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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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地主也在苗族居住区放高利贷，兼并田地。一年利息即可超过本钱数倍。“约包谷杂粮熟时，折取息钱，或乘其空乏催讨，将地折算”。因此，苗民“往往秋收甫毕，盎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地罄尽。”（《苗防备览》卷二十二）汉族人民租佃苗族地主田地，则遭受苗族地主的剥夺。据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贵州巡抚嵩溥查报贵州全省买当苗人田地客民（汉民）共三万一千四百三十七户，其中大多数为自耕农。佃种苗人田地的客民佃农，共一万三千一百九十户。地主约两千户。
在苗、汉地主的压榨下，苗族农民丧失了大部分土地，或者根本没有土地。贵州松桃石岘九寨农民，在雍正年间都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到乾隆末年就有将近半数的人失去所有田地。无地农民生活无着，不得不发动武装起义。
一七九四年（乾隆五十九年），松桃苗族石柳邓率领人民，支援四川秀山县青龙屯汉族人民反抗土司的斗争，继于十二月间约会石三保、吴半生、吴陇登等到凤凰厅鸭保寨秘密商定，明年正月贵州松桃、湖南永绥、凤凰、乾州等地苗族人民，同时举行武装起义。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正月十八日，石柳邓树立起“统兵元帅”的旗帜，提出“逐客民、复故地”的战斗口号，领导松桃苗族人民围攻厅城和正大营、盘石汛的清朝官兵。乾州厅平陇吴八月，以“穷苦兄弟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作号召，领导苗族人民攻克厅城。永绥厅黄瓜寨石三保领导苗族人民包围了厅城，用刀指着城中的清朝官吏，大声喊道：“问你太爷们！我苗子来告状，还要规矩钱八千八百否？”各地苗族和布依族、土家族人民纷纷响应，两三个月内，起义军的活动范围就扩大到：东起沅江，西接秀山、西阳，南自麻阳，北达永顺、占丈的广阔地区。起义军所到之处，严厉处置了罪大恶极的清朝官吏和汉、苗地主。
三月间，清廷集中云贵、湖广、两广和四川等七省兵力，共十余万人，由云贵总督福康安统一指挥。福康安自南向北进兵，四川总督和琳带兵自西而东，湖广总督福宁带兵从北向南，分兵合围，企图一举歼灭苗民起义军。在凤凰厅的乌草河、廖家冲一带，起义军阻击福康安部，清军在半年之内寸步难进。起义军又在乾州厅狗爬岩设伏，歼灭了清军福宁部六千人，乘胜出沪溪巴斗山，攻克浦市，并进攻镇草营及永顺、保靖、沪溪等地，挫败了清军的攻势。八月，苗民起义军推举吴八月为王，领导起义各部抗击清军，声势更加浩大。
在这次苗民大起义中，“逐客民、复故地”是个有号召力的战斗口号，它主要是打击清朝官吏和掠夺苗民田地的汉族地主。汉族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却有不少人参加了苗民起义。《黔南识略》总结说，石柳邓、白老寅等先后起义，“实亦受愚于汉奸，非尽其性好仇杀也”。汉族人民久居苗地营生，“若夫与苗渐狎，而诡为苗语、苗装，以通婚姻者，俗为之变苗，实则乱民也”。
一七九五年上半年，清军节节失败，福康安一面以“暴雨山潦涨阻”为辞，欺骗朝廷；一面收买起义队伍中的地主分子，封官加爵，赏给盐粮、布帛，分化苗民起义军。原鸭保寨百户吴陇登投降清军，出卖苗民起义的领导人吴八月，削弱了革命力量。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五月，清廷指示接替清军统帅的和琳（福康安病死），将汉族地主侵占的苗地，赏给降苗。七月，和琳报告说：“臣于攻克乾州之次，即将黔、楚两省所有降苗百户、寨长，一并传齐，剀切晓谕。本月三、四等日，各路百户人等，齐集于鸭保寨五六百名。金称仰蒙如此高厚恩施，从此各安生业，谁敢再有反复，及现在未降各寨，一闻此信，想必踊跃前来等语”（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卷三）。
