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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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法典中关于“雇工人”的范围，是在不断变化的。总的趋势是“雇工人”的范围，在逐渐缩小，而脱离人身隶属关系的雇佣在逐渐增加。在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明律的新题例中，对“雇工人”的范围，第一次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属于“雇工人”这个范畴的，是“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长工，至于“短雇月日，受值不多”的短工，则不再属于“雇工人”的范畴，获得了在法律上与雇主平等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短工得到了人身隶属关系的解放。
万历十六年以后，“雇工人”的涵义，又有一些变化。到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纂修律例，对“雇工人”条例作了新的规定以后，就不再有大的变动。五十三年的新条例规定：凡受雇眼役之人，“素有主仆名分者，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均以‘雇工〔人〕’论；若农民佃户、雇情耕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依凡人科断。”这个条例虽然把有主仆名分的雇工，一律定为“雇工人”，但只要是农民佃户所雇的耕种工作之人，则不论其是否立有文契、议有年限，亦即不论是短工或长工，均一律当作“凡人”看待。至于在有主仆名分的那一部份雇工中，基本上又是受雇于地主、议有年限、立有文契的长工。至于短工，一般并无主仆名分，因此，这个条例，实际上是在短工之外，又解放了一部分长工的“雇工人”身份。当然，那一部分受雇于地主、素有主仆名分的长工，是连法律上的解放也谈不上的。
法律条文上的变化，无疑是实际生活中雇佣关系变化的反映。现存的清代档案文件表明：在乾隆初期，有的农业雇工在受雇时，明确声称：“止做种田生活”，不做杂役。（乾隆六年六月初三日广西巡抚杨锡级题）至迟在乾隆中期以后，民间的农业雇佣中，雇主与雇工同坐共食，平等相称，并无主仆名分的雇佣关系，已经普遍存在。这些雇佣绝大部分出现在“农民佃户雇倩耕种工作”之中。这些雇佣中的雇主，主要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只雇工一、二人，同时自己也与雇工“一同力作”的富裕农民或佃农。他们虽然“耕褥收获，均倩人力”，但自己也是“终岁勤劳”。（李象鹍：《平价禁囤议》）他门和雇工之间的关系，虽然比较“自由”、“平等”，但是他们手中还没有建立资本关系所必需的“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他们和雇工之间的关系还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资本关系。而那些雇工较多的地主，根据乾隆五十三年的条例规定，则反有可能与雇工继续保持封建的“主仆名分”和封建奴役。因此，整个说来，在清代的农业中，封建的雇佣关系，仍然居于统治的地位。
当然，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清代的农业中，也像在手工业中一样，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经济作物比较集中的地区，出现了雇工经营规模较大的租地富农。前述四川、广东甘蔗产区，山东、广西产烟区和安徽、福建产茶区的农业雇佣，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其中如福建茶山的租种者，大多是外来的商人，他们“既出山租，又费资本”（《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一家的资本达二、三十万两，雇工多至百余人，其地位和租地农场主颇相类似。乾隆时期，在粮食作物的土地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景。乾隆中期以降，皖南徽州地区在新引进的包谷的种植上，就出现雇工租地的富农经营。其中有的雇工达十余人，有的预租一二十年，交租银数百两。（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安徽巡抚萨载题，明清档案馆藏刑科题本；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道宪杨懋怡查禁棚民案稿》）。有些租地经营者还兼具手工业主的身份。如广东合浦就出现过租佃土地雇工种植甘蔗，同时又设置糖坊，熬糖发卖的租地经营者。（乾隆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明清档案馆藏刑科题本）在这些经营中，可以察觉到资本主义萌芽的破土。但在整个农业中，它所占的比重还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节 赋税与财政
