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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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
番族 清人统称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为番族。又称平原地区从事农耕者为“熟番”，山林中以狩猎为生者为“生番”或“高山番”。今统称为高山族。不同地区的高山族又有阿美、排湾、泰雅、赛夏、布农、雅美等称谓。郑芝龙据台湾后，大批汉人进入台湾，与高山族共同垦殖，农业逐渐发展。清康熙时设台湾府后，乾隆时又设南北理番同知，分别统治南北两路“番社”邵高山族村社共三百数十社。高山族人民遭受清官府和本族富人的压榨，曾先后参加了朱一贵、林爽文领导的起义，以反抗清朝的统治。
第六章 封建经济的衰落
清王朝发展到乾嘉时期，已经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明末社会经济的衰退和混乱，得到一定的恢复和稳定。但是历史发展到清朝，中国已经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是极其衰朽，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要求。而原先处于落后状态的满族统治阶级，它的经济和财政措施，又是力图巩固这个衰朽不堪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条件下，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劳动人民，仍然承受沉重的封建剥削。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能不受到严重的阻碍。整个社会经济，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
这时的世界上，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先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它们企图把中国当作原始积累的场所。作为抵制和防范的手段，清王朝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和管理。与此同时，存在于中国民间和友邻国家的经济往来，在清王朝禁海政策的限制下，也不能不因之受到一定的影响，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第一节 农业与农民
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主要体现在土地和农民的身上。农业生产、地权分配、租佃关系和农业雇佣关系，这是土地和农民状况的四个重要方面。
清初至嘉庆约二百年间的农业生产，在耕地面积、农田耕作和农作物等方面部有一些变化。其中有的变动较大，如耕地的恢复、农田水利的增进以及某些农作物的推广等；有的变动很小，甚至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如农具的使用、耕作的技术等等。整个看来，农业生产方面的变动是不显著的。二百年间，基本上是一个发展迟缓的状态。
这二百年中地权的分配，有一个先是土地集中部分地趋于缓和后又全面地再度集中的过程。而在土地集中的过程中，官僚和商人对土地的兼并表现得相当突出。
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的清王朝，在土地制度上，依旧保留着人身依附相当严重的租佃关系。这不仅出现在随着清王朝而来的旗地制度和明王朝遗留下来的佃仆制度中，而且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于一般民田。数以亿计的佃农，除了沉重的纳租义务以外，还负担着各式各样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枷锁。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早已出现的农业雇佣进入清代以后，在数量上有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某些地区，特别是经济作物地区，出现了一些雇工较多的富农，他们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接近于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关系。但是，这种经营形式，在整个农业中，比重很小。绝大部分农业雇工和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依然保存浓厚的封建性质。
（一）农业生产
一、耕地
清朝建立初期，面临着土地荒芜、农业残破的局面。在和明王朝作战及其以后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清朝军队对人民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对土地进行了严重的破坏。“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上种一二亩者”，几于随处可见。（《世祖实录》卷十三）这种局面，对清王朝的统治，也是不利的。因此，当清王朝的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以后，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生产。而对当时大量荒废土地的开垦，便成为当务之急。
