玉山、玉瓶子等件，亦未载入进呈册内。乾隆帝派户部侍郎福长安取道河南，将王站住解任，押带赴浙质审。传谕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会同盛住查办，又命大学士阿桂从河南治河工次赶赴浙江按治。阿桂讯问王站住，王站住供称查抄王亶望资财，有金约四千数百余两，银约二三万两，玉器甚多。“我查办时，总督陈辉祖曾吊取备用物件阅看。”乾隆帝命将陈辉祖革职拿问，由河南巡抚富勒浑补授闽浙总督。陈辉祖供称：“以金易银一款，查抄时据调任布政使国栋面禀商换。”乾隆帝认为国栋（时任安徽布政使）与陈辉祖“商同舞弊，是此项金项全系陈辉祖、国栋二人抽换抵兑，分肥入己，自属显然。此事大奇，为从来所未有。”（《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五）命将国栋革职拿问，交阿桂审办。
阿桂还未到浙江，浙江前任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陈淮、王杲俱至热河。乾隆帝面询他们办理王亶望资财事，并命据实书面自陈，李封才覆奏：“陈辉祖接见司道时，言及查抄王亶望金两发与首县换银解缴，李封并曾向钱塘县换金五十两等语。”乾隆帝发现他们与陈辉祖“联为一气，突梯脂韦”，“俱各知而不言”，“此案竟系总督与司道商同作弊，实出情理之外。”（《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五）命将李、陈、王革职，又令在浙官员悉心查对。
在浙官员查对玉站住原抄底册与咨送内务府、崇文门暨外估各册，“尚有底册开载之物而解京及外估各册内并未造入者计一百宗，底册本无而解京及外估各册内造入者八十九宗，名色不符者二宗。”奏称陈辉祖首先起意，以银易金，并抽换玉瓶、玉山子等件，而经手之各委员等遂而通同舞弊，肆行抵换隐匿。请将经手检查、造册之知府王士翰、杨仁誉，同知杨先仪，知县张翥革职拿问。江南河道总督兼安徽巡抚萨载讯问国栋后也奏称，国栋曾目击陈辉祖委员购买朝珠，“将抄出朝珠之佳者私自藏匿，反将平常不堪之物当众人耳目挑选添入，以为抽换地步。”（《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六）乾隆帝命将这些奏折发交阿桂、福长安阅看，逐条严讯。
阿桂、福长安抵浙后，查出陈辉祖抽换玉器、字画等件，并换金八百两与“那移掩饰及倒提年月各情弊。”（《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七）乾隆帝命阿桂查勘办理山东运河河工，福长安押解陈辉祖、国栋及案内经手各犯来京，交大学士会同军机大臣、刑部堂官等审办。陈辉租将以银换金、隐匿玉器、抽换朝珠等情供出，大学士九卿等拟立置重典。乾隆帝以陈辉祖为前协办大学士陈大受之子，命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国栋、王士翰、杨仁誉亦定斩监候，杨先仪、张翥发新疆充当苦差，李封、陈淮、王杲发豫省河工效力。次年二月，闽浙总督富勒浑奏，访查闽浙两省亏空，是陈辉祖因循贻误。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也劾奏，陈辉祖武备废弛。乾隆帝以陈辉祖在总督任内惟务营私牟利，于政务民事漠不关心，赐令自尽。浙江官员的这一贪污案，是在受命惩治贪犯、查抄犯官家产时，又从中贪货谋利，而且自督抚至司道，上下勾通舞弊。可见官场的贪污，早已习以为常，无所不至了。
山东库银案——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奏山东巡抚国泰“贪婪无厌”，“所属州县亏空累累。”（钱泳：《履园丛话》五，《书南园先生事》）又奏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于敏中弟）“贪纵营私，勒派所属州县，以致历城等处仓库多有亏空。”（《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帝览奏后，派军机大臣和勺蠖加妨踯肭愠鄹吧蕉榘臁Ｎ慈ブ埃瞳｜先遣仆人送信给国泰，被钱沣截获，“搜得私书，中多隐语。”（《清稗类钞》第三册，《国泰以交通和ā罚┖瞳｜授意钱沣为国泰弥缝，钱沣回答说：“且到山东再看。”待到山东历城盘库，和痔岢霾挥萌裕怀榕淌猓挥卸嚏┚涂梢粤恕：瞳｜回馆舍后，钱沣即命封库。次日彻底拆封，库中并无五十两一铤的帮银，多是圆丝杂色银，是借诸商铺户银临时充数的。钱沣诘问库吏，得实。出告示命诸商来领，“库藏为之一空”。（《履园丛话》五，《书南园先生事》）经查出，历城县知县郭德乎一人，即亏空四万两。