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石柳邓、石三保和吴八月的儿子庭礼、庭义领导苗民起义军继续战斗，先后在天星寨、高吉陀、结石岗、燕子岩等地，打败清军。五月，土家族叛徒龙子贵在坳溪诱捕石三保。九月，清军在苗族地主的带领下，围攻平陇，石柳邓领导苗民起义军阻击。十二月，石柳邓在战斗中负伤牺牲，叛徒吴庭梁逮捕吴庭礼、吴庭义降清，苗民起义根据地平陇失陷。苗民起义被清军镇压而失败。但此后十余年中，苗族人民反抗苗、汉地主的斗争，仍然不断兴起。
瑶族 瑶族古代称为“莫徭”，宋以后称为瑶（徭族）。清代瑶族居住在广西大瑶山区及湖南永州府、桂阳州和广东连山一带。清廷在永州、连山，设理瑶同知统治。瑶族官员称瑶总、瑶目。
瑶族人民世代在山区垦殖，清代大部分瑶族与汉族、僮族杂处，经营农业，生产与生活渐与汉族接近。山区少数人则是“由此迁彼，种山佣趁，往来无定”。广西大瑶山区仍保留原始制度的残余。村寨立有石牌，为共同遵守的法规。由石牌头人执行。广东连山地区瑶族首领称瑶老，管理村民事务。
农业区的瑶族人民，经济较为发达，但要遭受清官府和瑶族贵族、地主的压迫。一七○一年（康熙四十年），连山瑶族人民起义，打败前来镇压的广东官兵。清廷任命嵩祝为厂州将军，会同两广总督石琳，征调湖南、广西军队围剿。事后，陆续添设三十六个城汛，在瑶山周围镇守。瑶族民间流传着的斗争方针是：“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还”（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七）。依恃山险，往来游击，以抗击清军。
土家族 生活在湖南西部和湖北西部的山区。宋代以来，即被称为土人或土民。语言属汉藏语系，近于彝语，但清代土家族因长期与汉、苗族来往，多已习用汉语。只有少数聚居的土家人，仍操本族语言。
元代在湘西土家族住区设置安抚司、宣抚司，鄂西地区设宣慰司。明代统属于湖广都司，下设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由明廷授任各级土司，世袭统治。土司向明廷进贡马匹、虎皮、麝香等山区上产。领主占有大量土地，奴役农民。土司自有军兵，并依据本族的传统制度进行统治。清雍正时，在土家族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世袭制度，由清廷授任流官，取消土司军兵，实行汉地的赋税制。此后，土家族与汉、苗族人民的往来更为密切，农业经济也有所发展。但由于强制推行汉化，加剧了民族间的矛盾。清朝地方官员的腐败统治，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乾隆时，土家族人民参加了苗民反清的起义。嘉庆时，又参加了白莲教起义。
僮族 僮族为古代越人的后裔。宋代以来，汉籍多称为僮，今改称壮。主要聚居在广西省境。清初沿明制，有泗城、思明、镇安、广南等土知府。雍正时，改土归流，广西保留有二十七个土州、三个长官司、四个土县、十一个土司，共计四十五处；云南有土富州（今富宁县）。其他地区，都由流官管辖。
僮族土官占有大量田地。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查明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占有各种官田共四万余亩。广西巡抚金鉷说：“（泗城）土府官庄田五百二十六白（每白约一亩半至二亩），分与各亭里民出力耕种，每白派收谷一千斤，二谷一米折算，每白收米五石。但土属所种一白，止比内地亩半、二亩不等，以亩半、二亩之地，勒供五石租米，原系土府派累亭民之苛政”（《朱批谕旨》七年六月初四日折）。其他族目田和各种工役田，分拨给僮族农民耕种，或收取地租，或强派徭役，剥夺是严酷的。