关于开垦荒地的法令，从顺治元年（一六四四）起，便陆续颁行，而以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四月的一道“谕旨”，规定较为详尽。它要求各道、府、州、县官对各处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由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俟耕至六年之后，方议征收钱粮。
这个“谕旨”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招徕开垦的人，必须编入保甲。只有在编入保甲以后，才“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如果开垦上地的流民，未经赴官报明，没有编入保甲，那么开垦就变成“盗耕”，不但得不到“永准为业”的印信执照，而且还得按耕地“一亩以下苔三十，每五亩加一等”治罪。这就说明清王朝招垦荒地，恢复生产，其着眼点在于巩固封建社会秩序。如果因开垦而使封建社会秩序受到不利的影响，这时开垦便转变成为禁垦。广东的垦荒情况，就是一个例证。雍正五年（一七二七），那里抛荒的地亩数以万计，地方督抚一方面叫喊”报垦之数无几”，一方面却又把已经入山开垦，种植麻靛的穷民从山里赶出来，仅仅因为他们在开垦之先没有报官，编入保甲。
第二，开垦之田，在一定期限以后，需要缴纳田赋。这个期限最初定为六年，不久因筹措军费，缩短为三年。到了康熙初期，又由三年改为六年，中期又改为三年。改动的频繁，表明清王朝的垦荒还包含了增加财政收入的意义。
对新垦土地征收田赋，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中，就有广泛的议论。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安徽巡抚涂国相说：垦荒所需人力工本，数借于耕种熟田，定限三年起科，即使岁岁成熟，犹不能补偿所费工本，如果碰上水旱灾伤，那就不但“生息全无，反有剜肉医疮之困”。直隶灵寿知县陆陇其根据直隶垦荒的情形，对六年起科，也提出否定的意见。他说：北方地土瘠薄，荒熟不常。常常是在六年起科之时，所垦之地，已枯如石田、荡如波涛，而所报之粮，一定而不可动。所以小民视开垦为畏途，宁听其荒芜而莫之顾。从这里可以看出，清王朝之所以改动频繁，也反映垦荒农民对起科的不胜负担。
对垦荒的农民，清王朝也有一些扶助的措施。支借耕牛、种籽，就是比较重要的一项。在这方面，从顺治以迄康熙、雍正，历朝都有不同的具体规定，有的是支给实物，有的是折支现金；有的按亩计算，有的按人支给。不管怎样规定，如果认真执行，对缺本的垦荒农民，总是有些好处的。然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往往成为病民的手段。顺治时，已经有人指出：牛、种未发之先，即有衙役之需索；发给之时，又有奸役猾胥之侵扣；既发之后，复有纷至沓来之催征。康熙时报垦是“册籍有费，驳查有费，牛、种工本之外，复拮据以应诛求”。雍正时由于州县以至督抚，层层需索，以致“垦荒之费，浮于买价”。因此，一遇旱涝，官家牛、种的催索，逼得农民不得不再度逃亡。所谓“始而开荒，藉此牛、种，继而复荒，亦因此牛、种”。
但是，清王朝统治者对垦荒的成果却竭力加以鼓吹。他们说，康熙时期，已经是“地无弃土”；乾隆时期，“凡有可耕之地，耕种已无不遍”。在官方发表的耕地统计中，从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到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一百零五年间，耕地面积由五百五十万顷扩大到七百八十万顷，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有些省区，增加特别显著，如四川省，由一万二千顷扩大到四十六万顷，增加了三十七倍。
在农民辛勤开垦之下，清初所面临的土地荒芜的局面，在康熙至乾隆这一段时期内，是有所改变的，耕地面积有所恢复和增加。但是，对于开垦的实际成效，不能过高估计。乾隆帝自己就承认：报垦田亩，“多有未实，或由督抚欲以广垦见长，或地方有司欲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之意，而其实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飞洒于现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这种现象，事实上早已存在。雍正时期，广西报垦数万亩，“其实多系虚无”。河南报垦地亩，“尤多不实”。四川则以丈量掩饰虚报，“多就熟田增加钱粮”。以“熟田弓口之余”，“补报垦无着之数”，是那些虚报垦荒的地方官瞒上欺下的惯用手法。
因此，对垦荒的成果，必须有恰如其分的估计，清代初期的耕地面积，虽然有所恢复和扩大，但所谓“凡有可耕之地，耕种已无不遍”，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在所谓“康乾盛世”时期，“在整个国家中，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最肥沃的土地，处于荒芜的状态”。至于在趋于衰落的嘉、道两朝，人们所看到的是：“许多可以耕种的土地，无人过问”，沿海一带的土地，有的地方“荒芜不毛，到了极点”。而在对垦荒大事宣扬的河南，一个拥有五十三万亩耕地的县份里，荒地竞达四十万亩以上。
二、农田耕作
农田耕作，有三个重要的方面：一、农业生产工具；二、农田水利；三、耕作的集约和粗放。