明末农民起义对封建王朝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清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经济上和财政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上的措施主要是扩大耕地，恢复生产（见上节）。财政上的措施则是所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清王朝的额定财政收入，在开国初期每年为一千四百余万两，与明朝万历以前的岁入，约略相当。顺治后期，增加到近两千万两。其后逐步增加，康熙时期已超过三千万两，到乾隆时期则突破四千万两，较顺治时已增加一倍以上。而实际的开支，则远远超过这些数字。顺治后期，额赋收入还不到二千万两，兵饷支出已增至二千四百万两，全部收入支付军费，尚不足四百万两。康熙平定三藩之后，军饷支出仍达一千四百万两。乾隆一朝的经常军费支出，每年多的达一千八百多万两，少的也在一千五百万两以上。（经济研究所抄档，俸饷（十七）（一）一九七）临时的军事开支，则又倍蓰于此。包括多次不义战争在内的所谓乾隆“十全武功”，每次耗费都是盈千累万。嘉庆一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支出，就达到两亿一千万两，为前所未有。一次战争，等于消耗了国家五年的财政收入。
这种局面的存在和继续，必然使赋税正额不足以应付王朝的需要。特别是乾隆一朝，既要应付日益增加的庞大开支，又要维持国库充盈的虚假体面，于是日益乞灵于正额以外之加派。而加派手法之恶劣以及对人民负担和整个经济所造成之严重影响，都是十分突出的。
在清王朝的各项税收中，田赋（包括漕粮）收入约占四分之三，盐课、关税及其他杂税收入约占四分之一。名义上课税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和商人，但在实际征收中，主要的负担，落在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身上。地主和商人，特别是其中的豪绅地主和大商人，在这个政权下面，有各种途径逃避应征的课赋。
（一）清王朝的“轻徭薄赋”政策
清初的所谓“轻徭薄赋”政策，主要有以下几项措施：一、蠲免明末加派；二、新增人丁永不加赋；三、摊丁入地；四、蠲免钱粮。这四项中，前两项被认为是直接减轻人民负担的积极措施，摊丁入地是进一步使人民的财政负担趋于合理化，而普免钱粮则是在减轻人民财政负担的基础上的额外优惠。
一、关于蠲免明末加派
所谓明末加派，是指万历未至明亡二十多年间为应付辽东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而对田赋、关税等的加征，包括所谓辽饷、剿饷和练晌的加派。摄政王多尔衮说，这是要取消“厉民最甚”的“前朝弊政”。事实是：清朝入关定都北京以后，各项税收原定按照明末数额征收，由于当时的赋役册籍，在战争中大部散失，仅存万历时期的会计簿，只好按万历旧额征收，免除明末加派。这种措施，显然不能持久。因此，清王朝的官方文告，虽然声称所有加派，要“尽行豁除”，甚至要以“杀无赦”来惩治“蒙混倍征”的官吏。但是，这种动听的言辞，并不能改变“倍征”的事实。顺治元年（一六四四）“一切加派尽行蠲免”的话音刚落，清王朝就马上改口，说什么明末加派，“原非尽派之民间”，“宜量留派征”。由“尽行蠲免”到“量留派征”，前后不过一年。而顺治元年刚刚禁革明末对各省常关加增的税额，不出三年，就在原额之外，又加上“天启、崇祯递增额数一半征收”。
在这种出尔反尔的情况下，顺治元年的规定对不少州县而言，只是一纸具文。在华北，顺治后期河南巡抚贾汉复就公开承认刊造赋役全书之时，并没有按照豁免的规定“磨对清楚”，以至河南一省所征田赋多于正额者，“每州县不下盈千累万”。在江南，康熙初期江宁巡抚汤斌还未赴任，就有人告诉他：那里承明积弊之后，田赋之重，“一如往时”。事实上，清王朝不但没有认真执行它所宣布的对明末加派的豁免，而且还不时加上新的额外征派。康熙前半期用“暂加三饷”的名义，曾经多次进行加派，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当有些地方请求豁免时，户部还以“征收与各州县同，不便独蠲”为辞，拒不批准。
以上事实，至少可以说明加派的豁免，并没有普遍和彻底的执行。而且，即使认真执行，所蠲免的，也只限于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加派。事实上，明王朝的赋税加派，从嘉靖朝就已经开始，到了万历末年，也就是清王朝引以为征税根据的那一年，田赋加派总数就在五百二十万两以上，相当加派以前正赋收入的三分之一。显然，这五百多万两的加派是被清王朝当作正额加以征课的。因此，即使承认加派已尽行蠲免，清王朝的赋税征课也只是比明末天启、崇祯的二十余年有所减轻，和嘉靖以前比较，人民的负担，反而增加了三分之一。
二、关于“新增人丁永不加赋”
“新增人丁永不加赋”，是从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开始实行的。它规定丁赋的征收，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新增人丁，永不加赋。这一措施曾经被说成是“有书契以来未有之旷典”。
丁税和田赋，在摊丁入地以前，是两个并列的征课项目。田赋按亩征课，丁税则计口征收。由于丁税对农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无地农民，为了拒纳丁银，往往被迫逃亡。这种因人丁逃亡而征不足额的情形，从清初至康熙五十年间，始终存在。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中，康熙也承认一户有五、六人，只有一人交纳丁税，有九丁、十丁之户，也只一、二人交纳丁税。这说明，在颁布“诏令”之先，丁银之未能足额，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为了达到足额征收的目的，清王朝订了不少奖惩措施。如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规定编审户口，要“逐里逐甲，审察均平”，“如有隐匿捏报，依律治罪”。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又将编审限期缩短，凡新增之丁隐匿不报者，也依律治罪。