土司与属下人民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赵翼说：“土民虽读书，不许应试，恐其出仕而脱籍也”；甚至有的青年女子出嫁，也要征得土司同意（《檐曝杂记》卷四）。土司除收取地租外，还要强迫人民每年贡献农副产品，承担各种劳役。改土归流以后，汉族地主典买土司田地的日益增多，僮族人民反抗土司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土司势力逐渐衰落。
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七月，广西思明土府各村僮族农民数百人，声称上官听信宠役黄瑞卿等，审断不公，手持器械，冲入衙署。土官黄观珠夫妇逃走躲藏，群众抄了他的家，砍死黄瑞卿。据太平府知府屠嘉正报告说：“因土官庸弱，有头目谭道美、郑可传鱼肉小民，黄瑞卿潜与勾通。以致村民聚众赴控土署，适遇黄瑞卿，遂擒砍杀。而各头目不乐归流，乘此上民轰闹之时，亦从中唆使，聚散不常等语”（《朱批谕旨》高其倬十年九月初三日折）。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广西按察使黄土杰指出，境内四十五处土司，“旧有田例之名，即系按田取租。其租银较民田加重，又有额外各项科派，土民剥削难堪，以致往往滋事”（《高宗实录》卷三十三）。僮族农民连续不断地进行抗租斗争，得到了汉族人民的支持。一七六四年（乾隆三十九年），雒容县僮民易法权联络群众，抗不交租，就是汉人张若鹏帮助策划的（同上书，卷九五三）。
僮族的农业生产，在平原地区，“耕用牛，溉用车，亦用戽”（钱元昌：《粤西诸蛮图说》）。水田称田，早田称地。田种稻谷，地种杂粮，雨水充足，常获丰收。乾隆年间，广西粮食接济广东民食，其中包括僮族农民的贡献。“僮人布”有很高的声誉。“以青白缕相间成文，极坚韧耐久，用为手巾，每一幅可三、四年不敝”。僮锦，“用杂色丝绒织成，五彩灿然，与刻丝无异，可为茵褥。凡贵官富商，莫不争购之”。（沈日霖：《粤西琐记》）僮族人民以土产与汉族商人贸易，商业也逐渐发展。
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早在宋代，曾出现过依据汉字改制的僮文“七俗字”，行用不广。清代僮族 多通汉语，习用汉文。
居住在广西地区属于壮侗语族的民族，还有姆佬、毛难等族。姆佬可能是古称僚人的后裔，今称仫佬。主要居住在广西罗城县境。毛难族聚居在广西环江等县。两族在清代，都从事农耕，多己渐习汉语和僮语，通用汉文。
洞族及其他诸族 洞族聚居在贵州、广西、湖南交界地带，也是古代越人的后裔。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因居民结为峒寨，故被称为峒人或洞人。明代以来，称为洞民。今改称侗族。明初设黎平、新化二府统治，新化后并入黎乎。领长官司十三。宣德时，设置流官，土官与流官并存。清雍正时，实行改土归流，进兵古州地区。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洞民与苗族起义反抗。次年，乾隆帝调遣西南各省兵力去古州镇压起义，当地洞民多被迫逃散。清兵设置军屯，驻军屯田。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广西龙胜地区的洞民二千余人，在吴金银领导下起义抗清，遭到镇压失败。吴金银被俘。
洞族经营农业，地主占有土地出租，大姓地主成为一方的豪霸。清初以来，大力修建水利工程，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由于与汉族往来，清代洞族多习汉文，并陆续设立了传习汉文化的书院、学校。洞族文士参加清廷的汉文科举考试，也曾取得功名。