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总的看来，有清一代，基本上没有什么改进。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乾隆时期编制的《授时通考》中，所列的农具，与十四世纪初期王祯的《农书》所载的农具，基本上是一样的。《农书》所列的七十七项农具中，只有一项不见于《授时通考》，而后者所列的农具，无一超越《农书》的范围。即使如此，农具中的某些改进，仍然是可能发生的。例如，由于冶炼技术的发展，个别地区曾经出现铁刃农具的锋利和耐用程度有所提高的记载。但是，总的看来，有清一代，农具的构造，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多少变化。这说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几乎是处于停滞状态。
在农业生产中，耕与种是两个主要环节。因此，犁与耧，一向是农业上的主要生产工具。铁犁牛耕，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开始使用，而耧车播种，在汉代也已发明。然而，到了清代，广大的农家，却很少有这些主要的农具。西北和西南普遍存在原始的耦耕方法。华北有些地方“田野中的耕犁结构非常粗糙原始，犁尖是用木头做的，根本不能进入多深的上地”。就是在农业比较发达的江南，那里的农民，不少是“把他的妻子轭在犁上当牛使用”。在广大的贫农中，十户未必有一条耕畜和一付耕犁。康熙年间，山东登州农民很少一家备有一犋耕犁，“穷民有至三、四家合一犋（拉一犁的畜力）者”。乾隆年间，拥有四十万农户的云南，全省牛马，不过六、七万匹，而用之于运输的有二、三万，用于耕作的不过四万上下，平均十户农民，才摊到一匹牲畜。事实上，能够像登州农民那样三、四家轮流使用一犋耕犁的，还是比较幸运的人。那些人数最多的贫农，手中往往只有一把锄头，耕也靠它，种也靠它。而他们中间的最贫苦者，甚至连锄头也要向地主租赁。
耧车播种，在清王朝统治时朋，也一直没有普及。在华北，只有部分地区使用耧车，大部分地区用手撒种。广大的西北，耧车几乎不为人知。在甘肃秦安，一直到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农民才第一次看到耧车。而这具耧车的出现，据说是由于一个比较关心“民瘼”的县官的提倡。
在封建社会中，真正关心“民瘼”的地方官是不多见的。即使有一、两个，也不能改变农业生产的整个局面。康熙年间，直隶肃宁一个县官曾经致力于水车的改进，据说他曾亲自动手，有时甚至“赤足田中”，进行指导。乾隆年间，山东日照一个县官也曾“教民河边，扎筒车取水灌溉”。但是成效怎样，却不见记述。即使有些成就，恐怕也只限于较小的范围内。从全国来看，不但华北的农田灌溉十分落后，就是在水利条件比较优越的江南，一直到乾隆时期，很多地方还只有所谓“百亩之家”，才能“用牛戽水”，一般农户是无力置备的。相反，以利民之名行害民之实的例子，却是数见不鲜的。打井原是一件好事，然而雍正年间，陕西开井，却以徒具形式，“阎阎滋累”，以至当时与河南垦荒并列为农业两大祸害。
清王朝比较注意农田水利，从康熙以至雍、乾，修治黄河、运河，曾保持很大的声势。但愈到后来，就每况愈下。实际上，不论哪一朝，都谈不上真正关心农田水利。康熙、乾隆时期，动员很大人力修治黄河、运河，主要是为了保证漕粮的运输，牺牲民田以保漕，在康熙时期已经是数见不鲜的事。山东运河“全赖众泉灌注微山诸湖，以济漕运”，自称“视民如伤”的康熙，为保证漕运，便下令地方官，不许“民间截水灌田”，以致一遇天旱，“尽七十二泉源，涓滴不易灌溉”；稍有水涝，则“环湖诸州县，尽成泽国”。尽管如此，这一时期既然对运河和其它河流作了一点修治，就多少减轻了自然灾害的程度。这和嘉庆以后完全置水利设施于不顾，农田损失和农业灾害日趋严重的情况，还是有所区别的。这可见于以下事例：
一、直隶京畿地区，在康熙、雍正年间，曾经两次建闸开渠，濬流圩岸，进行规模较大的营田活动。第一次发动于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当时天津总兵蓝理，在天津以南，开辟围田，招徕闽浙之人，垦水田二万余亩。据说当时这里“车戽之声相闻”，“人号为小江南”。但是，在蓝理离开以后，田土也就无人经理，圩坍河淤，不数年又“废为荒壤”。另一次发动于雍正四年（一七二六），由怡亲王允祥亲自主持。他在京畿附近三十六州县分立营田四局，开垦水田六十多万亩，“募江浙老农导之耕种”。两年之间，“秸积于场圃，粳稻溢于市廛”。然而允祥一死，司局者无所称禀，遂至“荒而不治”。其后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和十六年（一七五一）又修复过两次，但也没有恢复到雍正时期的规模。嘉庆六年（一八○一）以后，渐次淤积。
二、太湖地区为苏南水系宣泄之区，关系苏、松、嘉、湖的农田水利，有清代粮仓之称，清王朝为了保证漕粮的供应，对这个地区的水利，一直比较重视。康、雍、乾三朝，用之于苏州地区水利工程的公款，达到八十四万两，费用之殷，仅次黄、淮、运。其中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江苏巡抚庆有恭对太湖的疏浚，历时两年，用款二十二万两，规模较大。经过这次疏浚，凡湖滩草荡，悉令铲除，湖流入海故道有泄水桥门七十二，苏南各县蒙受其利。但是到了嘉庆以后，水利工程便寥寥不数见。此后，滩“草蔓纵横”，“菱芦弥望”。七十二泄水桥门，尽皆淤废。
三、长江三角洲地区水网纵横，绝大部分是富庶的稻米之乡，和太湖水系联在一起，同为清朝的财赋重地。由于接近海岸，这里经常受潮汐影响，潮夹挟泥沙而上，潮去沙停，河流最易淤塞。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工科给事中胡之俊就提出疏濬吴淞江和浏河的主张。康熙十年（一六七一），江苏巡抚马佑正式开濬这两条河流，动用了漕粮折款十四万两。使苏、松、嘉、常、湖、杭六郡在水旱之时，“不致大困”。乾隆时期，对一些淤塞河流，也进行过疏导，川沙境内的长洪和白莲泾，都是在这时先后疏濬的。但是，到了嘉庆以后，便也无人过问。
四、鄱阳湖地区也是一个水稻高产地区，有“江右谷仓”之誉。江两省垣四周二百里内，是产米的一个中心。但是，由于湖堤长期失修，嘉庆以后，“皆壁立不能御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