再去查章丘、东平、益都三州县库，皆多有亏空。又查出“国泰任意婪索各属官盈千累万”，其中一案即“勒派通省属员婪索银八万两。”并查出国泰勒派婪索银两，皆济南知府吕尔昌与冯埏经手。而布政使于易简逢迎阿附国泰，“一任县库亏空，扶同弊混。”（《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
乾隆帝命将国泰、于易简、吕尔昌、冯埏、郭德平等革职拿问，任命直隶布政使明兴为山东巡抚，太常寺少卿孙士毅为布政使。明兴、孙士毅等通查诸州县仓库后，奏称“查办山东各属亏空，竟至二百万两之多，实堪骇异。”乾隆帝命于狱中讯问国泰、于易简，国泰等诡称因办理王伦“逆案”，“各州县因公挪移，致有亏空。”乾隆帝说：“王伦滋事之案，办理不及一月，即使因公挪移，何至有二百万两之多？”（《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命国泰、于易简狱中自裁。此贪污库银案，以巡抚为首，下与州县通同舞弊，上有和踊ぶС郑且桓龊艿湫偷陌咐�
江苏包庇贪吏案——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江苏高邮州巡检陈倚道揭报吏胥私雕印信，假冒重征，并查获私描印篆、假给串票，具禀高邮州和扬州府。知府刘炳和知州吴“俱未批发”。次年正月，陈倚道又向巡抚和藩司衙门举告，巡抚闵鹗元和布政使康基田明知陈倚道所告属实，但也“置之不问”，“沈阁不办”，并将陈倚道派往他处采办硝斤，以图消弭此案。（《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二）陈倚道不服，派家人张贵赴北京控告，将揭报文册投至户部侍郎韩私宅，转呈乾隆帝。乾隆帝派兵部尚书庆桂和刑部侍郎王昶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审办，并传谕两江总督书麟协同江苏巡抚闵鹗元查明复奏。书麟复奏知州吴“袒庇书役，沈阁不办”，奏请革职。闵鹗元在复奏中则“始终袒庇吴，曲为开脱”，对高邮州吏胥私雕印信，假冒重征案，“意欲弥缝”，“饰词回护”。（《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三）乾隆帝命将吴革职，闵鹗元解任，一并交钦差大臣庆桂归案质审。调任安徽巡抚福嵩为江苏巡抚。
两江总督书麟见事态扩大，又奏称：“扬州府知府刘炳于陈倚道具禀之后，即行提审，将林之佩假印伪票各情究出，尚无扶同徇庇情事”，企图为闵鹗元等开脱。乾隆帝览奏，说刘炳“藉称犯证未齐，不即通详办理，其为扶同徇隐，情弊尤属显然”，书麟“希图掩饰，并不将闵鹗元及该府刘炳严参，一味瞻徇，实属有负委任。”并说，“由此推之，外省官官相护恶习，牢不可破。督抚等皆如此连为一气，罔上行私，又何事不可为耶！”（《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三）命将书麟交部严加议处，“革去翎顶，暂留总督之任，以观后效。”又以江宁布政使康基田“于本任应办之事，经巡抚批令严查，转移交臬司办理，推诿迟延竟至三月之久”，“瞻徇推诿，非袒护属员，即系迎合闵鹗元之意。”（《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三）命革去顶戴，暂留藩司之任。又命庆桂、王昶将闵鹗元、刘炳、吴革职拿问，连同案内犯证、卷宗押解热河行在审办。康基田亦革职，解赴热河。又令军机大臣会同行在法司严审后，将案犯、质证等发往北京，命大学士九卿等定拟。并以江苏按察使王士棻见抚藩通同循隐而不据实参奏，“乃亦置若罔闻，延阁不办，非迎合上司即系袒护属员”（《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五），命将其革职，交书麟、福嵩严审。
在审讯过程中，福嵩又参奏闵鹗元巡抚任内，句容县粮书江嵩年等将花户完纳钱粮折封侵挪案发，闵鹗元不亲提严审，仅批饬江宁府提犯审讯，难保无瞻顾轻纵。乾隆帝命将句容县知县王光陞革职，交福嵩审讯。福嵩又查出句容书吏侵用钱粮三千七百两，漕米八百余石。乾隆帝以书麟驻扎江宁，距句容不过数十里，“亦竟漫无觉察”（《高宗实录》卷一三五六），又将书麟革职治罪。
大学士等审讯后，闵鹗元斩监候（后释回），康基田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