居住在贵州境内，同属于壮侗语族的民族还有仲家与水族。冲家古称俚僚。宋代以来，称为仲家，今称布依。元代以来，分居在安顺、兴义及贵州南部地区。经营农业。雍正时，实行改土归流，废除明代的长官司，改设流官。嘉庆时曾爆发了韦朝元、王阿崇等领导的反清起义。水族被认为是越人的后裔。明代以后称水族。主要居住在苗岭山脉以南的龙江与都柳江上游地区。也以农业为主，山区则经营林木及各种特产。雍正时改土归流。水族聚居的荔波县清初属广西庆远府，后改属贵州都匀府。
贵州西部地区有化佬族，古称仡僚。从事农耕。因长期与汉族交往，习用汉语汉文。也在雍正时实行改土归流。
黎族 聚居在海南岛上，古称骆越或俚。宋代以来，汉人即称他们为黎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多通汉语，习用汉文。元代海南岛隶属于海南道宣慰司统治。明初设琼州府，下置州县。清沿明制，仍设琼州府。黎族以农耕为主，若干村落组成一峒，有峒首管理，官府授以职任。峒首以下又有总管、哨官、黎甲等名目。黎族多以黎为姓，其次王姓、符姓居多。
黎族农耕地区，明朝官府陆续设置官田和屯田。来自湖广、福建、广东地区的豪民，不断霸占田地。黎族土官恃势占田，掠夺黎民。清朝官员贪婪敲剥，也极残刻。当时人即指出：“额粮一石，私收数石，毒加骨髓，祸及鸡豚”（《清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八）。明朝统治时期，黎族人民曾不断举行武装起义。一五○一年，以儋州符南蛇为首的起义，曾波及三州十县。明清之际，南明抗清武装以海南为据点，黎族人民曾参加反抗清兵。康熙时期，清朝统治海南后，一六八○年（康熙十九年）琼山农民曾与广东海上汉族起义军联合，攻占定安等地。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琼山县指马峒王镇邦领导农民起义，先后攻破清朝设在黎族居住地的重要军事据点水尾营和薄沙、宝停、乐安等营汛。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黎族人民“被客民居住黎村者，重利盘剥，凌虐难堪”（《高宗实录》卷七六○）。在那隆、水满山领导下起事，处死二十余人。各地黎民纷纷响应，汉族地主、商人多逃进乐安城内躲避。
黎族农民长于种稻，稻田一年两熟，崖陵一带有黎米出售。黎族妇女织的黎锦、吉贝（棉布）、黎布，极具特色，盛销于海南（《黎岐纪闻》）。山区黎族的土特产品，通过墟市流入市场，换回黎族人民所需要的犁、锄、镞等铁制工具，以及盐、酒、针、线等日常物品。
居住在海南五指山区的黎族人民，明代以来，被汉人称为“生黎”，生产较为落后，并保留着原始的“合亩”制组织。合亩黎语称“纹茂”，意为“大伙做工”，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由若干户有血缘关系的父系小家庭组成。耕地有合亩公有、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三种，但都归合亩统一使用，集体劳动，产品除少量公共开支外，按户平均分配。每个合亩都有一父系长辈担任亩头，负责主持生产、分配及处理合亩内外的一切公共事务。合亩内各户称亩众，互相帮助，猎得野兽者，也将兽肉平均分给各户。合亩制在山区黎民中，一直保存到现代。
畲族 畲族自宋元以来即称为畲民。明清时大部分居住在福建宁德地区和浙江温州、金华等地。广东、江西境内也有少数畲人散居各地。畲族从事耕作，以种植水稻为主。地主占有土地剥削佃农。元初畲民陈吊眼、黄华等曾领导人民起义。明代多次爆发起义，以反抗明朝官府的统治。明廷设置畲官，由畲族人受任。清沿明制，仍置畲官统治。乾隆时，浙江青田县令吴楚椿曾著《畲民考》，详载浙江畲民状况。畲族与汉族杂居，习用汉语文。
番族 清人统称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为番族。又称平原地区从事农耕者为“熟番”，山林中以狩猎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