在奖的方面，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规定“州县官编审户口，增丁至二千名以上，各予纪录”。康熙二年（一六六三），更扩大范围，只要有一州一县增丁二千名以上，从州县官、道府、布政司直至巡抚总督，统统准予纪录。然而，即使这样奖惩兼施，效果还是非常微小。一直到康熙颁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之前一年，各省编审人丁，仍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地方官未尝不力求足额，免于罪戾。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直隶灵寿知县陆陇其就承认：从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到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这个县载在赋役全书的人丁，增加了九八七丁，而实际审定丁数，却少了五六九丁。其所以如此，是由于“编审者惟恐部驳，要求足额”，且又恐仅如旧额，犹不免于驳，“必求其稍益而后止”。这样的严攫遍索，而仍然不免于征不足额，原因是很清楚的。那些没有交纳钱粮的余丁，决不像康熙所说，是在“优游闲居”，“共享安乐”，而正像陆陇其所说，他们已经是“老幼无立锥”，“逃亡无踪迹”。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如果认真执行，当然有减轻人民负担的一面。因为新增人丁，自此不再交纳丁银。但是，它同时又有增加人民负担的一面，因为如果人丁减少，丁银却要维持常额，不能相应减少。在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户部议定的执行条例中，规定了“新增人丁补足旧缺额数”的具体办法：一户之内，如同时有新增之丁和开除之丁，即以所增抵补所除，如新增之丁不足以抵补开除之丁，即以亲族之丁多者抵补；又不足，即以同甲、同图之粮多者顶补。这种办法，就连为清王朝唱赞歌的人也加以非议，认为这是“丁倒累户，户倒累甲”，“在官谓之补，在民谓之累”。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不管有没有新增人丁，应除之丁根本不予开除。如云南省，一直到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实行摊丁入地之前，“寸椽尺土”之丁，“虽老病故绝，编审时从不除减”。
三、关于“摊丁入地”
所谓“摊丁入地”，是将原来按人丁所征之税摊入地亩。这个办法，在康熙后期，即已试行于少数地区，而其正式施行和推广，则在雍正初年。在此以前，无地之丁虽然不交田赋，但须交纳丁银。摊丁入地之后，则无地之丁，并丁银亦不必交纳。
摊丁入地是丁银征不足额的必然后果。王庆云在《熙朝纪政》一书中说道：丁银“均之于田，可以无额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可以保证“保甲无减匿，里户不逃亡”。这就证明清王朝之所以改行摊丁入地，是为了丁银的征收得到足额的保证，更有效地使农民附着于土地。
虽然如此，摊丁入地仍然不失为一项积极的措施。这不仅因为实行摊丁入地之后，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以免除或减少丁银的负担，而且由于逃亡人口的减少，对发展农业的生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丁银是力役的代金，在丁银与田赋分别征收之时，“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摊丁入地以后，丁徭与地赋合一，无地农民理应别无徭役。可是，在丁银摊入地亩之后，却又留了一个“编审人丁以供差役”的尾巴。也就是说，丁银摊入地税，并不意味着地方差役摊派的停止。于是，口头上“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官有兴作，悉出雇募”。实际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对力役之征，照旧“有赴功之差”，而田连阡陌的富豪之家，反得依仗权势，“不应差徭”。
可见摊丁入地的实际施行，并不像官书中所渲染的那么“公平至当”。但是，即使这样，它也受到“有田之家”的抵制。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开始实行摊丁入地时，有人就料到“有力之家”的“阻遏”。山西省从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开始试办，一直到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全省一百零四州县中，丁粮合一者，只有四十一州县；丁粮分征者，仍有二十六州县；其余三十七州县，有的只将丁银一半或三分之一摊入地亩，有的将丁银统按下下则征收，以余额归入地亩。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要遵循“有田之家所加者无多”的“良法美意”。正由于此，摊丁入地，延续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贵州至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才开始通省施行，山西则迟至道光二年（一八二二）还在“次第查办”，而吉林省有些地方，一直到光绪八年（一八八二）还在等待地方官来“摊丁于地，以甦民困”。
四、关于蠲免钱粮
蠲免钱粮彼认为是清王朝的“旷典”之一。康熙六十一年中，蠲免钱粮“有一年蠲及数省者”，也有“一省连蠲数年者”；乾隆六十年中，四次普免天下钱粮，三次普免各省漕米。封建王朝企图以此证明“薄海亿兆，并裕仓箱”，为“古今第一仁政”。
事实上，蠲免钱粮证明了“并裕仓箱”的反面。
钱粮的蠲免和积欠往
